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研究

谢运生 山西财经大学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煤炭资源绿色低碳发展理论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71774105；山西省高等学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项目“促进山西黄河文化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研究”项目资助号：HH202003。

摘要：本文以2013～2018年我国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面板回归分析了环境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规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绩效对企业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而企业规模对二者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关键词：环境绩效；财务绩效；企业规模；实证分析

一、引言

随着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温室效应越来越明显，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本着对人类未来负责任的态度和原则，我国主动提出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即力争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表明我国坚定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坚定打造新型供需关系，努力推动产业升级的决心。在新冠病毒肆虐世界的今天，应对疫情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我国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参与国际援助的同时，更要把握战略机遇，树立低碳化和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制定鼓励性政策，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力度，培育绿色低碳产业，转换经济增长引擎改变原有污染严重、不可持续的“黑色经济”发展模式。煤炭行业作为重污染行业其改革和发展关乎国民经济命脉，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煤炭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以及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角度出发，进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并展开实证分析，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

根据前人的研究，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主要有促进、削弱以及作用不确定三种观点。支持削弱作用的理论最早可追溯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为改善环境绩效而投入的环保投资分散了企业内部的可支配资源，损害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财务管理理论的角度解释，企业因环境绩效改善所得到的经济补偿不足以弥补初始投资成本，即环保项目无法为企业带来正的净现值； 根据Wally和White⁃head（1994）的研究，部分传统经济学家根据利润最大化的财务管理原则认为企业为改善环境绩效而发生的任何绿色投入成本都会对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我国学者彭峰和李本东（2005）认为环保投资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并指出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明显大于经济效益；而近年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了适应本国国情的环保政策，企业界也亟需相关理论以指导实践，在此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关理论也更加完善，支持两者正相关的观点也越来越多，相关理论可溯源至“波特假说”，Porter和Linde（1995）认为：提升企业环境绩效一方面会让企业付出一部分环境保护成本，但另一方面又能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形成相对于其竞争对手而言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并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为企业带来远大于其环境投入成本的经济利益。我国学者胡曲应（2012）以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表明企业的环境预防管理可以同时促进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张仪华和王园（2018）以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回归分析表明环境绩效正向影响财务绩效此外，也有一些研究表明环境绩效和财务绩效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刘中文、段升森（2013）经过研究发现两者存在U型曲线效应。综上所述，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尚无一致的结论。自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对环保愈加重视，环境政策体系日趋完善，社会环保意识逐步增强，良好的环境绩效往往能在无形中给企业带来多方面的利益。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企业为提升自身环境绩效加大环保投入不仅能在生产经营层面通过促进无污染技术研发和创新改善产品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吸引更多消费者的青睐从而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在此基础上，提出假设：

H1 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

（二）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组织成本理论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理论角度出发，企业规模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不容忽视。根据Reich（2007）的研究，企业的客观特征直接决定企业“能做什么”，不同的企业会在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进行权衡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企业规模越大，企业经营决策所牵涉到的利益相关者数量越多，其经营决策除了要考虑经济责任外，还要更多的权衡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从企业角度看，这会导致非效率投资的问题，企业规模越大，排放量越大，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也更为严重，其受到环保部门的环境规制越严格，社会关注度也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在进行环保投资时，不得不将更多的资源倾斜于那些无法在短期内为企业带来经济收益的项目，而那些本应投资用于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从而为企业带来可观经济效益项目的企业资源比例则会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大规模企业可能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的问题， Angeles和Sánchez(2008）的研究就支持了这一观点,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分析，企业从初创期至成熟期规模不断扩大，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此时企业不仅要力求保持已有市场份额和竞争力，同时还要符合政府的环境规制要求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方面要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市场竞争，另一方面不得不付出更多的环境保护和末端治理成本，而根据胡曲应（2012）的研究，单纯的末端治理行为难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所以企业规模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可能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提出假设：

