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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赋能绿色转型:碳减排效应测度与推进路径

2026-08-04 16:57 来源:www.xdsyzzs.com 发布:现代商业 阅读:

胡瑾瑜,贺晶华

(内蒙古财经大学,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本文基于2009—2024年中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及空间计量方法,测度科技金融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科技金融政策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效率尚未形成稳定的提升效应;减排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与资源禀赋异质性;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等中介路径尚未有效打通;政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空间依赖性,但未形成稳定的正向空间扩散。据此提出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绿色效率导向、实施差异化政策、构建跨区域协同机制等提升路径。

关键词:科技金融;碳减排;碳排放强度;碳排放效率;中介效应

一、引言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严峻挑战,二氧化碳持续攀升。2022年党的二十大对“双碳”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双碳”目标要求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深刻变革。而科技金融作为科技与金融融合的新模式,为低碳转型提供动力。2010年12月,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并于2011年、2016年公布了两批试点城市名单。基于这一背景下,本文旨在探讨科技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与作用路径,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围绕科技金融与碳排放已积累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科技金融方面,国外未形成统一定义,多关注科技与金融的关联[10][11](Yaxin Z等,2014;Wang等,2025);国内概念可追溯至1993年深圳科技局,赵昌文等(2009)将其定义为促进科技开发与高新产业发展的金融工具[1],房汉廷(2015)视其为技术、创新与资本融合的新经济范式[2]。测度上,曹颢等(2011)构建多维指标体系[3],孙伟(2020)从投入产出测度[4],Zhang C(2021)采用多变量回归模型[12]。碳排放测度常用IPCC因子法[5][6](华坚等,2012;王杰麟等,2025),效率测度多采用数据包络分析[7][13](曹成文,2024;Zofio等)、随机前沿分析[14][15](Jin & Kim,2019;Liu Yujing,2021)。关于科技金融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已有研究表明科技金融政策可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16][8](Xu H,2022;梁栋,2022)。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缺乏将科技金融与碳排放纳入统一理论框架的分析。因此,本文从碳排放强度与效率双维度评估,开展区域及资源型城市异质性分析,为优化科技金融政策提供实证依据。

三、研究假说

(一)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碳减排的直接影响效应

科技金融政策通过统筹资源配置、发挥政府资金杠杆作用,推动财政向科技创新倾斜,促进科研成果与实体经济融合,从而直接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1:科技金融政策有助于降低试点城市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

(二)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碳减排的间接影响效应

本文从产业结构、绿色创新、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三个维度,分析科技金融政策对城市碳减排的传导机制。

政策试点借助财政补贴、金融优惠引导企业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第三产业演进(张驰,2023)[9]。拓宽新型产业融资渠道,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假说2a:科技金融政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降低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

其次,科技金融政策通过财政资金,优化城市创新环境,促进绿色创新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了假说2b:科技金融政策通过提升绿色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

科技金融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清洁高效领域配置,推动企业能源结构优化及能源监测系统建设,提升利用效率,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释放碳减排潜力。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说2c:科技金融政策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提升碳排放效率。

四、实证研究

(一)研究设计

1.基准回归模型

本文借鉴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识别思路,设定基准回归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基准回归模型

(二)变量选取

被解释变量选取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效率两个维度。碳排放强度衡量单位经济产出的碳排放水平,反映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脱钩程度;碳排放效率综合考虑投入产出关系,刻画碳排放的经济效率。

核心解释变量为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该政策由多部门联合推动,以准自然实验方式识别政策对碳排放的净影响。

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压力、对外开放水平、人口密度、产业结构与政府干预。经济发展水平是碳排放的基础驱动因素;财政压力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激励;对外开放水平通过技术溢出与产业转移影响碳排放;人口密度关联能源消费强度;产业结构反映工业化程度;政府干预度量经济活动参与强度。

中介变量包括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水平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三者分别从结构转型、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三条路径揭示政策传导机制。

1  变量选取

表1  变量选取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1.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9—2024年我国26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作为研究样本。将先后50个城市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城市,设定为实验组。其余城市作为对照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2009—2024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缺失值线性插值补充。

2.描述性统计

2  描述性统计

表2  描述性统计

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离散程度合理,不存在极端异常值性,分布特征符合城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现实规律。

3.基准回归分析

3  基准回归分析

表3  基准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显示,政策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效率产生负向影响,短期内减排效果为主,绿色效率提升不足。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后结果稳健。

