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爽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江苏高科技外向型企业转型升级对策研究”（2020SJA1497）；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院级课题“数字经济时代苏州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智能化转型路径探究”（701K643）。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成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本文从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入手，分析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提出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加速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关键词：数字经济；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对策

一、引言

纵观全球经济发展趋势，技术创新在推动产业结构变革方面起到关键作用。技术创新不仅可以萌发新的产业形态，也通过赋能传统产业改革带来转型升级。数字技术的出现为各个传统行业和领域注入全新动能，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扮演重要角色，其蓬勃发展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引擎[1]。随着我国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为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带来了契机。制造业作为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将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当前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承受着国际国内双重压力[2]。在国际上，发达国家积极部署制造业转型方案，率先依靠原始积累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给我国制造业发展带来压力，使我国科技产品的竞争力下降；同时我国中低端制造业也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竞争。国内，随着我国人口、土地、设施成本优势减弱，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须加快向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新模式转变。多种影响叠加下，我国亟需紧随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速度，突破发展瓶颈。但目前我国针对数字经济背景的传统制造业发展规律认识仍不够深入，对于数字技术如何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突破。本文将结合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找出相应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制造业数字转型已经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从企业自身到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发展路径[3]。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

围绕企业数据的采集、加工、应用环节进行整体规划，开展企业内数据收集治理体系建设，增加数据的资产价值。通过对企业内部机器设备进行数字化改造，全面提升传统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打造“数字车间”、“智能工厂”，开发节省人工且安全高效的操作环境。对企业各环节的机器设备进行工业互联网改造，打通企业内部各生产环节的数据链，减少设备的待工时间和维修费用，采取标准化、流水线方式追踪产品生产全流程，随时追溯订单信息，及时追踪产品由机械条件、物料情况、生产人员等因素所产生的质量问题，提升企业生产线的整体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管理水平，通过提升设备工作效率和操作透明度，对车间生产设备进行精准监控，并进一步催生出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等新模式、新业态。打通企业研发到销售全过程数据，追踪从生产计划排产到入库发货数据，削弱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运用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数字化技术挖掘各环节产生数据的深度价值，精准把握市场变化规律，从而更有针对性的调整研发设计环节，解决企业通过市场调研进行产品研发的时效性不强的问题。通过精准定位细分用户群体和需求，制定对应生产方案，实现柔性生产。

（二）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发展路径

通过培育数字化产业集群，支持信息通信企业、互联网企业等发挥其在工业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优势，服务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提供产业政策信息、宏观经济信息、行业信息以及专业咨询等增值服务。充分整合制造业不同行业全产业链数据资源，根据数据流的实时变化，对产业链的业务、生产、资金流程进行协调优化，实现行业数据流的充分流通和生产资料在产业链企业间的优化配置，从而对实现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更高效更精准的决策。鼓励制造业龙头企业根据行业发展特点打造工业互联网标杆平台，引导其通过资源数据共享，建设共享平台，带动行业内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中小企业利用平台资源的准入条件，实现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联动。通过自主可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加快面向不同行业和场景的自主模块开发，分析关键资源和工具，集中突破平台关键技术，推动工业互联网在重点行业的推广作用。

（三）管理方式转型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不仅推动着制造业企业和产业的“硬性”领域转型升级，在企业管理组织构架领域同样需要发生转变，使组织更加扁平化[4]。当前我国传统制造业企业大多采用“金字塔”式组织构架，其在发挥精准、稳定、规律的管理价值的同时，也存在管理成本高、创造力缺乏，难以应对快速、不确定的市场变化的弊端。在针对客户需求开展精准服务，跨部门执行任务时，组织效率偏低。数字经济时代要求企业各业务单元直接面对客户，以快速适应外部市场变化，加速企业反应能力和针对性。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也将给企业在面对柔性化生产、个性化销售的组织结构转型中带来更便捷的协同工具、更快速的数据传递以及数字处理方式，组织专业化程度更高，解决企业协同难、管理难、成本高的问题。为实现企业快速响应国际市场变化的需要，企业应积极实施全球合作战略，打破企业自身资源和制造的局限性，利用全球数字技术实现产品各个模块的并行设计和生产，多渠道整合创新资源，从而减少研发设计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

