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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转型的哲学审视

2016-05-10 21:33 来源:www.xdsyzzs.com 发布:现代商业 阅读:

李晓刚 昭通学院管理学院

摘要:制度转型是现代中国的重要命题,制度转型模式和政府行为策略集中反映了特定的哲学思想。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争论,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经济理论传统,都深刻影响着制度转型过程。转型时期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在仔细考察各种制度转型模式的基础上,深刻理解各种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传统的内涵,从地区经济的具体条件出发,探求“最适合”的政府行为策略。

关键词:构建主义  演进主义  制度转型  政府行为

近年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的制度转型案例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极大兴趣。如何选择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制度转型路径?如何界定转型过程中的政府职能?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逐渐追溯到社会分析的哲学根源和经济理论的学理传统。无论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争论,还是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的经济理论传统,它们都深刻影响着社会主体的行为选择,使现实世界的制度转型模式充满复杂性和多变性。

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争论

17世纪到19世纪是欧洲哲学的兴盛时期,各种哲学思潮风起云涌,逐渐形成了近代理性主义和近代经验主义的哲学思想。

1、近代理性主义的创始人是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尔(Descartes),此后在莱布尼兹(Leibliz)、卢梭(Rousseau)等人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科学主义精神,使之成为近代科学研究的主流思想。①笛卡尔认为,正确运用理性是获取真理的唯一途径。人们只有遵循数学思维范式,采用逻辑演绎的方法构建知识体系,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②沿着这一思路,笛卡尔提出了一套逻辑演绎方法体系:直觉、分析、演绎、归纳。这套演绎方法以普遍性原则和公理为基础,推导出整个知识体系,从而由过去预知未来,由原因推测结果。③关于普遍性原则和公理的来源,他的解释是由“普遍怀疑”原则推导出来的天赋观念。④笛卡尔的科学主义思想对近代科学发展的影响相当深远,特别是在斯宾诺莎(Spinoza)将理性主义方法由自然科学领域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之后,理性主义逐渐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标准”科学研究方法。

2、近代经验主义是在批驳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近代经验主义的开创者是培根(Bacon),其后继者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休谟(Hume)等人不断反思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强调现实世界的实践知识。①洛克指出:知识来源于经验,而不是天赋观念;知识范围受人们理解力的限制,个人理性不能超越现实观念。②休谟则更为彻底地将矛头指向理性自身,否认一切超经验实体的存在。他认为,理性主义方法是根本错误的,知识体系中的因果关系,不是人们理性分析的先验结论,而是人们考察事件发生次序的经验结果;在真实世界的社会分析中,习惯和经验的作用远远大于理性演绎。

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的这场争论并没有提供科学研究方法的明确答案,但它引导着人们不断挖掘自身的潜在理解能力,探究人类知识的起源、知识体系的现实解释力和实践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哲学争论为现代科学体系发展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思想养料。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近现代经济学逐渐形成两种学理传统,丰富了我们分析真实世界的理论工具。

二、经济学的构建主义传统和演进主义传统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哲学争论引申出两个重要命题:理性演绎和经验认知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是什么?经济理论如何影响真实世界?对这两大命题的不同理解引申出经济学的两种学理传统: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这两种学理传统的区别在于:①构建主义强调理性构建的作用,主张运用逻辑推理演绎出理论体系,重视经济理论对真实世界的改造能力;②演进主义则更为关注知识积累和经验演进的作用,强调经济体系的“自发秩序”,重视经济理论对真实世界的解释能力。

(一)构建主义传统

经济学的构建主义传统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他的名著《国富论》发表于推崇“理性英雄”的时代。在亚当·斯密那里,历史制度分析和逻辑理性演绎是并重的;后继者李嘉图则把后者推至极端,建立了构建主义的学理传统。李嘉图(Richard)运用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分析真实世界,认为演绎方法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并且坚信经济理论对现实世界的改造能力,这就是所谓的“李嘉图恶行”。