4.双重差分法适用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

本文对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效率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检验表明,政策实施前,碳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在零值附近波动且不显著,满足平行趋势假设。政策实施当期及之后,系数显著为正且持续稳定。

图1  碳排放强度平行趋势检验

1  碳排放强度平行趋势检验

碳排放效率的平行趋势检验显示,政策实施前后系数均不显著,表明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未显著提升碳排放效率。

图2  碳排放效率平行趋势检验

2  碳排放效率平行趋势检验

2)安慰剂检验

安慰剂检验显示,虚构政策的估计系数集中于零且不显著,真实回归系数显著偏离随机结果。

图3  碳排放强度安慰剂检验

3  碳排放强度安慰剂检验

结果显示,碳排放效率的虚拟系数紧密分布于零值周围且多不显著,与真实回归中政策影响偏弱的特征一致。

图4  碳排放效率安慰剂检验

4  碳排放效率安慰剂检验

5.内生性检验与倾向匹配得分

基准检验显示,科技金融试点对碳排放强度与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金融发展则抑制效率提升。经PSM修正后结果保持稳健。核心结论为:科技金融呈现减排向好趋势,但短期效果不显著,政策红利集中于强度管控,尚未有效带动效率提升。

4  内生性检验与倾向匹配得分

表4  内生性检验与倾向匹配得分

6.稳健性检验

通过剔除特殊年份、缩尾处理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核心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未出现明显偏差或符号反转,模型结果稳定可靠。

5  稳健性检验

表5  稳健性检验

7.异质性检验

1)区域异质性

本文通过东部、中部、西部三组样本的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科技金融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呈现明显分化。从碳排放强度看,中部地区系数显著为正,东部为正但不显著,西部为负也不显著。从碳排放效率看,三大地区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

6  区域异质性

表6  区域异质性

2)资源异质性

科技金融政策的减碳效应存在显著资源属性差异。从碳排放强度看,两类城市政策系数均为负但不显著;从碳排放效率看,非资源型城市DID系数显著为负,资源型城市系数为正且不显著,未发挥赋能作用。

7  资源异质性

表7  资源异质性

五、传导路径分析

本文依次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三个维度,识别政策影响碳排放强度与碳排放效率的关键渠道。

(一)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

8显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产业结构高级化,金融资源更倾向强化第二产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向影响;其对碳排放效率则有显著正向促进。控制中介变量后,政策对两者的直接效应均不显著。

8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

表8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中介效应

(二)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9显示,科技金融试点显著提升了绿色创新水平,但绿色创新反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绿色创新对碳排放效率影响不显著,且政策对效率仍有独立负向作用。

9  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表9  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

(三)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中介效应

10显示,科技金融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能源效率对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向影响。控制中介变量后政策直接效应不显著。

10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中介效应

表10  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中介效应

以上分析表明,科技金融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与能源效率等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但这些渠道的方向与强度并不一致,部分渠道甚至表现为短期增排或效率抑制。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测度了科技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结论表明:第一,科技金融试点政策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不显著。第二,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中部地区政策反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东部与西部效应不显著或仅微弱向好;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效率显著下降,资源型城市则无减排赋能效果。第三,传导机制分析表明,政策尚未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及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等渠道有效促进碳减排。

(二)建议

第一,优化科技金融政策机制,强化长期效率导向。应在试点中增设绿色效率考核指标,引导金融资源向高效率、低排放产业倾斜。同时,将政策评估周期延长至5-10年,以匹配绿色创新的长周期特征,并建立年度动态调整机制,避免短期绩效压力导致资源错配。此外,需完善中介传导渠道,从而提升政策从金融投入到减排成效的传导效率。

第二,实施差异化区域政策与跨区域协同,释放空间溢出效应。针对中部地区强化绿色转型引导,为资源型城市设立专项转型基金以支持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同时鼓励东部地区探索科技金融与碳市场、碳账户的深度融合。

第三,打通绿色创新转化通道,切实提升减排实效。加快建设绿色技术中试验证与产业化示范基地,降低技术落地试错成本。同时,优化绿色专利评价体系,将转化率与实际减排效果纳入激励范围,从而进一步增强科技金融政策的碳减排效能,助力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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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房汉廷.关于科技金融理论、实践与政策的思考[J].中国科技论坛,2010,(11):5-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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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驰,王满仓.科技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经济问题探索,2023(1):7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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