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遵义三县（区）的实证调查研究

何洪敏 骆娇 任正 李静 贵州大学

基金项目：遵义市三县（区）地摊经济发展现状与引导对策研究（202010657001）；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摘要：后疫情时代，成都地摊经济的成功让全国民众看到其背后惊人的活力，在各地呼声日益高涨之下，为缓冲就业压力，国家对地摊经济实行松绑，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纷纷出台相应政策来发展地摊经济。在科学的规划与引导之下，地摊经济表现出其独特的发展面貌与特征。文章基于遵义市三县（区）地摊经济的调查，研究了疫情爆发以来，在政府支持与管制之下的地摊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发展特征，提出了地摊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对地摊经济的后续发展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 

中国地摊的历史已有千年之久，早在西周时期的《周礼·地官·司市》中就提到了“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街头摊贩是民间的一道风景线。新中国成立后的地摊经济是在曲折中发展的，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1949年-1977年的带有“资本主义”标签的改造阶段，二是1978年-2007年处于“灰色地带”发展的自由阶段，三是2008年-2019年创建文明城市对其进行打压的限制阶段。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阻击战中，不仅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提出给予地摊经济合法地位，以此缓解后疫情时代的就业压力和稳定国民经济，李克强总理也在山东烟台考察时指出：“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因此，曾经被“边缘化”的地摊经济重焕生机，成为时下人们热议的话题，全国各地也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鼓励地摊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股“摆地摊”的热潮。同时中央文明办也明确表示：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从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中删除。这不仅结束了过去地摊摊贩和城市管理者之间斗智斗勇的“猫捉老鼠”游戏，还将地摊经济推向合法化的治理，进一步借助其门槛低、见效快的特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一、地摊经济界定及背景

“地摊”是指未经工商管理部门登记，占用城市公共空间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摊子，而所谓“地摊经济”则是指通过地摊经营活动获得经济收入的一种城市边缘型经济形式。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地摊经济以其独特的优势迸发出惊人的活力，获得了各地政府的大力支持。

本文根据摊贩的经营场地是否为政府官方划定，分为固定地摊与流动地摊。固定地摊是指经过相关部门允许，在划定的场地内从事经营活动，有固定的营业点和营业时间易于管理的摊子；流动地摊则是指未经相关部门允许，在城市的其他公共空间流动经营，没有固定时间与场所，躲避城管监管的摊子。本文中主要探讨的是疫情爆发以来政府管制之下的固定地摊。

遵义市位于中国西南地区、贵州北部，南邻贵阳，北倚重庆，不仅是贵州省的第二大城市，还是黔渝合作的桥头堡和主阵地。因1935年著名的“遵义会议”而享有“转折之城，会议之都”的美称。2020年遵义市生产总值为3720.05亿元，同比增长4.6%，能在新冠病毒攻坚之年稳住民生经济发展和实现生产总值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政府对新冠防疫工作的有效部署，另一方面受助于各行各业在政府管理下进行了有序复工复产。其中，遵义市地摊经济的兴起，不仅仅响应了国家政策的号召，更是缓解了后疫情时代人民的就业压力，从而进一步落实疫情之下的“六稳”工作和“六保”任务。本文针对遵义市汇川区、桐梓县、习水县进行了实地调研，通过对三县（区）的地摊经济发展现状作进一步的分析。

二、遵义三县（区）地摊经济现状及特征

（一）现状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分别设置了两套问卷，针对地摊商贩的调查主要涉及摊主的经营种类、摊位收入、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关于消费者的问卷则涉及到消费者的收入情况、消费金额与消费种类等方面。通过采访与随机抽样对遵义市三县（区）的共计100名摊位主和162名消费者的状况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1.地摊的主要经营种类

根据实地调研的结果，遵义市三县（区）地摊经营种类主要包括生活日用品、小吃售卖、

玩具小商品、果蔬售卖、服饰售卖、娱乐设施、手机贴膜、植物盆栽等。其中小吃类分布最广，在调查群体中占比达到40%；玩具类、饰品类、生活日用品数量分布较为接近，三者都在15%左右，而果蔬售卖、服饰、娱乐设施、手机贴膜以及植物盆栽分布较少。