李嘉图之后,构建主义传统逐渐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形成了西尼尔(Senior)-穆勒(Mill)-凯尔恩斯(Cairness)-罗宾斯(Robbins)体系。①西尼尔将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方法全盘复制到经济学中,甚至模仿笛卡尔的“天赋原则”设计了经济现象中的四条“公理”,作为全部经济学演绎推理的基础。②穆勒进一步将经济学界定为抽象科学,从假定前提出发,运用演绎推理的基本方法,推导出类似于几何学、物理学的结论。③凯尔恩斯则在1875年发表《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逻辑方法》,确立了构建主义传统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地位。④伦敦学派的罗宾斯更是在1932年出版的《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总结了经济学的构建主义传统特征:第一,经济理论的命题以一系列假设作为演绎前提;第二,经济学本质上是精神科学,其公理假设是内省和价值判断的结果;第三,理论的正确性在于充分理解假设的性质,无需通过人为的实验和实践来确认理论有效性。

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分析广泛运用数学工具,更加强化了构建主义传统在经济理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特别是在“阿罗(Arrow)-德布鲁(Debreu)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主流经济学不断整合经济研究的最新成果,衍生出构建主义传统的各种理论流派。构建主义传统的现代经济理论流派主要包括: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均衡分析理论、货币主义学派、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费用学派、传统博弈论等。

(二)演进主义传统

虽然构建主义在经济学领域处于主流地位,但演进主义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20世纪30年代初,哈耶克(Hayek)指出:个人理性是有限的,个人不能理解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也无法完全掌握全部的分散知识和信息;人们的知识和信息交流依赖于价格机制的运转过程。他强调:社会主义的“谬误”来源于人类理性的“致命自负”,“社会精英”总是怀有设计和改造社会的狂妄。

20世纪30年代后期,制度经济学迅速崛起,拓展了演进主义传统的影响范围。制度经济学继承了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析传统,强调以文化背景和社会关系基础;它将社会经济体系视为不断发展的整体系统,重视社会关系和决策主体行为的相互作用,强调过程与演变。在凡勃仑(Veblen)、康芒斯(Commons)、加尔布雷斯(Galbraith)等人的不断努力下,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逐渐得到社会认同,人们不断地对构建主义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提出置疑。①1947年西蒙(Simon)从管理心理学角度提出“有限理性”概念,以取代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定”。②1966年莱本斯泰因(Leibenstein)从实验心理学角度提出“X非效率”,以挑战主流理论的“最大化”行为假定。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使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体系更为精密。①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科斯(Coase)认为:制度是社会力量相互冲突和妥协的结果,特定的制度反映了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自然禀赋和利益冲突的全部特征;制度多样性是实践过程的普遍结果,而不是任何理论先验设计的“标准”程式;他反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工具理性,主张关注社会经济体系发展的动态过程。②新经济史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North)也坚持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他将“路径依赖性”和“非正式制度”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强调制度变迁与文化传统、习惯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以它们的动态演进过程来解释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产生原因。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演进主义传统的重要性。他们提出了各种具有演进主义特征的现代经济理论:组织行为理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科斯思想、新经济史学派、进化博弈论、比较制度分析、新政治经济学等。

三、制度转型模式

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行为策略决定着制度转型模式。真实世界的制度转型成为两大学理传统的现代“竞技场”,人们更加重视制度转型案例的学理渊源和哲学根源。

(一)宏观层面的制度转型案例

宏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强调国家整体发展。目前以国家为单位的制度转型案例中,俄罗斯改革和中国改革最为典型,它们凸显出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的侧重点。

1、俄罗斯的“激进”改革与构建主义

俄罗斯的制度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宪政体制改革,二是经济体制改革。后者通常被视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现实版”。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Sachs)依据市场经济体系的“标准模式”,为俄罗斯设计了“休克疗法”的制度转型路径;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通过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政治稳定化等措施,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体系。在这一制度转型过程中,俄罗斯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相当显著,它在短短的8个月时间内,就将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改造”为私营企业,政府行为的构建主义色彩十分浓厚。

从制度转型的效果来看,俄罗斯的宪政体制改革比较彻底,但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本却相当高昂,“政治精英”和鼓吹“休克疗法”的学者们难辞其咎。从理论上讲,“休克疗法”保持了主流经济理论的“内在一致性”,试图通过政府行为和政治精英们的推动,理性地“构建”一整套市场经济体制。遗憾的是,这何尝不是人类“致命自负”的另一个版本?

