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康 范文静 朱福艳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编号：202110357190）

摘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落成与运营给安徽带来了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机遇，使得安徽在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发展格局中所处地位得以极大提升、环境不断优化、发展势头更为强劲。可以预见，安徽自贸试验区的顺利建设与运行必将在安徽省深化对外开放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将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深入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深化对外开放离不开财税制度的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更需要财税政策的创新扶持和深度参与。与沪苏浙相比，安徽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较为缺乏先进的制度设计和创新政策，开放水平相对较低。此外，上海等地先行建立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制度及政策创新成果，因此在自贸试验区建设与发展中，安徽需要借鉴其先进经验，注重差异化探索，在财税政策上加大创新力度，更充分地发挥出自贸试验区对安徽省外向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加快推进安徽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促进长三角区域协同发展，助力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建设。

关键词：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财税政策；外向经济；经验借鉴

一、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安徽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一）安徽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现状及问题

1.进出口结构稳定，对外贸易质量不断提高

安徽省2020年全年一般贸易进出口额3874.3亿元,增长13.8%,占全年进出口总额的71.7%,高于全国11.8个百分点。其中,跨境电商平台进出口8.8亿元人民币,增长约15倍。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087亿元,同比增长11%,占全年进出口总额的20%;保税物流进出口总额384.4亿元,同比增长43.3%。近年来,安徽省进出口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趋于优化与稳定,对外贸易质量不断跃升新台阶,与之俱来的是对外贸易总额节节攀升,为安徽总体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表1 2015-2019年安徽省对外贸易结构分布

（数据来源：安徽省统计局）

2.对外贸易水平较低，开放潜力巨大

安徽省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较为薄弱的一环，与沪苏浙相比，安徽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人才资源等方面处于劣势。从贸易依存度的角度来看，安徽的开放程度更是远低于沪苏浙地区，甚至持续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自身经济总量严重不符。但从对外贸易增速的角度来看，安徽省近年来进出口总额增速高达20%，近五年平均增速为13.4%，远高于沪苏浙三地，实现了对外贸易增长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相匹配。因此可以认为对外贸易水平的提高将极其有利于安徽省同沪苏浙地区缩小经济差距，进而助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更好地构建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图1 全国与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情况

（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3.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础条件短缺

首先是扩大开放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运输条件，安徽省居于内陆，陆海空多式联运通道仍不完善，口岸数量偏少，开放能力不足，物流成本居高不下[1]。其次是与发展对外贸易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和创新理念，由于地区产业结构等的问题，对外开放水平高低安徽省长期以来的发展短板，与之相匹配的是安徽省一直缺乏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制度缺陷和政策缺失。其中，较为关键的则是财税政策的参与不深、创新不足、执行不利[2]。因此，安徽省对外开放高质量建设必须要着力打破基础设施落后和制度政策缺位的制约。

（二）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1.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背景与前景

2020年9月,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获批,涵盖合肥、芜湖和蚌埠三个片区,总实施范围近120平方公里。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指出: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可复制可推广为基本要求,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高质量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以开放促进改革、发展和创新,把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新高地。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制度开放的“压力测试场”,通过主动对接国际贸易、投资等领域的新规则,营造更加国际化、市场化的营商环境,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全新路径,并成为链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3]。

2.自贸区发展现状及成果

安徽自贸试验区自2020年9月揭牌以来,对标先进、努力追赶,已取得瞩目的阶段性成效。截至2021年9月底,安徽自贸试验区已经新设了1万余家企业,签约入驻项目达到800多个,协议引资额近4600亿元;凭借不到安徽省千分之一的面积,贡献了全省22%的进出口总额和10%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全国率先开展长三角特殊货物检查作业一体化改革试点、率先实现内河港口集装箱区块链DO模式,建成安徽省首个快递类跨境电商监管机构, 实现了零售出口包机首飞。此外,安徽自贸试验区还积极利用科研创新与产业布局优势大力开展“科创+产业”制度创新,开创了一批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招引、金融市场开放的新模式。推进“放管服”,深化改革创新。推出安徽自贸试验区200余项赋权事项的特别清单及涉企经营许可清单50余项[4]。

