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丹玲 云南财经大学

摘要：营商环境作为近年来的热门话题，收到国内外学者、政府官员的广泛关注。2019年10月，国家发改委将北京、上海作为标杆城市，要求全国各地区通过“必学经验”和“选做改革”双管齐下，激发企业活力，改善营商环境。2020年受新型冠状肺炎的影响，国内企业遭受极大的打击，在5月举行的两会上，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更多的要对的要求。营商环境将变成未来一段时间的社会讨论热点和政务重点。本文以世界银行《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为基础，探讨优化营商环境的本土化理论、政策、问题、措施、建议，进一步完善国内营商环境的研究范围。

关键词：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法律法规

一、引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做出了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标志着营商环境开始受到国家的重视。2019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营商环境的优化方法做出了更为具体的指示。2019年10月23日，政府发布了《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这是我国首部针对营商环境的相关法律条例，标志着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的开端。至2019年底，已有多个城市政府部门出台了相关文件对所管辖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分析研究，为“十四五”规划奠定基础。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在2020年召开的“两会”上指出全国经济损失较大，政府部门需要加强政策指导，提高政府服务质量，促进企业复工复产，优化营商环境，优化营商环境将在未来很长时间变成政府部门的政务重心。

一些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对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经济、创新等方面的作用进行一系列实践研究，证明了改善营商环境对于各类企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如周超、刘夏等（2017年）根据中国在7年、62个国家的对外投资的数据收集，验证了良好的营商环境提高对外投资的质量。卢万青、陈万灵（2018）运用两期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营商环境具有技术促进效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同时将降低成本，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刑文杰、刘彤（2015）通过世行评估发布的30个城市的营商环境指标，同时结合CPEA数据，检验了优化的营商环境有将提高企业家的创业、创新热情。

另外，有许多国外学者研究了营商环境，例如Beata Gavurova、Jaroslav Belas^[1]等（2019）通过利用斯洛伐克和捷克的案例，分析了基于公司所在部门的国家对创业支持的看法和评价的差异。在过去的十年里，利用根据不同的参数来衡量不同国家的商业环境质量。Josef Papilaya、 Thereesje Roza Soisa、 Haedar Akib^[2]（2015）通过对印度尼西亚安汶的一项调查，证明了实施战略政策对营造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商业环境具有积极而显著的作用。Alexander Ishchenko^[3]（2017）指出在乌克兰，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优先考虑管制排放和执行行政和经济强制规范。对于激励商业实体“生态化”，认为有必要出台一份新的国家框架文件，概述乌克兰长期发展的战略方向，并促进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家计划、战略和方案。

本文将从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出发，探究本土化的营商环境概念、存在的问题以及相关政策解决办法，完善相关文献资料。

二、世界银行定义的营商环境

2001 年，世界银行通过成立营商环境小组，对营商环境进行概念和指标的研究，评价了各个经济体在各个指标的排名。世界银行给营商环境下了定义，具体指为一个企业在设立、运行、缴纳税款及合同执行等各个方面遵守政策法律法规等所花费的金钱和时间等要素。具体是指影响企业从设立到结束整个生命周期的各因素总和，营商环境也是一个涉及了政治、税收、法律、社会、教育等多方面领域的评价体系。实际上，营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单涉及到企业自身的环境，还涉及到政府、社会、市场、文化等诸多因素。另外，在《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有一些尚未触及的领域，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劳动力质量、市场规模、安全性缺失、金融体系的完善、贿赂和腐败发生率等。

世行连续十几年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评价地区经济体的营商环境，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客观性，理论上，给国际了解经济体的营商环境提供了相关准则，给相关研究学者提供了一定的指标参照，实践上具有指引投资者的作用，同时给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个有利于政策辩论的基准工具，更好的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的腾飞。

实际上，地区经济体的营商环境直接影响到企业相关经济活动的开展，同时还会对经济的提高、外商投资积极性、劳动力就业水平、创新创业潜力等产生深远影响。营商环境综合表现出了一个经济体的市场环境，同样受到科技发展、劳动力基本素质、基础设施及综合设施的建设、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社会创新氛围等多方面的影响。良好的营商环境，不只包括经营主体较低的开办和运作成本，获得生产要素方便性，还包括恰当的政策制定实施、政府服务的便利性以及适宜的社会环境等。

在评价指标方面，世界银行通过《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各地区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了详细综合的评估，衡量各经济体的相关政策和服务对于商业活动的影响。名次越高，代表该经济体的环境越有利于发展本地企业的运作发展。具体衡量标准如图1所示。在实际中，劳动力市场监管并不不计入到总体排名上。通过建立运用该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地区经济体对于私营企业以及各中小企业开设、运营和关闭的制度保障，此外还包括对于企业的法律监督环境，主要评价对象是地区经济体中的内资中小型企业。

