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智维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部财务结算中心

摘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连结了欧亚非众多国家，增进了沿线国家的贸易往来和互联互通，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只有不断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才能抓住机遇、直面挑战，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

中图分类号：F125；F279.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673-5889（2019）33-0000-02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飞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从2002年仅27亿美元到2017年1582.9亿美元，增加了58.6倍，十几年的时间快速发展到全球前列。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又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阶段。2017年，我国政府加强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真实性、合规性的审查，市场主体趋于成熟、回归理性，首次出现投资流量的负增长，但是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位列第三。

一、相关文献综述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加，面临的风险也在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风险研究。

   （一）首先是政治风险方面的研究。目前，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政治风险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韦军亮、陈漓高（2009）对2003-2006年我国企业在73个国家进行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表明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无显著影响。唐静（2014）选取2003-2012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流入政治风险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韩春民、江聪聪（2017）通过对2003-2014年我国“一带一路”沿线43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谢孟军（2015）将政治风险指标嵌入D-S区位选择模型，对52个国家或地区1996-2013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好政治风险较小的国家或地区。张艳辉等人（2016）基于112个国家的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包含的12个要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的政府稳定性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拒绝腐败程度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协天紫光、张亚斌、赵景峰（2017）以 “一带一路”沿线68个国家2005-2014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为基础，从政府稳定性、投资环境、腐败控制、法制环境四个方面实证研究了政治风险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政治风险规避型为主，其中政府稳定性和投资环境对对外直接投资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法治水平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了负向影响。

（二）其次是法律风险方面的研究。相对于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研究较少。邱立成、赵成真（2012）以1996-2010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2个东道国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对高收入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遭受的法律制度风险和环保制度风险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王威（2017）提出“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的主要法律风险包括股东资格、股权投资及企业并购限定，司法管辖和准据法的适用，用工管理以及交易结算和纳税四个方面，并据此提出了应对策略。

    最后是经济风险方面的研究。

王海军、高明（2012）利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实证研究得出：经济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显著负向影响，且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其经济风险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更明显。胡兵、李柯（2012）通过对2003-2010年78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发现东道国的经济风险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赵明亮（2017）选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28个国家作为样本，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度、经济规模以及经济增速等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蔡成彬（2019）利用“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实证研究发现，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总体上更倾向于经济风险较高的国家或地区，但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明显的风险偏好。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

    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不断开展，这给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第一，增加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这些国家大多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程度低，投资的需求和前景非常广阔，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拓宽了渠道，增加了机会。2013至2018年，我国对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年均增长5.2%。我国还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已经超过300亿美元，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便利了双方的贸易往来。此外，随着电商的不断发展，贸易方式不断创新，“丝路电商”逐步成为连接国家间贸易的新渠道，也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二，丰富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一带一路”使得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更加丰富，投资结构更加多元化。根据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这四个行业，占比分别为37%、15.6%、8.8%和7.7%。对第三产业的直接投资规模占整体的69.9%。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成为对外直接投资中重点领域。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不仅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且还能够联通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例如我国投资建设的中欧班列，在联通我国与欧洲贸易往来的同时，也促进了沿途国家的发展。

第三，促进了民营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投资。起初，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由大型国有企业主导。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投资机会的增加以及利益的吸引，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开始加入，发挥其自身优势，创造出较好的投资收益。此外，我国政府相关部门也对相关审批办法进行了修改，放宽了对外投资限制，提高了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2018年非公有经济控股主体对外投资规模达到554.2亿美元，占总体规模的57.4%。

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

虽然，“一带一路”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很多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各种投资风险，如果不妥善控制，对外投资很可能会失败，造成损失。因此，我们要严加控制这些潜在风险。

（一）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给外国投资者造成损失。“一带一路”辐射区域广泛，沿线国家因为种族、宗教、政治体制等的差异，投资环境不尽相同，投资时要因地制宜，谨慎评估风险水平，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政治危机、政权更迭、官僚腐败、民众游行和罢工活动等诸多问题都会对投资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阻碍投资的进行，增加已投资项目的风险。例如，2011年利比亚战争就导致我国在利比亚及其周边地区50多个项目的投资被迫中止，损失高达188亿美元。

（二）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由于东道国法律法规不健全、国家间法律体系不同而导致的投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多种法律体系，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以及伊斯兰法系。不同法系对于外国投资的相关要求也不尽相同。此外，各国还会对外国投资者设置一些贸易壁垒和投资的限制性法律条款，以保护本国利益。因此，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法律条款，制定相应的应对方案。

（三）经济风险。经济风险是指在对外投资时，东道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环境不够完善，相关制度措施不健全，受到冲击之后，不能及时应对冲击，经济恶化的可能性较大。例如，有些国家由于外汇储备不足，汇率波动较大，货币持续贬值，进而带来较大的外汇风险。

（四）案例分析。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发展，华为作为我国优秀民营企业，近年来不断尝试开展海外并购业务。从收购美国3Com和3LeafSystems公司失败，到成功收购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司，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断探索，开拓海外市场。

2007年，华为联合美国贝恩资本竞购美国网络设备提供商3Com公司，因3Com公司产品中包含一项入侵检测技术，被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认为此次并购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最终收购失败。2010年，华为以200万美元收购美国服务器技术公司3LeafSystems。由于华为未进行主动申报，引起美国政府的关注，在事后调查过程中，美国担心相关技术会被中国共享，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华为撤销交易，最终华为被迫放弃收购。2012年，华为在对澳大利亚宽带网络设备项目进行投标时，澳大利亚政府以华为具有军方背景，与中国政府有关联，担心遭到中国的网络攻击为由，强行禁止华为对该项目进行投标。

从华为的海外并购失败案例可以看出，华为作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和服务提供商，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有关国家安全、国家经济等问题，被东道国政府以“国家安全”、“信息安全”为由干预阻止。信息技术行业作为一个国家的网络安全中的重要一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容易引起政府的关注，引发东道国的怀疑和排挤，这是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因此，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前，要充分了解东道国的政治环境和法律法规，投资过程中要按照当地的规定进行相关申报和沟通，尽量规避东道国的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

    2012年，华为成功收购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司（CIP，一家光电子研究实验室）。该公司在光纤网络的研发和投资上具有丰富的经验与优势。并购成功后，华为保留了该公司的研发团队作为华为英国研发中心的新核心，成为其全球研发网络的一部分，为华为在该技术领域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华为此次并购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吸取了之前失败案例的经验教训，尽可能的避免触及东道国的政治敏感和法律制度，积极配合，主动沟通，规避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另一方面，华为在进行收购之前，已经与英国集成光电器件公司通过技术授权、共同研发、培训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过合作，增加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后期收购奠定了基础。并且，华为英国积极实行东道国本土化经营，公司内部英国员工比例高达70%，文化认同感较强，同为英国企业，彼此的认同感也为华为进行收购增加了可能性。

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化策略

针对政治风险，我们应优先选择与我国政治关系良好、政治环境稳定的国家进行投资，降低政治风险。投资前要对东道国的政治环境进行详细考察，制定出相应应对措施，做好损失准备。在投资过程中，还可以适当寻求国家相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针对法律风险，要提前了解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投资相关的限制性条款、知识产权保护等内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针对经济风险，需要充分调查东道国的经济指标、市场因素、货币政策等情况，有的放矢。在投资过程中可以采用更加多元且适合当地的投资方式，例如合资合作、收购并购、联合投资等方式，适当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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