二、自贸试验区现行财税政策实施现状

（一）财税政策创新自主权限不够

为了更好地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为自贸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安徽省政府协调各相关部门坚持“赋权增服提效”一体推进，做出了建立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特别清单的决定，具体包括了省级权力、公共服务、行政权力中介服务便利化三类及其他拓展事项。安徽省自贸试验区绝大多数财税政策制定和调整权限集中在省级以上，根据《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特别清单》，财税部门共下放权力3项，且均属于其他权力事项，相较于其他部门，财税部门的权力下放数量较少、涉及范围狭窄。因此，由于自主权限缺失，安徽自贸试验区难以充分进行财税政策创新并利用其助推自贸试验区建设。

表2 安徽自贸试验区特别清单相关部门赋权事项及其数目

（数据来源：安徽省人民政府网）

（二）税收优惠政策不足

安徽自贸试验区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为内销选择性征收关税政策，该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的税收负担，但其作用与效果远无法到达为企业降成本、提效益、增实力的目的，对招商引资更不具备显著吸引力。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涉及税种繁多，需要综合利用各种税收调节工具、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核定税率、税收激励等手段打出税收优惠组合拳，真正使税收优惠落到实处、发挥作用，服务于自贸试验区持续、健康、蓬勃发展。

（三）缺少纳税服务便利化事项

安徽自贸试验区尚处于建立初期阶段，税务征管的公开透明度、监管力度较为薄弱、纳税服务意识不搞、现行征管效率低下、信息网络系统不完善，并未建立完善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在当前自贸区税收制度管理中，申报主动权属于纳税人一方，而自贸区出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低，税收征管体系又存在纳税成本高，收益低的问题，进而导致部分企业不按照规定时间纳税或者多报少报的问题。此外，由于现行财税政策中纳税便利化事项的缺失，自贸试验区内企业缴税程序复杂、“鞋底成本”居高不下，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自贸区企业纳税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四）缺少与自贸试验区战略定位紧密结合的财政政策

安徽自贸试验区自建立以来仅有一年，现行财政政策仅涉及对自贸区入驻企业的一次性补贴与融资租赁企业的采购补贴、并未出台聚焦服务先进和高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财政政策，对安徽自贸试验区的战略发展难以发挥有效的助推作用，不符合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依据沪苏浙自贸区建设的成功经验，财税实践应主动对接自贸区战略定位，实施具有自身特色的财税政策，尤其是对园区重点产业实施具有针对性和普适性相结合的财政政策。安徽自贸试验区需学习借鉴沪苏浙自贸区建设形成的先进经验，结合安徽自身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各片区的发展定位，出台更多支持性文件，推出更多切实可行、针对性强、助力发展的财政政策。

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特别突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制度创新离不开财税体制的支持。沪苏浙自贸区建设中广泛涉及到财税制度与政策创新的开放实践证明了财税政策对于自贸区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必须高度重视财税体制与政策创新,广泛学习沪苏浙对外开放及自贸区建设经验,创造性转化制度设计等学习成果,创新性开展财税实践,综合有效地利用财税政策工具,持续推动科技、产品、产业市场创新。努力建成以高端产业集聚、贸易投资便利、创新活跃强劲、监管安全高效、辐射带动效果突出为主要任务的高质量自由贸易园区。

三、自贸区财税体制创新的外部性机理分析

自贸区财税体制创新与政策设计通常较大程度的涉及税收优惠、待遇优惠，具有较强的外部性，一方面这种外部性会加强产业集聚效应，会给为自贸区内的企业发展创造了诸多好处；另一方面，这种外部性的存在会使自贸区之外的企业受损，因为自贸区内的优惠使它们的相对竞争力下降，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此外，纷繁复杂且不对等的政策待遇也给不同自贸区之间或国际商品、要素流动带来阻碍，甚至造成与建立自贸区预想相悖的不良后果[5]。

（一）财政支持及税收优惠与自贸区产业集聚效应

1.自贸区财税政策引力加速产业转移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产业转移是区域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该理论指出产业转入地通过承接高梯度地区转出的相对优势产业，能够加快转入地原有落后产业淘汰，有利于转入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推动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跳跃发展[6]。自贸区财税政策通常以优惠、简便为特点，对各类产业均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尤其是涉外贸易、先进制造等社会前沿性产业，即优惠财税政策会使更为先进的产业向自贸区所在地靠拢，从而使自贸区原有的落后产业遭到排挤、进而退出当地，能够加快自贸区所在地的产业结构调整、活跃市场和竞争、刺激当地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7]。

