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凌瑜 中共长沙市委党校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长沙市社科规划一般项目《湖南自贸区长沙片区贸易便利化研究》（项目编号：2021csskkt15）阶段性成果。

摘要：湖南自贸区建设是新时期湖南全面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实施中应重视贸易便利化方面的探索与创新。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借鉴经验和结合实际，从基础设施、通关效率、贸易成本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构建了适用于内陆省份的贸易便利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测算湖南自贸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

关键词：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一、引言

自2013年以来，我国先后设立的上海、广东、海南、湖南等21个自贸区成为新时期我国发展对外贸易、畅通内外市场的重要引擎，而在区内实现更高水平的贸易便利化是自贸区扩大多边贸易和促进良性发展的根本途径。2020年9月21日，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成立，旨在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要素，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全面落实中央关于建设制造强国、实现中部崛起的国家战略，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着力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内陆开放新高地。湖南自贸区实施范围119.76平方公里，涵盖长沙、岳阳、郴州三大片区，其试验探索的成功经验将发挥率先崛起、先行示范、辐射带动的重要作用。

二、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的文献综述

贸易便利化（Trade Facilitation，TF）泛指国际贸易过程中能使货物流动更加便利的全部措施，是促进某国（或地区）贸易总量增长、贸易结构升级、贸易环境改善的有效途径。从1970年以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便开始着手贸易便利化工作，后来该问题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新加坡议题”之一，其他如亚太经社理事会（ESCAP）、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国际组织均在贸易便利化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国内外学者对于贸易便利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测算和水平测算两个方面。影响测算方面，Wilson & Fink（2003）采用引力模型对全球7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测算后得出结论：从港口效率、规制环境、海关环境和服务业基础设施等方面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将会产生巨额的贸易增量；曾铮等（2008）、单君兰等（2012）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贸易便利措施比关税减让措施更能促进中国进出口额的增加；OECD（2003）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对贸易便利化进行测算后显示：货物贸易成本每降低1%，全球范围内社会净福利每年将增加400 亿美元。水平测算方面，Wilson 等（2003）、Djankov 等（2006）、Felipe 等（2012）通过实证对各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提出海关通关便利化是最重要的因素；Lwanow等（2007）、Felipe等（2012）论证了基础设施和监管环境比较重要；谢娟娟等（2011）细化了基础设施中的三级指标，段景辉等（2011）从商业环境中将政策环境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一级指标，孙林等（2011）选取了贸易壁垒作为影响贸易便利化的一级指标。

综上所述，贸易便利化的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测算便利化措施对贸易流量的影响效果。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探讨以贸易便利化推进自贸区建设的相关研究较少，涉及内陆省份和地区的则更为少见。截至2020年9月，我国中西部地区获批成立的自贸区有9个^①。那么，内陆地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是否可以显著促进自贸区的贸易往来？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重点和路径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研究前提是先测算出某地区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文献、借鉴经验和结合实际，构建了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指标体系，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可靠可行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

三、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的经验借鉴

目前，国际上对于贸易便利化的定义不尽相同，其外延范围呈现丰富扩展趋势。世界银行（WB）和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相关报告^②，将贸易便利化的涵盖范围界定为市场准入、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和政府效率等方面。世界贸易组织（WTO）拟定的《贸易便利化协定》规定，贸易便利化应至少包括信息获得、通关效率、贸易成本、协商机制等方面^③。Wilson、Mann和Otsuki（2003）则运用港口效率、海关环境、制度环境和电子商务四大指标，在APEC范围内测算了贸易便利化对贸易流量的影响。上述国际组织的规定和报告均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和计算基础数据的，而随着贸易流动和贸易方式的不断变化，省域中观层面的贸易便利化日益呈现出地域化、多元化、差异化特征。

我国成立的第一个自贸区是上海自贸区，其建设发展的思路、政策和措施成为国内其他自贸区学习借鉴的重要参考。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于2009年制订的《上海市贸易便利化工作规程》，针对进出口货物贸易构建了上海市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根据贸易开展前、中、后的时间顺序，从服务、效率和成本三个方面提出13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下又包含若干细化指标。服务指标是指进出口企业在货物进出口过程中办理各项手续所需要的时间，以业务流程时间来衡量；效率指标是指贸易便利化成员单位^④的工作效率，由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相结合来衡量；成本指标是指在货物进出口过程中办理各项手续所缴付的费用增减率。这些指标涵盖了政策透明度、政府高效度、政务便捷度等方面，成为衡量上海市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标准依据。

四、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构建

湖南自贸区的发展定位于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联通长江经济带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国际投资贸易走廊、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和内陆开放新高地，其下三大片区的承载功能既存在差异，又互为补充（见表1）。本文综合考虑WB、WEF和WTO提及的贸易便利化定义，主要参考《全球竞争力报告》（GCR）和《全球贸易便利化报告》（GETR）构建的国家层面评价指标，以及《上海市贸易便利化工作规程》构建的省域层面评价指标，并实际结合内陆省份的发展阶段和贸易特点，选取了基础设施、通关效率、贸易成本和营商环境4项一级指标以及与之匹配的20项二级指标，以构建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见表2）。在整个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主要从境内与边境、成本与效率、目标与功能、技术与制度等多层视角综合评价贸易便利化水平，二级指标则强调了物流、金融、电商服务在现代国际贸易中日益发挥的重要作用。目前，该指标体系的测算仅针对进出口货物贸易，但保留了其开放性便于后续研究的补充和拓展。

