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洋  百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基金项目：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老区精神与老少边地区发展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利益分配问题的研究（青年课题，项目编号LQ14C07）阶段性成果。

摘要：本文将我国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视为城市空间实践，运用新马克主义空间生产理论和资本三级循环框架，分析得出城市空间要以人为本，以使用价值为主，提出坚持科学发展观，合理谋划城市内部及城镇布局，建立城乡统筹的空间开发模式以及不动产税收调节机制，为持续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关键词：马克思；城市；空间；新型城镇化

一、空间生产理论的起源

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城市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聚集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方面。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指出：“分工的基本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有可能。同时也只有在把分居在农村的人口集中到生产中心的地方才有可能。”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又分析指出：“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

但是，这些理论忽略了空间的自主力量，认为空间只是作为诸如生产处所、市场区域之类的生产要素聚集的主要场所。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空间”不仅仅是人类活动“容器”的自然存在物，并且是一种社会存在物，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主体对象化的产物。新马克思主义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代表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在1979年发表的《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一文中认为“空间是政治的。排除了意识形态或政治，空间就不是科学的对象，空间从来就是政治的和策略的。它看起来同质，看起来完全像我们所调查的那样是纯客观形式，但它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生产类似于任何同类商品的生产”。因而，空间是人造的，而不是纯自然的，它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直接创造了一种生产力——空间的使用和交换。

二、空间生产理论与城镇化建设的关系

空间既然是带有目的生产出来的商品，是资本与不同形式的空间相互结合，因此城市空间的修正和调节也成为促进资本积累和调节社会关系的工具，客观上维系着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这样，城镇化现象和规律也与空间理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富差距过大等现象及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也可以纳入空间发展过程进行剖析。

沿着空间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戴维·哈维认为空间是资本作用的产物，并从资本三级循环运转的角度分析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城市空间的形成，指出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生产以交换价值为主，空间生产出现周而复始的过度积累。

哈维的资本三级循环包括：初级循环，即资本投资用于工业生产过程；次级循环，即资本投资用于人造环境的生产；第三级循环，即资本投资用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与劳动力再生产过程有关的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

在资本运动的初级循环内，由于社会生产无限扩大与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并存，会出现“过度积累”危机，主要表现为商品过剩、资本闲置以及工人失业等。为应对资本初级循环产生过度积累危机的办法就是将资本投向次级循环，创造城市空间环境。哈维认为城市空间的本质是一种由各种各样的基础设施混合而成的人造环境。在次级循环中，为了缩短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各种基础设施的扩建改造，使人口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配置和布局不断更新。正如其在《资本的城市化过程》一书中所说“城市空间建构和再建构就像一架机器的制造和修改一样，都是为了使资本的运转更有效、创造出更多的交换价值，获取最大利润”。资本的次级循环出现空间的“资本化”，即在资本转移过程中，那些曾经的“不动产”（土地买卖、房地产等）转变为用于交换的流动商品。但随着城市空间不断创造价值的能力吸引更多过剩资本进入次级循环，当城市中心区可建面积趋于饱和时，资本便迅速地向郊区移动，从而造成城市中心或中心城市的衰落。因此，重新建构的空间结构势必成为资本进一步积累的障碍，使过度积累这一基本矛盾在城市人造环境的生产和使用中重新产生。

为解决资本次级循环中的危机，资本向第三级循环转移，即投资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教育与卫生福利等社会公共事业。在资本的第三级循环中同样不会消除过度积累的趋势，要解决由第三级循环引发的危机，就要进行“空间整理”，在全球寻找新的投资地方，投资转向不发达国家或地区，即资本全球化。

总之，以交换价值为主要的目的的空间生产，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主要为了解决过度积累所带来的矛盾，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过剩的资本需要转向对人造环境的投资，“空间”成为彻底的商品，成为实现剩余价值的新手段。

三、空间理论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工业化”的迫切需求和西方的“去工业化”资本转移需求迅速结合起来，国际资本迅速流入我国，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和土地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将其作为出口基地和产品市场。因此，我国一度作为世界工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随着资本无限扩大的需要，资本进入次级循环，由空间中生产转变为空间生产，资本投入城市空间。

