李伟  项莹  祝天宇  浙江财经大学数据科学学院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2016N43Y），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项目（2015A001）。

摘要：目的：研究影响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居民健康水平的社会决定因素。方法：基于2002-2014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社会决定因素与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回归，对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从全国来讲，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就业水平、城镇化水平、居住环境均对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但对不同区域健康水平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结论：东中西部地区应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及减小健康不平等。

关键词：社会决定因素；健康水平；固定效应模型

健康与健康不平等一直以来是国际国内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2011年10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巴西举办“健康问题社会决定因素世界大会”上提出在国际社会开展一场社会运动，促进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改善，缩小健康差距。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指在那些直接导致疾病的因素之外，由人们居住和工作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条件所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从微观层面上，主要从教育、职业、收入、性别、种族和民族等对个体健康的影响。从宏观层面上，主要从城镇化水平、国际贸易、产业结构等对区域健康的影响。相对于微观层面的研究而言，区域宏观层面的研究却较少。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本文基于2002-2014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选择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城镇化水平、就业水平、居住环境等5个宏观层面的社会决定因素对东中西部地区健康和健康不平等进行分析。

一、变量选择与来源

因变量健康水平采用了围产儿死亡率来衡量。国际上通常使用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预期寿命等作为衡量健康水平的指标，因我国省际统计资料中关于后两者的数据缺失或者不全，故采用与婴儿死亡率比较接近的围产儿死亡率。

社会决定因素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水平、失业率、城镇化水平、居住环境等。表1为变量的构建与说明情况。以上数据均来自2003-2015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所有数据资料整理成2002-2014年包含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

表3.1  变量的构建与说明

二、结果分析

（一）东中西部地区健康水平差异性描述

以东部为参照组，计算样本期间内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相对率比（RR）和率差（RD）以反映不同地区之间健康水平的差异程度。表2可以看出，中部和东部的围产儿死亡率率差从2002年到2010年不断缩小，从2.3‰缩小到0.2‰，此后一直维持在0.1‰以内的水平；率比从2002年的1.2下降到2010年的1，此后一直维持在1，可见东中部地区围产儿死亡率差异逐渐减小。西部与东部的围产儿死亡率率差从2002年5.4‰下降到2014年2.3‰；率比在这期间一直维持在1.5左右，可见东西部地区围产儿死亡率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

表2  东中西部地区围产儿死亡率（Y）的率比(RR)、率差(RD)

（二）社会决定因素对东中部地区健康水平模型检验与回归结果

1、模型检验结果

基于2002-2014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围产儿死亡率为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受教育年限、城镇居民失业率、人口城镇化率、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为解释变量，由于我国地区间居民健康、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等存在很大差异，所以除了建立全国模型之外，分别建立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模型，探究影响区域健康水平的社会决定因素是否存在差异。运用面板数据需要进行模型选择，通过固定效应模型（FE）与混合最小二乘(Pooled OLS)和随机效应模型(RE)对比之后，得出四个模型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RE）更佳。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表3  模型设定检验结果

注：Hausman test检验指为负数的情况下，检验失效，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2、实证分析结果

模型拟合结果如下表4所示。全国的模型拟合结果表明，各种社会决定因素与健康水平呈现显著相关。人均GDP每提高10000元，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上升0.04‰；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会下降0.89‰；失业率每上升1%，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下降0.43‰；城镇化率每提高1%，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下降0.54‰；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加1t/km²，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上升0.0037‰。

东部地区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结果，失业率、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健康水平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其余地，人均GDP每提高10000元，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上升0.027‰；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围产儿死亡率会平均下降1.22‰；城镇化率每提高1%，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下降0.30‰。

中部地区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结果，人口城镇化率和二氧化硫排放量与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城镇化率每提高1%，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下降0.51‰；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1t/km²，围产儿死亡率平均提高0.0035‰。

西部地区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结果， 除人均GDP与健康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之外，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1年，围产儿死亡率会平均下降1.22%；失业率每上升1%，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下降0.89‰；城镇化率每提高1%，围产儿死亡率平均下降0.60‰；平方公里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1t/km²，围产儿死亡率平均提高0.0073‰。

表4社会决定因素对健康水平影响的固定效应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示在0.01的水平显著，**表示在0.05水平显著，*表示在0.1水平显著

三、讨论

   我国东中部地区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等均有较大的差异，导致了各地区健康水平也存在一定差别。从社会决定因素的角度，东中西部地区应有侧重点的采取差异化的政策措施提高居民健康水平及减小健康不平等。

（一）从经济发展水平和居住环境的角度分析，随着人均GDP提高，东部地区围产儿死亡率越高，说明东部地区这样的发达地区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带来的基础设施、医疗水平的提高等正面效应并没有促进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而有所下降，同时，东部地区居住环境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居民工作环境、生活压力等负面效应影响到居民健康水平。对于经济欠发达的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影响到居民健康水平，但是居住环境的恶化却成为影响健康的显著变量，因此应积极改善经济发展质量从而提高健康水平。

（二）从失业率的角度分析，西部地区居民健康水平会随着失业率的提高而降低，这是因为很多居民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缺少就业机会，经济来源受到限制，导致生理心理等方面健康水平的下降。但是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失业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系。

（三）从城镇化的角度分析，理论上城镇化对居民健康水平的影响存在正向和负向双方面的作用，基于不同样本、不同的健康衡量指标等得出的结论也截然不同。本文基于地区宏观数据分析，城镇化对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居民健康水平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且对西部影响程度要高于其他地区。这说明城镇化带来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政府应考虑推进有效的城镇化从而提高各地区居民健康水平。

（四）从受教育程度的角度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与绝大多数文献的结论一致，认为教育与健康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无论是从个体微观角度还是地区宏观角度，受教育年限越长，健康的意识就越强，从而促使居民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政府形成关注健康的宏观政策。

参考文献：

[1]  石光,韦潇,汝丽霞.卫生政策的优先重点:健康和健康不公平的社会决定因素[J]. 卫生经济研究,2012(5):35-38.

[2]  刘丽杭,王小万.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与健康的不公平[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0, 20(15):2393-2395

[3]  郭岩,汤淑女.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与慢性病防治[J].中国预防医学杂志,2010,11(11)：1167-1169.

[4]  程令国,张晔,沈可.教育如何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来自中国老年人的证据[J]. 经济学(季刊), 2015,14(1):305-330.

[5]  李建新,夏翠翠.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收敛”还是“发散”？——基于CFPS2012年调查数据[J].人口与经济,2014(5):42-50.

[6]  徐淑一,王宁宁.经济地位、主观社会地位与居民自感健康[J].统计研究,2015,32(3)：62-68.

[7]  张乐,曹爽,徐凌忠.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群健康状况关系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4,33(2)：54-55.

[8]  陈辉民,王灿漫,宋志航.国际贸易对人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5,34(7)：71-73.

[9]  张帆.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基于有序概率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4,33(12)：5-7.

[10]吴晓瑜,李力行.城镇化如何影响了居民的健康？[J]南开经济研究,2014(6)：58-73.

[11]程明梅,杨朦子.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25(7):8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