2.财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性，产业集群效应明显

根据H-0理论，即要素禀赋论,生产要素的富足与短缺可用于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商品价格的绝对差异是源于成本的绝对差异,而成本的绝对差异是则产生于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供给不同,即两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二是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要素密集程度不同。由此可以看出生产要素的丰缺能对一国或地区的对外贸易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提高自身生产要素禀赋，获取在贸易竞争中的主动权。财税政策能够及时引导社会资金流向与流量，进而通过资本市场打通要素市场，有效提高生产要素流动性，使得更多更优质的生产要素流向自贸区，进而为产业集聚形成必要的资源保障，使得类型相同或相似的企业成本降低、产品质量得以提升，竞争力增强,产生“1+1>2”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

（二）自贸区财税政策的负外部性探讨

1.自贸试验区内外优惠不均与利益分歧

自贸试验区是享有专属特权的经济区域，区内制度及政策与区外在优惠力度、简便程度等方面具有较大差异，自贸试验区内的企业通过利用政策优惠及制度帮扶，往往拥有较区外企业更强的竞争力，在对外贸易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区外企业通常会受到来自自贸区财税政策的负外部性影响，致使企业相对生产成本较高，投入-产出比相对较高、竞争力不强，企业积极性受挫。因此，自由贸易试验区需要尽可能规避财税政策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降低自贸试验区进入门槛、设置自贸试验区合作平台等方式来实现。

2.自贸试验区之间的政策竞赛

不同地区的自贸试验区并不是完全的合作关系，通常也伴随着激烈的竞争，较为显著的现象则是自贸试验区之间开展政策竞赛，如在降低税负、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等方面。适当竞争能够提高各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质量、服务能力，达到相互促进的目的，但竞争的激烈化和冲突化则可能引起自贸试验区产生“事倍功半”的不良影响，不仅会提高自贸区运行的成本，也会削弱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自贸试验区的长远和健康发展。因此，各自贸试验区应当强调合作共赢，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应对国内外发展态势变化，携手构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

四、沪苏浙自由贸易试验区有益财税政策梳理及其对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启示

（一）财税政策协同发力服务

1.实施特殊税收优惠，对重点产业（的核心环节）实施减免税

上海自贸区针对金融服务、投资贸易等重点领域实施较大力度的税收优惠，确保税收政策与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和负面清单投资管理模式相适应，探索扩大自贸区内重点产业的核心环节，如金融租赁实施免税待遇，已达到为企业降成本、提效率的目的；江苏自贸贸试验区则围绕打造实体经济示范区和产业转型示范区的任务探索引进先进产业、加速产业升级的财政政策和税收优惠及服务政策，形成了一些列可复制推广的开放成果；浙江自贸区以油气全产业链建设为中心，积极实施对油品产业的税收优惠、对标国际先进自贸区，落实一系列自贸区国民待遇原则[8]。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明确要充分发挥自身科创优势，支持高端和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因此，学习上海、江苏积累的成果经验，对自贸区重点产业及其相关环节实施特别税收优惠，既符合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实际情况与建设要求、又有利于切实促进自贸区内相关产业的繁荣发展。

2.出口退税与出口补贴组合拳提高出口产品竞争力

 沪苏浙三地自贸试验区建设中，皆采取了出口退税与出口补贴相结合的政策。以上海为例，在现行财税政策框架下，对试验区内生产企业所需进口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税收减免。同时，完善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依据实施需要研究扩大启运地、承运企业和运输工具的试点范围。此外，鼓励自贸试验区企业扩大商品与服务出口，对相对生产成本或出口成本较高的产品予以出口补贴，提高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退税与出口补贴作为国际贸易实践中的常用竞争手段，对安徽自贸试验区亦同样适用，安徽自贸试验区可以充分借鉴沪苏浙自贸区有关出口退税及补贴的成功做法，实施针对性、合理性的财税政策鼓励自贸区对外出口，助力自贸区企业提高出口竞争力。

3.基础设施建设环节的企业实施减免税，允许外商投资以上产业

自贸区建设离不开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能源的支持，上海自贸区率先对从事自贸区交通设施建设的生产和服务企业实施税收优惠，对部分生产环节实施免税待遇，此外，上海自贸区积极延续浦东开放先进做法，允许外商投资自贸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予以与内资企业相对等的税收优惠，更加充分地利用了外商投入资金，同时使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安徽省相较于江浙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硬性条件不足。因此，在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中，应当积极学习江浙沪自贸区对有助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先进经验，综合财税手段，搭建合作平台、引导资金流向、鼓励企业参与自贸区内外基础设施建设，为深化对外开放提供硬件支撑。