图1

2.摊主的性别与年龄分布

从地摊经营者的自身性别以及年龄分布看，地摊经营者的年龄分布主要集中在20岁到

40岁之间。40岁以上的摊主总占比为18%，其中女性地摊为12%，男性摊主占比为6%；30-40岁之间摊主总占比38%，其中女性地摊24%，男性摊主占比14%；20-30岁之间摊主总占比35%，其中女性地摊27%，男性摊主占比8%；20岁以下摊主总占比9%，其中女性地摊6%，男性摊主占比3% 。总的来说，男性摊主占到31%，女性摊主占到69%。不管是从各个年龄段还是总性别分布来看，地摊经济的女性经营者明显多余男性经营者。

图2

3.地摊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与从业原因

调查将受教育程度划分为初中及以下、高中及中职、中专及大专与本科及以上四个层次，

其中初中及以下人群占比接近高达69%；高中及中职的占比为18%；而中专及大专占比最少为4%；本科及以上占比9%。从三县（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摊经济的从业人群大多都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而对于摊位主的摆摊原因，自身就业需要为主要部分，占比64%；副业增加收入占比16%；社会实践和兴趣也占据一成多，达到14%；其他占比6%。从结果来看，地摊经济从业原因更具多元特征。

图3

4.从业者和消费者的收入情况

对于消费与经营者的月收入主要按照四个档位划分，其中消费者的月收入在2000元及

以下的占比最多，为58.64%；月收入在2000-4000元的占比17.90%；月收入在4000-6000元的占比16.67%；月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占比则最少，为6.79%。从地摊经营者的收入来看，其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占比15%，而收入在2000—4000元的达到半数，收入在4000—6000元的将近四分之一，而只有少数8%的人收入能达到6000元以上。无论是从经营者还是消费者来说，地摊经济更适合低收入群体。

图4

5.消费者的消费金额

对于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价格主要划分为，10元以下、10-30元、30-50元、50元以上四

个阶段来划分，其中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价格在10元以下的占比23.46%；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价格在10-30元的占了一半多，达到50.62%；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价格在30-50元的占比也有两层多，为21.61%；消费者的平均消费价格在50元以上所占的比例最小，为4.31%。

图5

6.消费者的消费种类

而从消费者的主要消费品类来看，主要分为生活日用品、饰品类、手机贴膜、蔬菜类、

水果类、植物盆栽类、娱乐类、衣服类、玩具类、小吃类十大类，其中消费者对于生活日用品类的消费占比17.25%；消费者对于饰品类的消费占比9.39%；消费者对于手机贴膜的消费占比6.11%；消费者对于蔬菜类的消费占比9.61%；消费者对于水果类的消费占比15.07%；消费者对于植物盆栽类的消费占比最少，为4.15%；消费者对于娱乐类的消费占比6.77%；消费者对于衣服类的消费占比6.77%；消费者对于玩具类的消费占比5.02%；消费者对于小吃类的消费最多，占比19.87%。总的来说，消费者对于地摊商品的消费种类相对较多的为小吃、日用品、果蔬三类，其他的消费种类占比较少。

图6

7.消费者的认可度

有将近九成的消费者认可当前的地摊经济，达到88.89%；而只有一成左右的消费者不认可现阶段当地地摊经济的情况，占比11.11%。对于未来当地地摊经济的发展情况，按照非常看好、比较看好、看好、非常不看好和比较不看好五个阶段进行划分，其中对于地摊经济的未来发展非常看好的占9.26%，比较看好的相对较多，达到39.51%，看好的占比30.25%，对于地摊经济的未来发展非常不看的群体最少为1.23%，对于地摊经济的未来发展比较不看好的也占到19.75%。总的来说，多数群体对地摊经济未来的发展情况仍保持乐观态度。

图7

（二）遵义市三县（区）地摊经济的发展特征

1.地摊经济的发展以政府政策为导向

各地地摊经济得以兴旺和发展离不开国家对地摊经济管制的放松，无论是李克强总理的讲话还是国内文明城市评定标准的修改，都给予了地摊经济在后疫情时代合理存在的充分肯定。在此基础上，各地地摊经济的发展采取以政策手段为主，综合执法为辅的政策导向模式，政策内容主要体现在划定场所、规定时间、设置细则等方面。此外，对本地摆摊的精准扶贫人群、低保人群与残疾人群体，三县（区）政府都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政策支持。