三、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存在问题

（一）关键核心数字技术的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一是随着5G、通讯、物联网、新能源汽车等智能产业的发展，我国对芯片及模组、频射器件、新型显示器等产品的需求增强，引领性的可以转化为生产力的成果还不多，原始创新能力有待加强，存在着外依存严重的问题[5]。二是工业软件作为联系工业生产与现代信息化的纽带，涵盖工业图纸设计、物理设计、加工设计功能的CAD、CAE、CAM等工业设计软件的使用是制造流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目前主要由国际工业软件龙头厂商把持，我国对应用软件的自主研发能力不足。三是企业设备设施的联网率不高，设备网络化改造以及线上服务改进亟待进一步夯实，对新技术的应用和更迭推进较慢。四是由于制造业不同领域之间具有行业壁垒，现有的数字技术在制造业不同领域使用存在标准差异，数字技术和业务相结合的创新能力不足，需要大量的各学科间互相渗透、相互交叉的跨领域知识储备。

（二）制造业领域缺少数字技术行业标准

一是部分企业数字基础比较薄弱，自动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程度尚未达到数字化的水平，企业内缺乏标准性规则联通各个环节的数字化系统，影响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企业内部信息化部门和业务部门相互独立，部门间缺少对彼此核心知识的了解，企业内部数据库的服务共享机制难以建立。二是制造业领域存在较多细分行业，不同行业之间设备种类和设备的应用场景差异较大，在同一细分行业内处于产业链不同位置的企业个性化特征也不同，导致制造业行业间的数据的采集、转化和储存标准不统一，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突破口上存在差异。导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制造业行业标准的缺乏出现了业务和数据孤岛，对产业数字化转型产生阻碍。尽管我国一些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已经出台了相关智能制造标准体系的构建指导方案和框架，但是标准的市场接受程度不高，具体标准的研制和推广仍处于起步阶段。

（三）数据开放共享和安全问题依然亟待解决

一是数据开放共享后，数据的关联聚合程度增强，其中涵盖设备、产品、运营、用户等各个方面数据，数据在采集、存储和应用的过程中一旦发生泄露，将导致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数据暴露，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秩序。二是数据产权归属、数据使用规范以及数据所有者、应用者、监管者之间的责权划定问题等仍没有十分明确，导致对数据市场数据不敢用与数据过度用的情况并存，企业面临着有效获取数据以及内外数据共享的较大障碍和困难。三是数据监管问题，网络攻击具有远程化、非对称、难溯源的特点，当前数据的交易缺乏有效的监管，如果数据被篡改，可能导致企业生产流程混乱。虽然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措施，但数据质量规范标准、数据价值量化标准仍比较缺乏，数据安全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四）复合型数字人才不足

一是制造业内部所涉及的学科众多，行业变革对人才结构提出新要求，数字化人才不仅包含掌握信息技术内容、管理内容的IT工程师、数据科学家、数据分析师等传统意义上的技术精英，还需要贯通工业和ICT的复合型人才，目前适应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复合型人才、应用型人才、领军型人才储备上的不足被突显出来。二是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结构的不匹配，人才的教育和培训与市场需求不完全适应，导致结构性失业与劳动者就业难双重矛盾，技术人员的工作竞争力下降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总体成本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生产效率。三是人才的流动性增加，制造业对人才吸引力较弱，西部地区和传统制造业企业的人才净流出加剧，部分企业难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与福利，企业吸引和激励保留人才措施单一，企业考核机制和职业发展体系不完善，不仅无法激发人才的创新活力，更难以留住数字人才。

四、数字经济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策建议

（一）加大数字科技研发投入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出台数字技术专项研究规划，深入推进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核心工业软件等关键底层技术、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研发。加大关键共性数字技术研发资金投入，建立数字技术研发建设基金，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大幅提升数字科技资金增长幅度。创建关键共性数字技术产学研合作机制，依托研发机构、高校、企业和社会机构力量共同研发关键技术，加快在战略新兴产业部署研究基地，提升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进度和产业化推广，提升产业竞争力。重点推动建设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基础设施，加快工业宽带网络升级改造，支持工业企业内网改造，支持传统制造业企业利用新型技术和设备改造生产现场网络和系统，提高生产质量、效率和资产运营水平，赋能企业提质增效[6]。

（二）加快推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

加强强制性国家标准体系顶层设计，根据制造业的转型需求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方向，梳理目前正在执行的技术标准，查找现存标准的短板，分析数字经济下企业转型对新标准的需求，编制与产业图谱相对应的标准图谱。打破传统行业和领域壁垒，建立制定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标准，推动形成统一的标准体系。针对重点行业建立全产业链标准图谱，推进标准体系建设。推进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加快对数字经济领域术语、数据格式以及工业互联网标准制定、发布以及实施，鼓励更多企业将先进技术转化为行业标准，提升企业竞争力，实现标准的互联互通。瞄准国际标准提升国内标准技术水平，组织开展与国际标准对标，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工作，主动参与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制定，提高国际标准的风险防控能力。围绕“一带一路”的建设需要，推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外文版，加强国际技术合作，积极吸纳来自全球的最新科技成果，通过推行国家标准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促进我国数字技术和产品的国际化发展，提高国际市场份额。