在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资本从最初的投入到中心城市的基础功能设施建设到城市空间进一步扩张，出现以资本为主导的城镇化，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在初始阶段，获取城市土地出让收入并不是土地开发的主要目的，地方以招商引资为第一要务，往往通过廉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土地。然而，随着城市空间（土地、住房）商品化的深入，土地的出让方式和目的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很多城市，通过低价出让产业用地、间接获得税收已难以满足日益膨胀的资本需求，开发土地的目标转向大规模房地产和商业用地出让，形成活跃的土地市场。城市发展和建设逐步建立在土地财政基础上，成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土地投机活动，偏离了城镇化的基本需求。土地财政的空间生产规模快速扩大，表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已经沦为资本主导。

然而，若城市空间生产一味按照以交换为主的资本积累模式发展，则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容易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同时会引发城市向外扩张，城市建设重外延轻内涵，重外表轻功能，建设内容与居民需求错位等“城市病”，显然这种资本城镇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

然而，空间生产带来的资本增值和价值创造仍然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也是资本循环的重要支撑。随着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需要进一步调整和挖掘空间生产潜力。从空间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走向新型城镇化的空间策略包括：坚持科学发展为第一要义；合理谋划区域布局，探索城乡统筹兼顾土地开发模式；建立城乡空间不动产税收调节机制，等等。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城市空间发展以使用价值为主导。发展是第一要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社会主义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的空间需求，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正如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品与使用价值》指出“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以及使用优先于交换。”我国实施科学发展观战略，核心是以人为本。在推进城镇化中坚持以人为本核心立场，尽快实现中国城镇化战略由资本增长导向型向以人为本的根本性转变，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突出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目标主体”、“价值主体”、“动力主体”、“责任主体”等多重主体性地位，进一步加强经济新常态下的供给侧改革，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释放城市空间生产活力，为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力量源泉。

第二，建立城乡共同参与的城市空间开发模式，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一是要合理的做好城镇布局和城市内部空间规划。在城镇化布局方面，我国幅员辽阔，新型城镇化应充分结合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经济、社会、生态水平和自然环境条件，按照有机秩序原则组织与安排区域空间要素，形成有生命力的、可持续发展的区域城市空间部落。在城市内部空间方面，新型城镇化要求城乡规划在城乡空间生产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影响，真正起到引导城乡空间发展、调节城乡社会关系的作用。二是统筹城乡土地开发。土地是城市空间发展的重要资本环节，笔者曾经提出要以土地利益分配为切入点，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基点，以保障人口自由迁徙、统筹城乡土地市场为突破口，分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如何逐步调动和建立统筹城乡参与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

第三，建立城乡空间不动产税收调节机制，实现城市空间合理利用。目前，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依然是地方政府主导。作为城市空间建设的主要角色，城市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大规模的支出需求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助预算外收入，即通过土地出让、土地抵押贷款的方式获得财政收入。在这种制度的激励下，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主导大规模的城市扩张，对外征地囤地以及城中村改造纠纷不断。另外，土地出让收入作为非税收入，受政府经济调节政策影响较大，收入来源不稳定，依靠“土地财政”模式掩盖了未来的财政风险，将严重影响地方财政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建立以“不动产税”为主体的税收体制机制，合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不仅有助于规范城乡空间发展、调节社会利益，更有助于地方财政逐渐与土地财政脱钩、有助于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品质提升转化。可以预见，随着不动产税收的调节转型，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空间生产的积极性将被广泛地调动起来，必然会充分实现城市空间的合理利用。

四、结语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解决中国实际需要的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将新马克主义空间理论与我国当前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起来，把城市建设视为城市空间生产，利用马克思主义代表学者的经典理论框架，分析在经济新常态下，坚持以人为本，把握城市空间建设中的供给侧改革，旨在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新型城镇化建设遇到的一些挑战提供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3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66，362-363,365.

[3]陈志梧,译.空间政治学的反思.收于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1994

[4]张佳.大卫·哈维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5－104,108－113．

[5]王志弘，译.空间：社会产品与使用价值[M].收于夏铸九，王志弘，编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北:明文书局 .1979

[6]张彰.城市化背景下开征财产税的可行性研究[J].金融经济,2013:68,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