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金融视线

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分析

2025-07-09 16:58 来源：www.xdsyzzs.com 发布：现代商业阅读：次

刘世英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大庆市分行，黑龙江大庆 16300）

摘要：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科技的蓬勃兴起，金融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深刻影响。金融脱媒、跨界竞争、网络银行、平台企业的发展使国有银行失去垄断优势。在此形势下，国有银行必须加快变革步伐，主动拥抱金融科技，以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当前，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验证数字化对银行发展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却较少从国有银行自身的角度深入分析其为何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以及转型的影响因素。并且，大多数研究仅基于外部性或者内部影响因素进行单方面分析，缺乏全面的总结与剖析。本文则基于国有银行的发展现状、数字化转型的背景、影响因素和面对的挑战，对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研究。

关键词：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影响因素；未来银行

一、引言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已然成为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据中国信通院《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表明，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2.8%，较上年提升1.3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7.39%，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2.76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6.45%，数字经济规模由2012年的11.2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53.9万亿元，11年间规模扩张了3.8倍，数字经济有效支撑经济稳增长。“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要发展数字经济，“稳妥发展金融科技，加快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1]。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先后出台了《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 2025年）》和《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新时代商业银行数字化建设的方向，指出金融数字化转型的逻辑思路、未来规划、重点任务和实施规范^[2]。2020年，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就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做出全面部署。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手段，发挥国有企业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的引领作用，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1.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现状。

金融已经不只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而是成为战略武器，世界各国已经从科技战争转化为金融战，国有银行作为重要金融机构，更应该加快技术变革，发展数字经济抢抓机遇。目前，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处于蓬勃发展期，并取得明显的进展，一是数字化转型已经从个人计算机阶段、互联网阶段，转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阶段，进入第三阶段。二是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战略纵深推进，资金、人才投入力度持续加大。2023年六大行金融科技投入首次突破1200亿元。三是各国有银行都将数字化转型作为发展战略。中国建设银行“惠省钱”快捷支付数字化运营体系：中国建设银行通过“惠省钱”体系，以客户绑卡和交易活跃为目标，推出了“省钱卡”营销工具，依托手机银行、微信银行、支付宝、美团等平台，开展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运营。这一体系不仅提升了支付服务的可得性和普惠性，还激发了消费活力，增强了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中国工商银行的产业链场景金融服务：中国工商银行携手各行业领军企业，构建了一套针对产业链场景的金融服务体系，并精心设计了个性化线上融资解决方案，旨在全面覆盖生产、采购及销售等多个环节的多样化金融需求。中国银行的“中银企业e管家”：中国银行推出了一站式企业数字化经营平台“中银企业e管家”，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服务长尾客群。

2.国有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背景。

数字化对于国有银行而言不仅是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时间、空间限制，更是进一步挖掘数据价值，实现银行数字化经营管理的逻辑转变^[2]，在数字化浪潮下，国有银行应顺应数字化时代发展变革，主动拥抱数字化，获取竞争优势，打造“未来银行”。

一是数字化转型是国有银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刘自强，封秋硕，2024）研究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有效促进高质量发展^[2]。与传统银行的金融服务不同，数字化转型依靠线上业务、移动支付等金融科技力量，突破了传统金融服务对物理网点和实体场景的依赖，降低了企业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让更多受金融排斥的企业能够享有服务^[2]。通过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精准抓取客户需求、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形成更具敏捷性的现代金融体系。通过已成熟的大型服务平台，营造生态圈，为重大项目、重点企业和重要产业链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增强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农村金融服务的能力。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下，国有银行应加快数字化转型，主动把握机遇和引领技术变革，加快金融与数字、科技的融合，打造未来银行，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是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有效路径。随着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扩大的生产要素和资本跨境流动，使我国与世界经济体的联系逐渐深入，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双循环政策促使国有银行加快业务全球化运营能力，在这信息技术与产业革命的经济变轨期，数字化转型能够加快新技术的研发创新，促进新产品的孵化成长，推动新模式的广泛传播以及新业态的蓬勃发展，进而增强竞争力。这一过程将助力国有银行更深入地融入并优化全球供给体系，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更高端迈进。我国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是世界系统重要性银行，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提升我国银行在经济体中的重要地位，不仅是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加速我国进入国际治理体系核心地位的推进器。