（三）支持科技成果产业转化

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数字技术进行走访调研，并对现有的科技成果梳理、跟踪、挖掘，通过汇总建立科技成果信息沟通工作机制，设立双方科技成果沟通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供需信息公开，实现信息间的有效对接。出台相应政策加速新技术的工程化市场化，加速数字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不断加快技术成熟迭代。鼓励高校院所聘用技术经纪人开展技术转移服务，鼓励技术经纪人由兼职向专职转型，完善技术转移体系。改革科技成果管理体制，赋予按成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联动省、市投资平台出资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成果转化基金，发挥增强科研人员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使科研人员享受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四）促进数据开放连接共享

支持企业加快部署数字化工具和设备，依托工业互联网建设所需的信息协同机制，提升生产环境数据、设备数据、产品标识数据的采集能力，持续推动数据的开放共享以及高质量汇聚，打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和生产控制系统数据，实现企业数据全程远程监控，提升数据完整性。推动不同领域标识数据的采集和共享，加速优势产业上下游企业间的数据开放共享，建立合作共赢的共享机制，鼓励平台向中小企业提供数字服务，研制产业链和供应链数据共享图谱，助力产业链数据互通。支持企业建设自主大数据平台，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数据流通关键技术攻关，实现多源数据的采集与流通，确保数据流通准确性。鼓励企业建立数据管理机制，通过免费共享和付费订阅的方式完善数据交易制度，加强市场监管，降低数据流通风险。制定数据权利归属权、数据交易相关制度，完善数据产权保护制度，明确数据交易双方责任义务及问责机制，对数据交易形成完整的保护体系，推动数据高效利用和深度挖掘[7]。

（五）完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

推动传统法律治理体系转型，在促进我国制造业数字化创新、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完善数字经济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构建数字技术驱动型司法体系。借鉴国际关于数字经济的法律条款，结合我国传统制造业实际情况，着眼于保障国家数字安全，充分协调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与加强数据问题监管的关系，通过精准监管，实现从法律的静态约束到动态治理的作用转变，建立数据泄露、数据垄断、数据恶意修改预防机制以及事前、事中、事后立法监管体系。加强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平台、工具、技术的监管力度，完善隐私保护立法和数据安全立法，增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打破平台数据垄断、流量垄断等新型数字经济问题。通过完善法律体系为企业营造出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公平、公正的市场法治环境，保障数字经济下制造业转型发展的数字技术创新，也规制数字经济领域发展的社会问题，维护国家数字安全，保障企业健康发展，维护数字消费者的相关权益。

（六）构建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

从数字技术发展需求出发，明确数字创新人才的能力标准，一方面针对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人才应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力、素养进行评估，另一方面也要对数字创新人才的业务能力、业务运营和风险管控能力做出界定，构建集具备制造业及数字技术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打造核心领军人才、研究开发人才、工程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不同层次人才组成的人才培养体系。探索新兴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支持深化校企、政企合作，推动重点企业与研究机构开展合作建设企业培训基地。依据企业数字化转型一线所需的数字化业务、数字技术能力、数字处理能力、数字组织能力，鼓励有条件的高校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支持高校开设数字化转型相关专业、开设相应的培训课程，满足专业人才需求，着力解决数字创新人才紧缺问题[8]。激发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协会、培训机构在数字技术人才培育中的作用，紧随行业发展趋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强化校企合作资源、整合优质培训资源，开设开发一批针对数字技术的基础课程。营造良好环境，探索更加有效的引才机制和保障政策。

参考文献：

[1]肖苏阳.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J].广西质量监督导报,2019(06):188-189.

[2]钱艺文,黄庆华,周密.数字经济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涵、逻辑与路径[J].创新科技,2021,21(03):10-17.

[3]张伟东,王超贤,孙克.探索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新路径[J].信息通信技术与政策,2019(09):31-34.

[4]王德辉,吴子昂.数字经济促进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J].长白学刊,2020(06):92-99.

[5]伯广宇,黄叙新,吴仲城,彭辉,李季,方勇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产业融合特征及引导策略探索——以传统制造业为例[J].中国发展,2020,20(03):20-23.

[6]吕铁.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趋向与路径[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18):13-19.

[7]祝合良,王春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战略背景下产业数字化转型:理论与对策[J].财贸经济,2021,42(03):14-27.

[8]陈建新,刘伯超,朱洪春.数字经济背景下常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对策研究[J].商场现代化,2020(19):12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