普京(Putin)执政之后,在反思“休克疗法”缺陷的基础上,从俄罗斯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基础等具体条件出发,以更加务实的态度重新确定了制度转型方向和政府行为策略。具体而言,①在政治方面,维护国家统一,打击寡头势力,改革政党制度;②在经济方面,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注重关键经济部门的有效控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俄罗斯的制度转型案例表明,从叶利钦(Yeltsin)政府到普京政府,俄罗斯中央政府日益重视演进主义的制度思想,逐渐减少先验性质的制度设计,更加务实地对待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博弈活动和互动过程。

2、中国的“渐进”改革与演进主义

中国的“渐进”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即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洪银兴认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创造竞争性市场,第二阶段是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的股权多元化,第三阶段是培育现代市场。这种阶段性特征不是事先设计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自然演进过程。在市场化进程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通过增量发展、价格双轨制、特区实验等多种形式,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创造了“中国之谜”。

中国的“渐进”改革具有浓厚的演进主义色彩。事实上,在改革初期缺乏市场知识的条件下,中国的制度转型推动者们很难确定改革的最终目标和政府行为策略,只能采取折衷选择和逐步摸索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恰恰暗合了演进主义的基本思想,它从社会文化环境与集体行为的互动关系出发,重视社会经济体系的自发调整机制,有效规避了理性构建可能导致的错误,降低了制度改革的启动成本。

从制度转型的效果来看,中国的“渐进”改革取得了显著经济绩效。通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国家财富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经济组织的整体效率不断增强。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普遍存在的官僚腐败、贫富差距增大、社会保障制度残缺等问题,也暴露出“渐进”改革的弊端,要求适当调整制度转型的行动策略。

(二)微观层面的制度转型案例

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强调国家内部的特定区域或经济组织。以中国东部地区为例,在1993年中国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前后,中国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由“无为”逐渐转变为“有为”,由“无意识的演进主义”逐渐转变为“演进的理性主义”。

1、无意识的演进主义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由于宏观政治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独特性,东部地区出现大量个体私营经济组织,有效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特定的历史环境使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着两难选择:地方经济发展压力和政治风险。地方政府的最终选择是“无为”,这并不意味着地方政府完全放弃对非国有经济组织的管理权,而仅仅是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敏感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在改革初期的历史条件下,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知识缺乏和信息缺乏,既不了解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规律,也难以琢磨中央政府的态度,“无为”的行动策略自然成为合理选择。

正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选择和“无为”策略,东部地区的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宽松的发展环境,迅速实现组织扩张,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随着宏观经济形势日益明朗,非国有经济在地方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非国有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逐渐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行动策略。

2、演进的理性主义

1993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明确了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弱化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政治风险;同时,非国有经济无序发展的弊端也日益突出。两方面因素的结合,使地方政府的行动策略逐渐转向“演进的理性主义”,即在一定实践经验和东部地区现实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市场组织,主动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体制,以配合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

“演进的理性主义”要求明确地方政府的行为界限。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哪些必须做?这些问题是政府经济学的热点问题。根据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地方政府的“有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根据地区经济的现实条件,促使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形成集群力量,培育市场组织,增强市场组织的持续发展能力;②从行政管理、法制建设、市场中介组织等方面着手,营造各种社会经济力量良性互动的地区经济环境,形成地区经济的“自发扩展秩序”。在“演进的理性主义”中,原本针锋相对的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竟然神奇地结合在一起,使地方政府的行为策略更具有现实合理性。

四、政府行为的合理选择

在制度转型的案例分析中,政府行为是决定制度转型模式的关键因素。转型时期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必须选择恰当的行为策略,以推动体制变革和经济发展。那么,如何确定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策略呢?本文提出两大基本原则:①注重两种学理传统的结合;②注重区域特殊性。