H2 企业规模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以我国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2013～2018年共6年的数据并剔除ST类以及环保信息披露不全的企业得到20家公司120个样本，关于企业排污费和研发投入数据通过查阅企业年报和社会责任报告手工搜集而得，其他数据来源于东方财富网和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绩效，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衡量企业财务绩效指标。

解释变量：环境绩效（EP），采用单位营业成本排污费相比上年的减少量（EP=上年排污费/上年营业成本-本年排污费/本年营业成本）作为衡量指标。

调节变量：企业规模（Size）通过对公司期末总资产取对数而得。

控制变量：选取企业研发投入强度（RD=研发投入/营业成本）、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能力（Growth=营业收入增长率）、上市公司年龄（Age）以及企业产权性质（State：国有企业为1，非国有企业为0）进行控制，另外设置年度虚拟变量（year）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设计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设，建立如下研究模型：

H1:ROE=α₀+β₁EP+β₂RD+β₃Lev+β₄Growth+β₅Age+β₆State+β₇Year +ε     （1）

H2:ROE=α₀+β₁EP+β₂Size+β₃Size×EP+β₄RD+β₅Lev+β₆Growth+β₇Age+β₈State+β₉Year +ε      （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1 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由表可知，首先，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2.26%，说明该行业整体具备较强的盈利能力，其取值范围由-82%～43.9%，表明行业中个体间的盈利能力差异较大；其次，EP取值范围从-0.0039～0.00848，表明行业中个体的环境绩效良莠不齐，差异较大，这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二）相关性分析

表2 相关性分析

注：***、**、* 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通过Stata15对模型中有关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初步检验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以及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环境绩效EP对企业财务绩效在1%的水平上具有正向相关性，初步验证了本文假设H1成立，表明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具有促进作用；企业规模的相关系数为负数，说明其对财务绩效具有负向影响，然而其相关性分析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有待进一步分析。

（三）回归分析

运用Stata15.0对本文构建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观察表中的回归结果，发现企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回归系数为0.03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假设1成立，即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再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在主效应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前提下，企业规模和环境绩效交乘项回归系数为-0.018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检验，证实假设H2成立，即企业规模对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表3   回归分析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以总资产收益率ROA替代ROE，重复上述回归过程，结果表明模型（1）和模型（2）中主解释变量和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假设进一步得到验证。

五、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3～2018年我国煤炭采选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将企业规模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存在促进作用，企业规模对二者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由以上结论可以引出如下思考：

1.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一方面应充分考虑规模和发展阶段不同的企业，“因材施教”，以引导企业实施积极的环境战略，从政策层面避免企业为达到环境监管标准而进行的非效率投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环境绩效好的企业应该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提升自身环境绩效。

2.企业应主动制定和实施环境战略，加大在环境预防管理过程中的绿色投入，改善产品工艺、开发绿色技术，积极改善自身环境绩效。

3.本文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环境绩效是一个综合概念，对于其衡量尚无统一的标准，笔者借鉴前人研究经验从排污费角度评判企业环境绩效可能有失偏颇，但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促进我国煤炭行业健康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值得进一步研究讨论。

参考文献:

[1]Walley N，Whiethead B. It’s not Easy Being Green［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4（5/6）：46-52.

[2]彭峰，李本东.环境保护投资概念辨析［J］.环境科学与技术，2005（０3）：72-74+119.

[3]Michael E Porter,Claas van der Linde. 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s Relationship[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

[4]胡曲应.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22(06):23-32.

[5]张仪华,王园.上市公司动态协调和长期均衡发展研究——基于钢铁行业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分析[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08):84-89.

[6]刘中文,段升森.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U型关系——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3,27(11):111-115.

[7]Reich，Ｒ. Supercapitalism: The transformation of business，democracy and everyday life［J］．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2007，24( 4) : 111－123．

[8]Angeles Díaz M，Rosario Sánchez. Firms’ size and productivity in Spain：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8，30（3）：315-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