三是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格局的有力抓手。 "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数字经济”将成为驱动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数据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它通过优化既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要素配置，催生出更高效的生产力效能，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加快数字化转型，将有效激发国有银行创新活力，降低创新门槛和成本，高效应对金融科技带来的挑战，加快构建实时、开放、高效、协同的创新体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打造安全高效、合作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外在影响因素

1.新平台企业的崛起。如阿里巴巴、亚马逊等新平台企业凭借其庞大的客户基础、优越的客户体验和稳定的分销渠道，将触角伸向银行企业，在单一平台上向忠实的客户群体销售多种多样的产品和服务，不仅抢占了银行的客户资源，还替代了银行业“分销”功能进行产品销售。以蚂蚁金服、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巨头，凭借其在社交和线上支付领域的庞大流量及生态圈优势，积极拓展消费金融、小微金融等新兴业务领域；同时，陆金所等领先的互联网财富管理平台也在不断强化其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平台公司采取的新战略正在融合来自不同行业的价值链，他们不仅给客户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还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产品，对传统银行更具挑战性。

2.监管要求的持续提升。监管机构对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出了明确要求，中国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明确了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要求、原则、目标，以及在战略规划、业务经营管理、数据能力建设等方面的具体措施。随着金融监管的持续发力，银行需要适应更严的监管要求，同时挖掘新发展出路，对数字化转型创新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

3.市场需求的变化。数字化时代的消费者更加看重方便、快捷、多渠道的数字化体验，这要求银行提供更好的客户体验。能够快速、准确的响应客户需求，敏捷银行的出现满足了消费者行为的快速变化，特别是对数字化服务的需求。与此同时，微众银行、网商银行等纯互联网银行迅速崛起，大大满足了消费者需求，抢占了大量市场份额。基于模仿性同形理论，来自相似组织或标杆组织的启示具有重要意义^[3]。国有银行可以模仿纯互联网银行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的先进能力，并将其应用于自身，以便及时抓住科技金融、养老金融、绿色金融领域的数字化发展机遇。

4.经济压力的冲击。技术变革带来的绩效差异产生“经济压力”，迫使银行重新评估自身现有技术和新兴技术的价值、寻找业务的突破点，从而促进其创新行为^[3]。一是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改变了银行的资产和负债端结构，还通过提升银行负债成本等冲击了银行盈利能力。二是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导致的“息差收窄”，靠传统业务实现的盈利能力下降^[4]。三是数字金融对银行创新具有外部拉动效应，通过利率市场化和社会创新氛围进行中介传导^[5]。四是来自数字经济的威胁，首先银行正经历着客户脱媒，其次银行产品和服务正在解绑，再次是产品商品化，银行差异化发展更难。最后顾客越来越少的使用银行服务，银行正在“隐形化”。基于以上压力，促使国有银行创新发展，加快数字化转型。

5.社会责任的需要。新制度理论的观点认为，企业的行为决策并不完全是基于对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考量，环境中其他企业的行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等都可能对创新决策产生影响^[3]。基于政府和监管层视角，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来支持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而国有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质量，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基于社会和公众对于国有银行转型的视角，国有银行领先发展代表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国有银行的波动状态代表着金融的稳定状态，承担着国民的期待和重任，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基于国有银行本身的ESG视角，ESG框架将环境、社会和治理纳入发展战略，是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6]，更有助于国有银行数字化技术和数据治理的顺利进行。