4.自贸区个税优惠与境内外人才补贴

上海自贸区对区内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企业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奖励，实行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此外，上海自贸区还通过一系列减征个人所得税和实施人才补贴等形式引入境内外高素质人才参与自贸区建设中来。浙江、江苏两地充分吸纳上海自贸区人才吸引的财税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加大财政对自贸区人才培养的力度，积极开展政校合作、校企合作等形式为自贸区长远建设与发展构建人力资本保障。与沪苏浙相比，安徽省高质量人力资源较为匮乏，人是创新之源，安徽自贸试验区建设需要更加注重人才引进、培养与保障。沪苏浙地区的经验证明财税政策对自贸区人才引入等方面大有裨益。因此可以认为，无论是通过优惠的个税方案，还是利用丰厚的财政补贴，财税政策亦应该成为安徽自贸试验区招徕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

5.率先实行税制改革试点，为企业减负

上海自贸区率先实施了营改增税制改革措施，切实为房地产、金融、生活服务等企业降低税收负担、调动企业活力，使企业效益不断提高、为企业减负的同时实现了足额甚至超额的税收收入。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国的财税体制改革也进入了深化阶段，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安徽自贸试验区，应当学习上海自贸区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探索精神，主动承担起财税体制改革的探索任务，依据自身特点与定位，积极摸索、创新思路、注重实践，助力我国财税体制改革。

（二）税收征管创新提质增效

1.“互联网+税收”便民办税

上海自贸区推行了"办税一网通"创新举措。在税收征管创新上具体表现包括网上自动赋码、发票应用和区域通办、网上自主办税、审批备案和资格认定、信用评价等措施。这些措施最大限度地便利了自贸区纳税人,也最大限度地规范了办税人。江苏自贸区首创企业登记住所信息联网查验制度,优化了境外投资项目备案和企业备案工作"单一窗口"模式,实现了同时申报、同步办理、全程网上审批。与沪苏浙地区相比，安徽省税收征管理念与技术较为落后，“数字治税”能力有待提高，安徽自贸试验区认识到自身现状与不足，向沪苏浙自贸区找差距、学经验，着力推动“互联网+税收”建设，完善现代税收征管体系。

2.简化征税流程、缩短税收返还周期

沪苏浙自贸区在开展一系列财税实践中，特别注重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上海自贸区率先开展退税无纸化、简化退税流程、缩短退税周期，有效缓解了企业的资金压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浙江自贸区围绕油品全产业链建设，建立企业开办“一门进出、一窗受理、一套材料、一次采集、一网通办”的服务模式，创造了全国领先的口岸通关服务效率，极大节省了纳税人的办税时间，给予广大纳税人最大的便利[9]。参与国际贸易对企业的资金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当更大力度地保障企业的资金周转能力，沪苏浙自贸区简化征税流程、缩短退税周期等无疑为安徽自贸试验区提供了有益借鉴，安徽自贸试验区需要结合自身实际、量力施策，提高税税征管效率的同时，为企业提供持续向好运作的保障。

3.跨部门跨区域联动机制

以上海自贸区为例，自贸区财税主管部门积极开展同税收征管相关联的部门，实施了税收信息共享、多部门联合征管等创新做法，较为有效地提高了征税效率、节省了征税成本的同时避免了税源流失、利润转移等税收问题。此外，在长三角自贸区税收征管和进出口管理协作上，沪苏浙三地推出了“长三角通关一体化”行动和税务执法数据共享平台，极大增进了沪苏浙三地涉外政府机关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区域联动、区域协同、区域共享的多赢目标[10]。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薄弱环节，安徽省需要更为积极地融入长三角区域协同开放发展。因此安徽自贸试验区需要努力破除行政藩篱和人为制约，主动学习先进、推动部门合作，同时对接长三角一体化税收数据共享平台、开展广泛且具有深度的区域合作。