表1 衡量标准

三、中国学者本土化的努力

在中国，通过研究世行给出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结合我国的基本情况，许多的学者们从不同维度重新定义了营商环境，例如白飞、李毅^[4]（2019）认为营商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成立、运营与成长过程中的生态系统，也可以认为营商环境是市场主体进行交易和创业活动时的环境。杨继瑞^[5]（2019）提出营商环境实际上指的是企业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所需要的各类要素。

在指标方面，任何指标只有真正适用当地情况才更具有理论时间意义，世界银行评估指标并不完美，例如在2020年发布的《2020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中，除了包括世行建立的评估指标，还加入了中国特色的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标、“住房收入比”指标等，此外，还有一些国内学者通过重建指标体系对地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彭遇、陈争辉^[6]（2014）利用世行给出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指标，将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结合，同时结合地方实际需要，运用AHP法，构建适用上海自贸区的投资与贸易便利化的评价指标。李白、飞毅^[4]（2019）以市场环境、生态环境等六个指标为对主要城市营商环境建设过程进行评估，发现北京、广州、上海优势较明显，之后再结合问卷调查，给成都市的营商环境优化提出建议，优化营商环境。

在政府方面，2018年8月27日，国家发改委在推进会上提出了“打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工作目标，同时将优化营商环境的整体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适用于中国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第二阶段是开展全国性营商环境的试评价活动；第三阶段将试评价检验过后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向全国推广，改善全国的营商环境。目前我国暂时还处在第一、二阶段，优化营商环境依然还在路上。例外我国有许多权威机构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价，例如中国民营经济国际合作商会和国际知名媒体《环球时报》通过研究调查，公布了《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投资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评估报告运用城市的经济建设、环境保护、创新等多个指标，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各大城市的营商环境。通过运用多元化的评价体系，评估报告对各地区的营商环境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评估，从营商环境的标准、质量、投资、建设等方面具体评估了各个城市的营商环境。

2019年12月4日，在中央政府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对优化营商环境提出了一些建议办法，指出通过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度环境、法律环境等竞争氛围，加强法治保障，依法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为原则营造良好民营企业环境。通过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市场的准入门槛，实施公平协调一致的市场监管制度，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破除招投标存在的隐性壁垒四方面来提高市场公平，提高服务质量，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进一步完善企业优惠政策体系，完善民营企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服务体系，优化直接融资支持民营企业制度，要求政府在一定期限内清偿拖欠的中小企业债款，建立还款长效机制等等高效稳定的企业政策环境。此外完善营商环境法治化体系，通过制度改革鼓励民营企业创新，提供组织保障，发挥市场主导作用，推动企业的发展。在政府制定发布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提出要以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为三原则，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

中国营商环境的改善，主要体现在政府对服务意识的转变上，同时政府需要出台一定的政策来提升市场经济活力，通过完善营商制度，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稳定性。建设服务型政府，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地位，各方共同推动营商环境改革，营造良好社会格局，促进“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建立，保障市场经济的稳定推进。

四、本土化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各个地区都开展了营商环境的探索与改善，包括四川、广东、山东、云南等省份的政府都出台了相关的文件，指出了各个地区存在的问题，虽然具体的问题不是完全的一致，但是大体上还是一致的，所以地区间可以互相借鉴经验，提高效率。

就如杨志勇^[7]在《改革》杂志社的一次访谈中提到，目前我国新时代优化营商环境主要面临四方面的困难，集中表现在服务型廉政型政府的建设、激励优惠机制的构建、 营商环境标准的完善、企业实际的减负降成本。目前我国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政策方面不明朗、透明度较低，企业家无法及时了解政策，打击其创业就业活力；一方面要素方面不亲民，市场劳动力成本高，土地价格过高，融资难、门槛高，市场运营成本较高；一方面政府方面不到位，政府承诺含金量较低，效率低，存在互相推诿、扯皮现象，服务部门的构建不够优化完善；一方面法律法规方面不完善，企业相关法规不够完善，特别是知识产权力度不够，盗版、剽窃现象猖獗，市场存在一定的混乱。

在以上四个方面中，导致优化营商环境存在困难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商务服务方面不到位，首先，市场准入门槛较高，相关资质审批程序较为繁琐，不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开展，从而市场经济活力较低，创业的激情也普遍较低。其次，政府部门间缺乏内部协调，在办理企业事务时，无法做到统一口径，阻碍了企业的快速发展，另外，政府监督观念滞后，缺乏独立性。最后企业缺乏政策相关信息的获得渠道，特别是政府对于行业或企业的优惠政策，这对于吸引本土企业开办运营，提升地区的经济活力有较大的影响。