6.主导地位的威胁。中国金融会议上指出，发挥国有银行压舱石作用，国有银行不仅要生存发展，还要承担国之重任，作为金融中介，在稳定经济、资源分配、政策传导中发挥主导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开放改革，国有银行这个市场上最有竞争力的金融机构地位正在受到威胁，一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数字技术的发展，金融科技公司借助先进技术开展借贷、融资、支付业务，国有银行金融中介功能逐渐被替代。二是准入门槛放宽。在我国经济体系的一系列变革中，先是银行经营牌照的放开，允许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参与成立银行，再到对外开放11条，允许境外机构和资本参与设立境内银行，都加大了国有银行的挤兑效应，再到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愈加普遍的金融脱媒和跨界竞争，使得银行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国有银行的垄断优势逐渐下降。三是发展资本市场。2024年4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深入贯彻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紧紧围绕打造安全、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作用，推进金融强国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大局，市场主体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更有效地发挥了资源配置作用，将导致金融去中介化，国有银行的政策传导功能受到威胁。

三、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内在影响因素

1.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选择。国有银行应当紧密围绕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以及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科学地制定并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明确分阶段的实施目标，进行长期投入并持续推进。实现业务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提高金融市场交易业务的数字化水平。一方面，要鼓励组织架构创新，强化跨领域、跨部门、跨职能的横向协作以及敏捷性管理。另一方面，加强线上交易平台建设，构建前、中、后台协同的数字化交易管理体系^[7]，有效提升投资交易效率与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要推动银行文化和心态的转变，以适应数字化转型的需求。将数字化转型该做什么、该怎么作为发展战略并拥有强烈的意愿是实现数字化的关键。

2.技术基础和科技布局。对于国有银行而言，无论是通过强化内部能力建设，还是借助外部合作或并购手段，都需积极应对金融科技的变革与挑战。在数字化转型中夯实技术基础，加强金融科技资源投入，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技术重构既有架构，实现金融基础设施的能级跃迁。如通过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建立或参与股权投资基金、成立创业加速器、金融科技战略联盟等布局金融科技。也可以由银行内部成立金融科技公司或者参与金融科技平台的建设，自主研发金融科技及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8]。

3.资本投入和投资生态。对于金融科技投资者而言，在资本配置上须更加谨慎。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人力投入也会构成国有银行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前因条件，银行科技资本投入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支撑，而科技人力投入则提供了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智力资源^[6]。而数字化转型前期需要先投入大量资本，且转型效益在短时间内具有不确定性，资本不足的银行可能因此受阻，一些先进银行通过股权投资、私募基金、风投打造投资生态，多机构合作生态不仅可以增加风险抵抗能力，同时还能大幅提高研发力度。

4.数字人才队伍建设。数字化转型是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创新变革，数字金融对银行创新具有内部驱动效应^[9]，其中创新要素的积累和企业家创新精神发挥了中介机制的作用，间接提升了银行创新。国有银行必须大力引进与培养数字化人才^[5]，（李琳芸，2024）研究表明，商业银行董事会中独立董事占比的差异会影响数字金融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10]，同时独立董事也会对数字化转型进行更客观的监督。高级管理人员的“数字化”思维意识和布局能力决定着数字化转型的程度与深度，专业技术人员不但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而且在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可以提供专业建议，在面临危机时能够给出专业对策。人才队伍建设是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战略制定、战略监督以及战略实施的关键。国有银行需要构建一整套完备的组织架构以及人才队伍，并提供有效的指导和监督。

5.大数据能力建设。大数据能力作为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有助于快速捕捉客户需求并进行价值转换，高效的数据运用离不开数据收集与整合、数据分析与挖掘、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因此建设大数据能力就需提高数据管理能力，强化数据质量控制，提升数据应用水平，以便于做出快速的、前瞻性的、有前景的趋势判断，由此把握新机遇驱动催生新产品、新业务、新模式，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创造。

四、问题

近些年来，尽管大多数银行已然认识到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且将其作为银行发展的战略规划，但综合来看，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呈碎片化发展状态。目前主要聚焦于降低成本、打破信息孤岛以及提升效率等方面，且集中在传统的存、贷、汇业务领域，整体数字化程度仍然偏低。由此可见，国有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行业发展的探索阶段。