五、促进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高质量发展的财税政策创新设计与建议

（一）服务国家战略，财税政策聚焦优势产业

安徽自贸试验区的建设明确要充分发挥安徽科技创新优势、支持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体制机制建设与完善,推动建成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推进合肥乃至安徽成为新兴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建设;发挥产业优势,支持高端和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科创+产业"新经验,勇当科研创新和产业革新的发展先锋。因此,自贸试验区财税政策需聚焦重点产业,在财政上,加强自贸试验区预算资金管理及绩效管理,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与配置效率,推动预算资金更好地投向重点新领域,为科技创新提供多方面支撑。在税收上,为重点产业实施更为优惠的所得税待遇、对特殊产业领域的部分环节予以免税,对重点产业进口先进生产设备免征关税和增值税,积极实施出口退税等措施鼓励自贸试验区企业出口创汇。总之,财税政策通过对财政资金的投入与引导,能够为推动我国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作用[11]。

（二）优化税收征管，激发企业活力

自贸试验区税收征管需要更加强调服务意识、持续优化征税手段和技术，主动对接沪苏浙自贸试验区，加快推进税收数据共享、税收联合征管等机制建设。针对自贸试验区纳税主体，需制作针对自贸区的税费政策指引手册以及详细的自贸区办税流程图，为纳税人提供有关自贸区税收政策咨询。学习沪苏浙先进做法，大力推进“互联网+税收”建设，相关涉税事项全流程网上办理，建立“网上办税为主，自助办税为辅，实体办税为补”的服务模式[12]。对接长三角，探索建立区域税收协调制度。与沪苏浙联动探索建立长三角各省市自贸区税收基础数据库，搭建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形成纳税服务流程、税收优惠政策查询等方面常态化交换机制。

（三）财税政策补齐人才短板

人才资源是自贸试验区长足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财税政策需要聚焦自贸试验区人才培养、引进和服务。一方面,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引导自贸试验区人才培养,利用财政补贴等手段,给予符合自贸试验区人才培养要求的高校和科研机构一定的资金支持,鼓励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进行创新探索,确保能够为自贸试验区建设提供具有可持续性的人力资源保障[13]。另一方面，积极利用财税工具，以个人所得税为切入点，实施更多、更具针对性的税收减免和财政帮扶措施，为自贸试验区人才减负、以确保自贸试验区人才引得来、留得住、有发展、有前景。

（四）扩大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权限，探索现代财税改革

安徽自贸试验区需主动担当起制度型开放“压力测试场”的重任，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积极探索有利于自贸试验区更高质量发展的财税体制和政策设计。此外，安徽自贸试验区还应积极顺应现代财税体制改革浪潮，敢为人先、敢于尝试，在法治规范下争取更多税收立法权，用足用好地方立法权，明确并行使好自身税收立法与执行相关权利，根据自身特点和战略定位，主动探索财税改革新思路、新实践，为我国现代财税改革贡献力量[14]。

参考文献：

[1]曹昱.推进省自贸区与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建议[N].江淮时报,2021-01-30(004).

[2]吕泽蕴,金泽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对安徽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启示[J].皖西学院学报,2017,33(06):82-88.

[3]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0(27):12-30.

[4]钟红霞. 亮点纷呈!安徽自贸试验区交出一周年“成绩单”[EB/OL]. (2021年10月15日)[2022-04-01]. http://ah.news.cn/2021-10/15/c_1127961779.htm.

[5]刘荣.自贸区(港)税收优惠政策的立场分歧与路径融合[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8(01):52-62.

[6]陶长琪,彭永樟,李富强.产业梯度转移促进技术势能集聚的驱动机制与空间效应[J].中国软科学,2019(11):17-30.

[7]马正文,刘洪波,江青松.税收助推中国自贸领头雁一路前行——试论税收对上海自贸区发展的作用及思考[J].国际税收,2019(10):5-10.

[8]徐洁香,邢孝兵.沪苏浙自贸区建设的经验与启示[N].安徽日报,2020-10-13(006).

[9]蒋硕亮.上海自贸区财税体制创新及其借鉴[J].中国财政,2015(12):37-38.

[10]韩剑.新发展格局下上海自贸区的定位与担当[J].人民论坛,2020,(27):26-29.

[11]马蔡琛,白铂,潘美丽.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财税政策路径选择[J].地方财政研究,2021(10):10-14.

[12]杨莲娜.推动安徽自贸试验区与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N].安徽日报,2021-05-11(006).

[13]郭苏文.自贸区人才培养体系中的财税政策研究[J].财会通讯,2021(22):157-160.

[14]朱青.论“新发展格局”下的财税改革[J].财贸经济,2021,42(05):3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