另外，在本次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中，我国企业暴露出了企业互联网水平较低、企业商事服务效率较低、企业相关的优惠政策传递不够及时等问题。面对新型冠状肺炎的冲击，多数企业无法开展线下营业，政府虽然采取了一下政策，比如延迟纳税申报期等，但是企业全国企业大量的缩减规模，裁减人员，这给政府原定经济计划的完成造成很大的影响，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

五、优化营商环境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对营商环境越来越重视，促进学者提高对营商环境的重视性，关于营商环境的学术论文越来越多，截止2020年9月份知网收录的关于营商环境的相关学术期刊文章已经高达1.35万篇，另外还有354篇学术论文，191篇会议文章等等，优化营商环境逐渐成为热点话题。实际上国内有很多的学者就如何优化营商环境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如代薇^[8]等（2019）提出通过加强地方立法制度规范，提升法律实施质量，优化营商环境。而有些学者则聚焦优化企业税务环境，如朱荪远^[9]（2019）认为可以通过推动行政商事服务透明，降低税负等等政策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杨志勇^[7]（2018）认为需要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通过法治化的手段将优化营商环境的成果固定下来。另外，一些学者也对此提出具体的地区营商环境问题解决办法。

龚柏华^[10]提出，可通过复制上海自贸试验区的经验，以点带面，由小及大，促进人民积极性，推动深化改革。李林木等学者认为，应从通过税费改革优化税务体系，降低企业税务负担，通过优化税收征收管理，降低企业的缴税成本，优化税务营商环境。张威^[11]（2017）认为可通过放（合理降低企业经营门槛）、改（全面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和改进政府服务的短板）、减（适当的减少企业的税负负担和经营成本）、惠（努力提供企业优惠政策和保障）、守（牢固树立和守住国家底线）五点实现营商环境的系统优化。

首先，如中国企业联合会驻会副会长黄海嵩所言，“要把企业和企业家关心的问题作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要以企业体验为验证标准，减少负面清单。其次，大力提升政府的商务服务效率，减少企业的办事成本，另外提升法治思维，规范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与服务要具体，要脚踏实地，完善营商制度、提倡营商法治思维。最后，注重政策的协同性，只有将政策落实在实处，高效率高质量的执行政策，降低政策实施的偏差，将企业的实际需要作为政府的工作目标，这样才能真正实施好的政策。

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全国经济都收到很大的冲击，公司缩减人员，社会就业压力大，面对此种社会局面，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要求，例如在一定期限内清偿拖欠的中小企业债款，优化营商环境，提高企业活力，全面复工复产。因新冠疫情原因，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时间被推迟，在“两会”上，众多人士都指出优化营商环境，需提高企业经济性，平稳开展企业复工复产，提升政府服务质量。张桂平委员提出建议，目前我国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优化营商环境的综合性法律，自上而下的，通过相关政策法律进一步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目标、具体要求、相关精神内核等。

目前中国存在的问题依然严峻而复杂，需要更多的专家学者进行理论研究，需要更多的政府部门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改进。笔者相信通过理论与实践共同促进，产学研一体化，中国的营商环境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优化和完善，实现我们国家的经济复兴和腾飞。

参考文献：

[1]Beata Gavurova、 Jaroslav Belas、 Zdenek Strnad、 Zoltan Rozsa ：Impact of the state on business environment - sectoral analysi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9,Vol.12, No.4,

[2]Josef Papilaya1*, Thereesje Roza Soisa2, Haedar Akib3：The Infl uence of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ic Policy in Creating Business Climate, Business Environment and Providing Support Facilities towards Business Empowerment on Small Medium Craft enterprises in Ambon Indonesia[J]，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anagement and Marketing, 2015, 5(2), 85-93.

[3]Alexander Ishchenko (Ukraine)：Stimulation of effective   ecological  and economic interactions in the process of business environment creation[J]，Environmental Economics，Volume 8, Issue 2, 2017

[4]白飞，李毅.成都市营商环境建设比较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12)：55-58.

[5]杨继瑞，周莉.优化营商环境： 国际经验借鉴与中国路径抉择[J].新视野，2019（01）：40-47.

[6]彭羽，陈争辉.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投资贸易便利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4,30(10)：63-75.

[7]杨志勇.优化营商环境的价值、难点与策略[J].改革，2018（10）：5-13.

[8]代薇.以高质量地方立法优化四川营商环境[N].企业家日报，2019-12-26.

[9]朱荪远.全球营商环境浅析[J].竞争情报，2019（05）：59-66.

[10]龚柏华.国际化和法治化视野下的上海自贸区营商环境建设[J].学术月刊，2014（01）：38-44.

[11]张威.我国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及优化建议[J].理论学刊，2017（05）：6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