1.技术基础薄弱，敏捷性不足。数字金融源自于源于金融科技，最早行兴起于美国，国有银行信息系统的基础软硬件平台对国外核心技术或产品的依赖性较强，很多是从国外引进或者核心技术由国外购买，尽管我国近些年开始国产化替代，核心技术从国外转移到国内，做到自主安全可控，大部分国产基础软硬件从“可用”达到“好用”^[11]，但是新旧基础软硬件的替换需要时间磨合适应，制裁、“卡脖子”现象也减缓了国有银行的数字化技术转型。在传统国有银行，还存在着系统封闭孤立、单独开发，导致各业务系统、管理平台数量众多，且存在互不兼容、交互缓慢的现象，这也导致国有银行与外部机构合作时，出现因基础架构不兼容以至于合作困难问题。同时，在传统组织体系下，银行部门分割、协同作业成本高，业务科技融合不够，难以形成创新合力，对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反馈效率低下，与数字化转型的敏捷逻辑不符^[12]。

2.改革阻力大，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我国国有银行地理布局广、组织层级多、业务复杂、管理团队庞大，“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其所面对的困难更多，数字化成本较高，而且，数字化转型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任务，虽然其对提效率、降成本有推进作用，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短时间具有反向抑制作用，其投入产出比在短时间内不成正比，具有一定的滞后性^[10]，同时技术采纳的成本及转型过程中新旧体系之间的摩擦，使结果具有不确定性，这会对数字化转型动力产生消极作用^[13]。

3.科技人力投入不足，内部动力机制缺乏。国有银行组织框架比较完善，虽然人员构成比较完整，但是科技人员应对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调整，存在人员老化，科技人员占比不足，复合型人才缺失的问题。研究发现，国际领先银行科技人员占比在20%-25%之间，我国部分银行科技人员占比小于5%^[14]，科技人才储备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可以直接带来专业的技术支持和研发经验，激发创新精神，在“卡脖子”问题上攻坚克难，在战略选择上指明明确的方向，国有银行在数字化转型上应该不断加强科技人才投入，构建有效的激励相容机制，以增强技术支撑。

4.转型资本投入大，投资生态不够多元化。数字化转型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包括对技术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如建设高性能的数据中心、搭建先进的云计算平台、开发安全可靠的软件系统等；还涉及到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包括数据科学家、软件工程师、数字化营销专家等专业人才，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仅靠自有资金投入，不仅会造成利润下降，也会积攒大量风险。可以借鉴国际领先银行，通过创新基金、股权投资、风投或者私募等多元话方式募集资金，通过创新实验室、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布局金融科技，建立合作、开放、共赢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14]。

5.数据质量不高、治理难度较大。随着大数据能力建设，数据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越来越多被重视，但是因为银行沉淀的数据量急剧增加，数据资源使用率不高，数据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又由于数据资产管理多由单个部门负责，受限于部门权责边界，难以进行全口径、全周期的有效管理，数据资产管控难度大，这都对数据应用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数据治理增加了难度，一方面，数据的采集、加工、应用和展现还在初级阶段，基础数据管理薄弱，数据治理混乱，另一方面数据治理与监管还存在差距。在强化外部监管的同时还要加强内部控制，加强对数据的使用和管控，避免产生数据安全风险。

6.创新发展初期，银行风险攀升。专业人士表示，银行的整体数字化可能会带来不合理预期的风险。经营风险，尽管数字金融自诞生以来迅速发展，但相关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潜在风险精准识别还存在很大的困难，同时，监管部门和法律体系还存在一定的漏洞，这就对银行稳定发展造成威胁，增加了经营风险^[15]。系统性风险，研究显示，数字化程度越高，对风险的识别和整合能力就越强。但是，在初期阶段，由于各银行在数字化的路径、技术、方式和手段存在同质化发展，会强化同类风险，加剧风险的形成。又因为金融机构间业务具有关联性，风险会加速传播，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信息泄露风险。数字换转型借助金融科技发展，金融机构与外部科技公司合作时，对于信息的保护不够也会产生信息泄露的风险。

五、总结

国有银行要站在服务于经济全面转型的高度，勇于担当，加强核心技术攻关和资源能力的社会化输出，带动金融链上下游及关联产业开展数字技术的应用投资，丰富应用场景，拓展应用效能，加快形成赋能数字化转型，提升整个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价值。