2.地摊经济的运行以小规模为前提

为了维护和巩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的建设成果，三县（区）的地摊经济总体呈现一个小规模试行的状态。决策部门在地摊经济运行模式的规划上充分考虑到了其对于辖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在初期做好规划后，后期不在进行大范围、大幅度的调整。政府对地摊经济发展的小规模试点，更便于对初期的管理工作，也保证了地摊经济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始尽量于可控范围内。

3.地摊从业者与消费者的底层性

从地摊从业者以及消费者的收入来看，两者多为低收入群体；其次，从摊主的受教育程度来看，大多从业者为初中及以下学历，这部门群体在疫情时代面临的失业压力更大，而地摊经济因其入门门槛低、收入见效快，对其提供了便利；再次，从摊主的从业原因来看，大部分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就业，满足基本生活需要；最后从消费来看，消费者的单次消费金额较低，且大多数都集中在小吃、果蔬以及生活用品上。

4.地摊经济的社会认可度显著提高

摆地摊在过去被视为一种不正当经营，不仅城市管理者对其不厌其烦，而社会大部分群体对摆摊这种职业也持轻视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上不了台面”的工作。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国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摆地摊的态度和看法逐渐转变。在此次疫情期间，地摊经济更被称作“城市的烟火气”风靡全国，大批不同文化水平、不同年龄阶段的群众涌入地摊经济，其中不乏大学生群体的参与，他们有的将其视为宝贵的社会实践经历，还有的将其作为自身创业的跳板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此外，大多地摊消费者对地摊经济的发展前景也持乐观态度。

5.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的辅助性与临时性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不仅威胁了国民的生命安全，还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外汇和外资流动、产业链和供应链等多方面产生了结构性冲击。因此，在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各地政府部门对地摊经济发展颁布了临时性的管理文件。如汇川区的官方文件中强调“本次设置的临时摊区为临时设置，非永久使用，如遇政策调整，所有经营者应立即无条件撤出”；而随着各行业逐渐复产复工，三县（区）的地摊经济自也缺乏后续进展，一些地区的地摊规划在后期的发展中规模逐渐缩小甚至消失。

三、地摊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

（一）管理者与摊主之间的矛盾

1.官方政策文件宣传不足，经营者与执法人员的信息不对称

随着地摊经济热度的逐渐高涨，三县（区）的管理部门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来规范辖区内的地摊发展。就综合结果来看，政府的相关文件并不能直接进入地摊从业者的视野，虽然三县（区）在官方通告中要求地摊从业者登记入驻，但实际上大多数经营者都是闻风而至，对官方的管理细则并不十分清楚，信息的不对称引发了执法部门与摊主之间的矛盾。如汇川区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摊主的数量远超官方设置的摊位数量，管理部门为了满足摊主需求，要求摊主流动经营，但此措施并没有纳入官方的政策文件，许多商贩在摆好地摊以后才被执法人员告知不能直接摆摊，从而使得双方产生的分歧；桐梓县的地摊摊位发放除特殊群体外，家庭零就业人员则实行先到先得原则，导致真正有需求人员无法得到帮助。

2.管理者选址规划不够合理，双方缺乏健全的交流沟通机制

为地摊经营划定“合法场所”成为三县（区）地摊管理中最主要的手段。选址规划的初衷一方面是为了方便执法人员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形成集聚效应，扩大经济效益。但实际发展中，官方所选地段的弊端逐渐显现，使得地摊经济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如桐梓县划定的城中心街道地摊可利用空间容量不够，而靠近郊区的地摊片区的规定容量绰绰有余，人流量却过于稀少；习水划定的三个场所，包括中央大街、时代广场、五星街道，虽然在人流量上略胜一筹，但是却过于靠近居民区，对市民的日常生活造成困扰；而在汇川区划定的三个场所中，原市政府广场由于政府搬迁不再用于地摊经营，管理者也并未补充新场所投入使用，而莲花上广场位于城郊，客流量稀少导致摊主数量逐渐减少。在场所的弊端逐渐显现后，摊主缺乏合理的反映渠道，管理部门也缺乏后续的跟进措施，双方缺乏健全的交流沟通机制，使得地摊经济的发展陷入困境。

