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雷雷，郭幼佳，高雨桐

（河北金融学院，河北 保定 071051）

摘要：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数字金融在提振居民消费、扩大内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本文基于2012—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规模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推动消费结构由商品型向服务型转型升级。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水平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和西部地区，而其对消费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不仅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扩大居民消费规模，也在不同区域通过差异化路径推动消费结构优化。

关键词：数字金融；消费水平提升；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在宏观经济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但从长期来看，我国居民消费占比相对不足，内需潜能仍有待进一步挖掘。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提振消费、提升投资效率、全面扩大内需”列为重点工作任务之首。随后，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扩大内需和增强消费能力的政策方向。在此背景下，数字金融作为国家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有效突破传统金融服务在信息获取与风险识别方面的局限，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扩大消费信贷的可得性与覆盖范围，并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在激发消费潜力和促进内需扩张方面发挥着多层次的重要作用^[1]。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金融与消费行为关系的研究

近年来，学界围绕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行为之间的关联展开了系统探讨。一些研究关注数字金融发展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黎翠梅（2021）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通过直接、间接两条渠道对居民消费产生促进作用。易行健和周利（2023）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并通过多种路径强化消费扩张效应。其促进效应在农村地区、中低收入群体以及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区域更为突出（郭峰等，2024），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在欠发达地区呈现出更强的发展活力，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和提升金融可得性，有助于缓解区域发展失衡，推动经济增长成果更加均衡共享。（张海洋，2022）。

（二）数字金融与消费结构的关系研究

学者们对数字金融与消费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何宗樾和宋旭光（2023）发现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与生活相关的基础性消费，江红莉和蒋鹏程（2020）认为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发展享受型消费优化了居民的消费结构。数字金融与居民生活高度融合深度渗透，不但可以满足那些以往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张勋等，2019），还可以极大地降低消费成本、改善消费体验、加速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提高消费支付频率、创造新消费需求。

（三）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机制研究

数字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显著促进了居民收入与消费 （张勋等，2021），并且可以通过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现居民消费升级 （颜建军和冯君怡，2021）。从作用机制来看，数字金融通过丰富线上理财与信贷产品供给，为居民提供更加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选择，提高财富增值渠道的可及性（陆琪，2022）。同时，其基于大数据风控技术降低了传统信贷的准入门槛，拓宽了居民融资渠道，缓解了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问题。在此基础上，居民跨期消费能力得到增强，信贷消费意愿提升，进而带动整体消费水平上升。

（四）文献述评

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研究多聚焦于数字金融对消费的技术层面影响，如支付便利性和金融服务可及性，强调其对消费扩张的促进作用；突出政策支持和应用场景创新对消费的推动效应，但微观机制和长期影响研究仍有待深化。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融合宏观与微观视角，构建多维度分析框架，深入剖析数字金融对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异质性影响，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相关假设^[2]。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的机理

数字金融通过多重路径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首先，数字金融的发展极大改善了支付方式，降低了交易成本。移动支付的广泛应用，使居民能够在不同场景下便捷完成交易，不仅显著提高了支付便利性，也有效降低了现金交易所产生的时间与交易成本。这种便捷的支付方式不仅增加了消费的频率，还拓展了消费的空间和时间边界，使居民能够更方便地参与线上线下多元化的消费活动，从而提高整体消费水平。

其次，数字金融在信贷可得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风控技术，使得中低收入群体和缺乏抵押担保的家庭也能够获得小额贷款支持。相比传统金融体系的高门槛与高成本，数字信贷的普惠性有效缓解了居民的流动性约束，扩大了能够进行超前消费的人群范围。在信贷支持下，居民的消费能力得以增强，从而带动了消费支出的增加。

再次，数字金融还通过财富效应间接提升居民消费水平。数字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为居民提供了多样化的投资渠道，增加了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和增值预期。财富感知的增强改善了居民的预期判断与信心水平，从而提升其追加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居民更愿意将未来收入和资产预期转化为现实消费，从而进一步推动消费水平的上升。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通过支付便利、信贷可得性、财富效应，共同作用于居民的消费行为，有效推动了消费水平的提升。这一机理不仅揭示了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内在逻辑，也为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3]。

假设 H1：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

（二）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机理

数字金融不仅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消费水平，也在消费结构优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先，数字金融推动了居民消费的升级，随着数字支付与普惠信贷的普及，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得到缓解，耐用消费品和服务型消费的进入门槛明显降低。通过降低获取高端与体验类产品的门槛，促进居民消费重心由满足基本需求转向更加注重发展与品质提升。

其次，数字金融通过信息撮合与资源配置优化，促进了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金融平台能够精准识别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进而为其匹配相应的商品和服务。随着电商平台与数字支付体系的广泛应用，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畅通，消费选择更加丰富，消费结构逐渐向高层次和高质量方向演化。

最后，数字金融通过促进新兴消费模式的扩展进一步推动了消费结构优化。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数字娱乐等新兴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与数字金融的支付和信贷体系密切结合，推动居民更多地转向高附加值和高体验性的消费。这种结构性变化不仅提升了消费质量，也增强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综上所述，数字金融通过缓解消费约束、推动信息撮合以及支持新兴消费发展等多重路径，有效优化了居民消费结构。这一机理揭示了数字金融在消费领域的深层次影响，为理解消费升级的动力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4]。

假设 H2：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结构的优化。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识别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本文构建省级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具体基准模型如下：

模型（1）旨在分析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总量的作用：

式中，Con为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消费支出表征居民消费水平；dfi为核心解释变量，用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程度；X为控制变量集合，涵盖地区收入水平、人口家庭特征、社会保障状况以及金融环境等因素；μ表示地区固定效应，λ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ε为误差项。