(一)两种学理传统的结合

在制度转型的案例中,构建主义近似对应着“激进”改革思路,演进主义近似对应着“渐进”改革思路。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已经不再集中于“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短期效果,而是更为全面地进行利弊评价,分析它们的适用条件。杨小凯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中指出,制度转型的核心是宪政制度的转变,不能简单地用短期经济增长速度来衡量制度转型的成败。波兰经济学家科勒德克(Kolodko)在《从休克到治疗》中提出,“激进”改革和“渐进”改革的方式选择取决于适用条件:①在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如果转型之前的管制程度很高,并且转型初期曾经出现金融不稳定局面,应当采取“激进”改革方式;②在所有制结构改革和企业制度变革方面,包括民营化和公司治理结构改造等,必须采取“渐进”改革方式;③在产业结构重组方面,由于新增投资、劳动力等要素的重新配置需要时间,应当采取“渐进”改革方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并非完全对立,两者的适当结合更符合制度转型的现实要求。①考察中国的制度转型案例,演进主义传统的“经验推动”降低了制度转型初期的社会成本;但“渐进”改革方式的增长能力是有限的,经济持续发展需要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经济系统。②构建主义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强调市场经济体系的“内在一致性”,重视市场机制的整体性和逻辑演绎的连贯性;遗憾的是,它忽视了另一种“内在一致性”: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一致性。③综合两种学理传统对制度转型分析的影响,构建主义提供了制度转型的最终目标和理论依据,要求研究作为共相的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一致性;演进主义则是制度转型过程的行动准则,要求考察历史的、经验的、具体的市场经济制度。

两种学理传统的结合直接影响着转型时期的政府行为策略,政府职能范围是“有限”的。具体而言,转型时期的政府职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确定制度转型方向,适当引导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和市场组织力量;②提供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支持系统,如公共设施、市场中介组织、行政管理制度、法制体系等;③营造市场组织合理竞争的社会环境,尽量避免行政力量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活动。

(二)区域特殊性

区域特殊性意味着,不同区域的初始条件具有差异性,特定区域的制度转型模式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复制性。不同区域必须根据自身的初始条件,选择“最适合”的制度转型模式,政府行为策略也必须遵循“适合性”原则。

1、中国经济制度转型的特殊性

按照周小亮的观点,制度转型的特殊性源自六项因素:①以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结构;②核心决策层的偏好与利益;③利益集团的构成结构和力量对比;④利益集团的博弈方式;⑤公共决策形式;⑥形成公共社会决策力的共识与共有理念。由于这六项因素在不同社会共同体中存在差异,因此特定区域的制度转型路径必然具有特殊性。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案例中,这种特殊性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中国政府不能采取“制度移植”的改革方式,不能简单地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替代中国现有制度;其二,“中国经验”也不能简单地复制到其它国家和地区,它未必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中国式的经济增长。

中国政府必须从初始条件和政治决策过程的独特性出发,推动社会经济体系自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转型路径。任何学者都不应当简单地以它国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政府行为模式为标准,任意指责中国政府的行为策略。当然,政府也不应当将区域特殊性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程度、居民生活水平是衡量政府行为有效性的真正标准。

2、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差异性

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深层次原因是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力量构成。目前东部地区的特殊性表现在:①市场经济体系发育相对成熟,市场管理、中介服务、行政管理等支持系统日益完善。②非国有经济组织是地方经济的主导力量;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层次性;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推动市场组织积极探求现行制度的边界,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这种特殊性决定着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行为策略,政府职责不能仅限于为经济组织提供各种社会服务,更应该着眼于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通过理性构建的行动,在地区范围内营造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社会经济环境,真正提高地方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力。

相对而言,西部地区受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传统、地域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市场体系发育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更需要通过制度转型来解决“发展”问题,地方政府必须更加谨慎地选择行为策略:①初始条件的差异是决定性因素,西部地区不能照搬东部地区的发展经验。②地方政府不能先验地进行制度设计,更不能直接介入市场交易。大量现实案例表明,如果地方政府在不具备足够知识和信息的条件下贸然进行“理性设计”,结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它很难适合地区社会经济环境条件,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力量的真实需求。③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应该严格遵循演进主义传统,仔细考察地区经济的基础条件,审慎调整投资策略、融资方式、行政管理等制度安排,从而使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形成集群力量,推动市场组织的组织扩张和地区经济发展。

综合而言,从哲学层面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到经济理论传统的构建主义和演进主义,学者们在反复地传输一个理念:人类正在努力认识世界,但永远无法认识全部世界。在制度转型分析中,政府行为策略始终在构建主义传统和演进主义传统之间徘徊,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合适性”的唯一依据是社会经济环境的具体条件和政治经济力量的客观诉求,唯一评价标准是社会财富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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