表1 湖南自贸区三大片区的发展重点和功能定位

信息来源：《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表2  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

注：①《全球竞争力报告》（GCR）；②《全球贸易便利化报告》（GETR）；③《上海市贸易便利化工作规程》。

（一）基础设施

近海地区国际贸易的货物运输基本以水运和空运方式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率是影响贸易便利化的重要方面。湖南地处内陆地区，自贸区的运输通道主要依赖于长沙片区的黄花空港、霞凝水港、中欧班列（长沙站），岳阳片区的城陵矶水港，郴州片区的湘港澳直通。因此，将该指标分为两类：一是反映基础设施质量的硬指标，涵盖水空铁公四种运输方式；二是反映港口运行效率的软指标，主要体现了装运负担、转运衔接、物流竞争和跟踪追查四种服务能力。

（二）通关效率

通关效率是指区域内货物贸易出入境的便利程度，采用通关时间周期和通关手续项数来衡量。通关时间周期，衡量进出口企业或其代理办理货物进出口手续的快慢程度，以完成全部业务流程所需要的最短总时间来计算；通关手续项数，衡量进出口企业或其代理办理货物进出口手续的繁复程度，以完成全部业务流程所需要的最少总项数来计算。该指标主要包括进出口货物贸易中涉及的注册备案登记、报关缴费签发、检验检疫签发、许可证办理、外汇核销、出口退税等业务流程的时间长短和手续项数。

（三）贸易成本

贸易成本用来衡量除海关直接税收成本外的通关费用成本，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际贸易的透明度和便利度，属于负向的边境障碍指标。主要包括：清关额外成本、金融服务成本、行政收费成本和犯罪暴力成本。清关额外成本，衡量国际贸易中除正常税收开支外的非正常开支；金融服务成本，衡量进出口企业为完成货物通关所承担的金融服务成本；行政收费成本，衡量进出口企业为完成货物通关所承担的行政收费成本；犯罪暴力成本，衡量进出口企业在货物贸易中面临的犯罪暴力风险并由此承担的经济损失。

（四）营商环境

贸易便利化不仅涉及运输、通关等边境障碍，也涉及制度、技术等境内障碍。营商环境用来衡量区内的政务服务水平和技术支撑能力，主要包括：政策透明程度、政府清廉指数、金融服务便利和电商使用比率四个方面。政策透明程度，衡量某地区规章制度的透明度、合理性和稳定性等方面，以及政府能否将规章制度变化及时通知相关行为主体并保证对方有效知晓；政府清廉指数，衡量民众对当地公务员和政府部门的清廉与否的感受程度，这种基于民意测验的复合指数仅作为辅助参考；金融服务便利，衡量相关市场主体获得金融服务的便利性；电商使用比率，衡量某地区是否拥有足够可获的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利用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提升商业活动效率的能力。

五、结语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贸易便利化水平测算方面做出了积极探索，虽然他们选择的测评指标不尽相同，但对于贸易便利化有利于促进贸易流量增长的结论是基本一致的。考虑到湖南自贸区虽地处内陆、起步较晚，但可以着眼于差异定位、特色发展，力争在国家新一轮的改革开放战略布局中抢抓机遇、积极作为。基于此，本文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基础设施、通关效率、贸易成本和营商环境等方面构建了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指标体系，尽可能地体现了合理性、针对性、完整性、可量化、可操作、可补充的设计思想，力求准确客观地测算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之后，笔者将广泛搜集相关省份的年份数据和截面数据，通过综合评分、引力模型等研究方法，进一步开展测算湖南自贸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及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注释:

①截至2020年9月，我国中西部地区获批成立的9个自贸区为：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云南、广西、湖南和安徽。

②世界银行（WB）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来源网址：http://www.doingbusiness.org/。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The 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来源网址：https://www.weforum.org/。

③《贸易便利化协定》是WTO成立后首份缔结的多边贸易协定，主要规定了各成员在贸易便利化方面的实质性义务，于2017年2月22日生效。截至2021年4月29日，共有154个世贸组织成员加入了《协定》。

④《上海市贸易便利化工作规程》规定的上海市贸易便利化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有9个，分别是：市发展改革委、市口岸办、上海海关、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市国税局、市金融办、市工商局和市商务委。

参考文献：

[1]《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国务院,2020年8月30日.

[2]《上海市贸易便利化工作规程》.上海市商务委员会,2009年8月7日.

[3]曾峥,周茜.贸易便利化测评体系及对我国出口的影响[J].国际经贸探索,2008(10):23-38.

[4]段景辉,黄丙志.贸易便利化水平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发展,2011(07):46-52.

[5]Wilson,Mann and Otsuki.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ew Approach to Quantifying the Impact[J].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3,17(3):367-389.

[6]OECD.Trade Facilitation: The Benefits of Simpler, more Transparent Border Procedures, the OECD Policy Brief[R/OL].http://oecd.org/dataoecd/35/50/8920454.pdf,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