模型（2）进一步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

在此模型中，被解释变量str为居民消费结构，通过服务性消费占比指标来衡量；其他与模型（1）一致。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被解释变量的构建上，本文从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两个层面刻画居民消费状况。其中，消费水平以地区人均消费支出为代表，并采用价格平减方法进行实际值处理，以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干扰；居民消费结构则主要通过服务性消费占比进行衡量，该指标数值越高，表明居民消费结构越趋于优化。

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发展程度，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指标，该指数较为系统地反映了我国数字金融发展的综合水平及其区域分布特征^[5]。

为缓解潜在的遗漏变量偏误问题，结合既有文献经验，模型中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口家庭结构、社会保障支出及金融发展状况等控制变量，以控制宏观经济条件与社会结构差异对消费行为的影响^[6]。

数字金融变量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衡量指标，其他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则分别取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资料。本文选取2012—202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并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剔除部分数据缺失较为严重的地区，以确保样本数据的完整性与可靠性^[7]。

四、数据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汇总了核心变量的统计特征。从样本情况看，各变量观测值均为372，数据覆盖较为充分。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在地区间均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波动幅度相对可控。核心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的均值为5.40，标准差为0.68，省际差异较为明显，表明我国数字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均衡特征。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收入、家庭结构、社会保障及金融发展水平均表现出合理的离散程度，变量取值区间未出现明显异常，适合用于后续计量回归分析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二）多重共线性分析

表2给出了主要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情况。结果显示，各解释变量的VIF值均显著低于10，且平均VIF为 2.41，处于较低水平，表明模型中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变量设定具有良好的独立性，回归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表2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三）基准回归分析

表3呈现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规模及消费结构的基准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在两个模型中均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数字金融不仅能够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向服务型方向升级。

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其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为显著负向，说明收入增长在扩大消费规模的同时，并不必然带来消费结构的同步优化。家庭结构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为负，反映出家庭抚养负担加重对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及消费结构升级均具有一定抑制效应。社会保障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均表现出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并优化消费结构。进一步比较发现，金融发展程度对消费总量具有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但其对消费结构优化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

总体来看，模型拟合度较高，核心结论在统计意义和经济含义上均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说明数字金融在推动消费规模扩大及结构调整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促进效应。

表3 数字金融影响居民消费规模与结构的回归估计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一期滞后处理后重新估计模型，结果见表4。结果表明，在引入滞后一期解释变量后，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且回归系数符号与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本文的核心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从控制变量来看，人均收入在稳健性检验中仍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水平，但其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依旧呈显著负向；家庭结构变量对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抑制效应持续存在；社会保障水平在两个模型中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发展水平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总体而言，稳健性检验结果未改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

表4 稳健性检验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

表5呈现了数字金融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对居民消费规模与消费结构的差异化影响。估计结果表明，其作用效果在区域层面存在明显分化特征。

就消费规模而言，数字金融在东部地区表现出较强的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该影响未达到统计显著水平；而在西部地区虽呈正向关系，但影响程度相对有限。这说明，数字金融对消费扩张的带动作用更容易在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区域得到体现。

从消费结构角度观察，数字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消费升级具有显著推动作用，而在东部地区未表现出显著影响。这表明，在经济相对欠发达区域，数字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拓展服务型消费渠道，对居民消费结构优化的促进效果更为突出，加快了消费由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的进程。

就控制变量而言，人均收入在各区域中普遍对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其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家庭结构、社会保障及金融发展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同样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分化特征。总体来看，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依赖性，其作用机制和效果随地区发展阶段和金融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差异^[8]。

表5 区域异质性分析

五、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消费结构优化，但不同区域之间仍存在明显差异。为充分发挥数字金融在扩大内需与激发消费活力中的功能作用，本文提出如下政策思路。

其一，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优化升级，增强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与可及程度。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尤其在中西部地区和基础条件相对薄弱区域，其边际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重点完善网络通信、数据平台和数字支付等基础设施建设，缩小不同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使用便利性，使更多中低收入群体和金融服务薄弱地区居民能够平等获取金融资源，从而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第二，优化数字金融产品供给结构，引导消费由“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转变。数字金融不仅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提升消费水平，也在推动服务型、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相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进一步丰富与居民消费升级相匹配的数字金融产品，如分期消费、数字信贷和普惠型金融服务，重点支持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高质量服务消费领域。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引导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加快转变，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内生驱动力^[9]。

第三，因地制宜实施差异化政策，充分发挥区域数字金融发展的比较优势。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应更加注重数字金融与高端服务业、数字消费新模式的深度融合，推动消费向品质化和多样化方向升级；中西部地区则应着力提升数字金融的基础覆盖水平和普惠程度，通过改善金融服务供给条件，释放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通过因地制宜制定数字金融发展和消费促进政策，实现区域间消费增长的协调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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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芳,胡立君.城镇化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研究——基于收入效应和收入差距的多重中介效应检验[J].宏观经济研究,2022(9):64-77.

[3]张勋,杨桐,汪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0,36(11):48-63.

[4]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5]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4):1401-1418.

[6]张校国.数字乡村建设能否提升农村居民消费韧性?——基于中介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J].商业经济研究,2026(2):110-114.

[7]冉希美,王定祥.普惠金融数字化、消费环境优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动力释放[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0(3):86-99.

[8]王小华,马小珂,何茜.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消费内需动力全面释放了吗？[J].中国农村经济,2022(11):21-39.

[9]张铖.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5(18):50-53.

基金项目：河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数字金融促进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结构优化研究”(SQ2024204)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