3.地摊经济后续发展动力不足，后期发展状况逐渐走向衰落  

从实际发展来看，地摊经济缺乏后续动力使得三县（区）的地摊市场逐渐冷淡，摊主的数量相比初期大量减少，存留下来的多是经营夜宵生意的摊子，这类摊主大多是疫情前就开始摆摊的人群。这类情况的产生除了特殊背景之下地摊的短暂性规划，也有地摊经济灵活性强，但稳定性低，政府暂没有良好的持续规划来管理的原因。特殊背景之下地摊的短暂性规划无法给予专职地摊经营者有效的保障。自地摊经济发展以来，汇川区只在初期有过几篇报道，政府并没有统计相关发展情况的数据；桐梓县在过去一年的发展里，地摊经营者数量逐渐减少，政府原资助的地摊工具逐渐被抛弃，地摊经营的势头也在逐渐削弱。对于地摊经济的持续发展，政府持续的政策动力支持仍是现阶段的重点内容。

（二）摊主和消费者之间的矛盾

1.商品同质化严重与消费者需求旺盛的矛盾

桐梓县和习水县的地摊商品类型较为单一，同质化严重，例如桐梓县地摊商品主要集中在手机零件和生活饰品，而习水县则以贩卖小吃为主，尤其是烤小豆腐。这种不具多样性的地摊经济，一方面不仅仅加剧摊主之间的竞争，甚至形成恶性竞争，同时也对实体门店和网络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另一方面还无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限制了其选择范围。长此以往，这样的地摊经济会因缺少大量客户而得不到持续发展。

2.商品质量欠保障与消费者权益难维权的矛盾

三县（区）的地摊商品都未曾构建相关产品售后服务保障体系。一是摊贩的进货渠道和经营方式比较灵活，城市管理者难以对其食品质量、食品卫生进行有效和全面的管控。以三县（区）的小吃为例，类似水果捞、冰粉、烧烤等均由摊主自行准备原材料和加工售卖，食品安全卫生得不到保障。二是地摊商品的价格低廉，摊主常常是薄利多销，而为提供消费者一系列售后服务需要增加额外费用，这样不仅增加了摊主的生产成本，同时与地摊经济门槛低的特性相违背。因此，地摊经济完善产品售后服务体系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而地摊消费者的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3.对居住环境的负面影响与居民美好生活的矛盾

地摊经营产生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噪音污染与对周边环境污染两大方面。噪音污染包括流动商贩使用高分贝喇叭、蓝牙小音箱等工具对自身摊位进行宣传，以及小吃类摊位的消费者深夜聚会产生的噪音。对于周边环境的污染主要来自于地摊经营者自身产生的厨余垃圾、一次性餐具以及消费者地摊消费所产生的其他垃圾。地摊经济的这两个负面影响与其自身发展相伴而生，虽然三县（区）综合执法部门有着明确的时间规定，但在实际发展中尤其以烧烤为例的地摊往往超出合法经营时限。消费者往往会忽略环境与噪音问题，这不利于附近居民的生活健康。

四、地摊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从政府管理工作方面

1.政府前期要做好空间组织规划

政府要因地制宜做好城市地摊经济行业发展规划，使其成为科学引导地摊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首先，在前期对地摊大场所进行选址时，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并做好相关调研工作，结合城市规划做出科学合理的选址安排。而在地摊经济后续发展过程中，要持续关注所划定场所的优缺点，保证地摊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其次，在大场所中做好小场所的划分工作。对地摊的种类要提前做好分类预案，并划定相应的区域来规范经营，并针对在实际过程中出现的有分类争议的地摊，在寻求多方意见后协商调整并解决。

2.政府中期要做好政策制定与宣传工作

政府首先要做好城市地摊经济行业政策制定工作。一方面要制定行业准入机制，在结合城市治理与群众需求的实际情况下，确定鼓励、准许、限制发展的各种地摊种类，并对各类地摊所需持有的证件进行明确规定，如食品经营类经营者需要健康证以及食品许可证等；另一方面，要做好地摊经济的管理与监督工作，通过制定相关的奖励、惩罚机制来进行管理，如采用“积分”的方式对摊主进行评分等。政府还要做好充分的政策宣传工作才能引导地摊经济合理发展，不仅要对地摊经济的相关政策文件在政府网站上和政务公示处予以公示，还要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优势，利用报纸、短信、公交广告、地方频道等方式进行广泛宣传，使相关政策得到普及。