1.加强顶层规划，构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长远发展战略。国有银行开展数字化转型，首要任务就是要制定科学的数字化转型战略，清晰的勾勒长期发展愿景、重点战略市场以及业务定位，并将其作为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其次，积极开展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运用5G、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技术，探索构建包括双速IT、大数据和高级分析能力、敏捷组织和创新文化在内的一整套基础能力，以支撑数字化转型策略。最后，打造金融服务生态圈，建立一套更加面向客户的、面向渠道的、敏捷的IT配套支持，加强竞争合作优势，整合平台客户资源，释放协同价值，打造未来银行。

2.优化合作生态，构建数字化转型先进技术体系。国有银行应保持开放和务实的态度，加快攻克核心短板技术，着力构建国际先进、安全可控的数字化转型技术体系^[6]，可通过成立企业VC、加速器计划、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传统的风投基金等方式与科技企业建立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适应数字化需求的管理和运营解决方案，确保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管理结构和组织文化能够有效支持新技术的应用和业务的扩展。首先，保持银行创新的开放性^[16]，可通过投资建立合适的API优先架构和体验，这使得它们能够无缝接入银行生态系统，并为客户提供卓越产品和服务。其次，打造金融科技加速器，帮助银行抓住快速发展的金融科技大势，端到端打造金融科技风投基金，与广大金融科技生态圈建立紧密联系，推动最新金融科技创新运用于银行业务。再次，逐步构建初创企业关系网络，紧密跟踪其发展趋势，精确识别并遴选合适的投资标的，邀请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加入加速器计划。此外，银行还需搭建跨领域的合作桥梁，拓展人脉资源，为金融科技企业的成长提供孵化与支持。最后，积极促进与被投资企业的协同效应：一是利用新技术开发创新产品与服务，创造新的价值；二是通过技术融合解决内部挑战，优化运营流程；三是通过客户引荐，推动银行产品向金融科技企业的客户群体渗透。

3.推进能力建设，做好数字化转型的资源保障。开展数字化转型，新型能力建设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路径，加强对先进的技能进行储备并支持按需调用能力，以便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变化，是在现代竞争环境中取胜的关键。一是大数据和高分析能力，通过捕捉海量的数据，并快速的将其转化为具有前瞻性、可落地的商业机会。二是机器学习能力，利用高级算法优化业务流程、增强风控能力、提高客户体验，提高对风险客户预测的准确率、快速的识别潜在的欺诈行为，大幅度降低错判率和人员成本的消耗。三是生态圈建设能力，大规模、跨行业的生态系统，不仅增加了获客渠道还带来了大量的用户数据，通过挖掘潜在的客户并精准预测他们的需求，能够提高客户粘性、降低获客成本、创造协同价值。四是敏捷性能力。通过敏捷性组织、敏捷性开发、敏捷性运营能力建设，可以快速高效的洞见市场需求、实现创新性开发、转变运营策略，及时抓住机遇并且应对挑战。五是数字人才培养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中，算法与自动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才构成，应该量体裁衣的吸引、培养与激励科技型的复合型人才。新型能力建设是国有银行数字化转型的资源保障，能有效应对金融脱媒和跨界竞争引发的金融挑战，解决发展桎梏的突出矛盾，保持竞争力，并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

4.强化数据治理，筑牢金融风险防线。开展数字化转型，还应建立相匹配的治理体系。首先，在国家层面，明确对数据治理工作的全力支持。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保护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法律、法规及条例，持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据要素的确权和管理工作，营造公平、有序、健康、开放的数字金融发展环境，防止因数据垄断和不正常竞争引发金融风险。其次，监管机构应加大对数据治理工作的监管力度。建立行业标准，严厉打击数据造假、数据泄露和数据垄断行为，增强对金融机构数据治理不作为现象的处罚力度，对银行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进行预警和防控，确保银行业稳健运行^[2]。再次，国有银行要做好内部治理工作。加强源头数据管理、应用数据管理、人员和制度管理以及内外部惩罚工作，保障自身数字化转型的健康发展。最后，国有银行需要强化数字化转型中的战略风险管理，确保数字化转型战略和实施进程与机构自身经营发展需求、技术实力、风险控制能力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