3.政府后期要引导社会与市场主动参与地摊经济

政府合理引导相关的社会因素、市场因素介入地摊经济，才能为地摊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现阶段地摊经济主要是以官方政策文件为主导，呈现“政策兴，地摊兴”的发展状况，而地摊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政府不应该将“牵头绳”牢牢抓在手中，而是应该鼓励引导多方参与，才能促进地摊经济的长久发展。

（二）从社会组织监督方面

1.成立科学的地摊行业协会进行监督与管理

首先，由地摊行业代表、政府部门、专家与社会人士等组成地摊行业协会来起草地摊行业的相关规范条例，并承担该行业的主要组织监管工作。其次，对地摊摊贩进行科学化管理，一方面是健全地摊经营的准入规则，通过严格审查地摊经营申请者的身份信息，待合格后给予摆摊；另一方面是建立地摊经营者的诚信档案规则，对无良销售的摊贩实行淘汰制，对危害社会和不遵守法规的摊贩实行黑名单制。最后，地摊行业协会还要秉承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好相关工作，将协会内部事务透明化并广开言路。

2.建立地摊摊贩的教育培训与合作交流制度

地摊行业协会牵头定期组织地摊经营者的培训与交流，一方面是通过整合协会的内部资源，将良好的地摊经营经验进行分享，促进摊主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实现共赢；另一方面由协会向政府相关部门申请教育资源和财政补助，定期举行地摊经营者的培训工作和其他教育工作。同时，地摊行业协会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邀请相关专家进行公益讲座等等。

3.提高城市居民地摊消费的安全和权利意识

地摊商品因其特殊性导致售后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保障，因此不仅地摊经营者要做好售后服务的工作，同时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地摊商品时也要做好相关的心理准备和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首先，居民要理性购物，养成勤俭节约的良好习惯。其次，居民要提高购物鉴别能力，切勿因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最后，居民要具有消费者意识，如所要小票或保存交易凭证等等。

（三）从地摊经济后续发展方面

1.运用市场灵活性打造地方特色地摊经济模式

由于地摊商贩灵活出摊的方式，政府很难对于这类流动性强的集体进行有效的精确管理，但政府可结合现有市场引入商业合作模式，打造一个由政府把控、企业招标，集旅游、娱乐、美食为一体的地方特色地摊经济文化街。在该模式下给予流动商贩充分的宽容度，同时政府保障经营者的经济收益，在政策上给与一定支持，导引商业机构将本地文化特色融入其中地摊经济模式中，这也能为本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和外来经济的流入打下基础。

2.由专业公司开发流动商贩为主体的服务平台

由专业公司打造以流动商贩为主体的服务平台建立一个服务于流动商贩的商品循环模式，在政府的政策导引下对地摊商贩的货源渠道、经营方式、经营地点等进行统一的规范，并加强与物流、批发市场的货源联系，在实现地摊商品质量保障的基础上，提高居民消费者对地摊商品的满意度，促进地摊经济长期有序的健康发展。

五、结语

地摊经济由“灰”转“白”，地摊摊贩由违法性转为正规性经营，城市管理者对流动商贩的管理也由以打击为主劝导为辅变成了一种鼓励经营与引导规范发展双向联动的管理模式。本文通过对遵义市三县（区）的地摊经济的多主体、多维度进行了讨论与研究，见证了地摊经济于2020年6月经历了火爆之后逐渐退热，并对其呈现出不同程度衰退的原因做了深入分析。因此，地摊经济要获得长远性发展并形成常态化管理，还需要政府、摊贩以及社会团体等多元力量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然而，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有限，本文的调查数据分析还有待深化，同时有关政府管理之下的地摊经济存在的问题与建议也尚有完善之处。

参考文献：

[1]黄淑英.惠州市流动商贩管理平台建设及优化研究[D].华南理工大学,2017.

[2]黄馨漫.南宁市“摆客”群体特征研究[D].广西大学,2013.

[3]黄珊,黄焕汉.“时空修复”：新时期地摊经济的空间转向及合理化发展[J].改革与战略,2021,37(05):79-86.

[4]周子航,张京祥,王梓懿.“地摊经济”与街头善治——亚太地区“地摊经济”管理策略的启示[J/OL].国际城市规划:1-13[2021-08-24].

[5]蒙昱竹,姚旻.“地摊经济”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路径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01):45-52.

[6]王曙光.论“地摊经济”的“热”能量、“冷”思考和“急”处理[J].新经济,2020(08):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