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林 广东财经大学

摘要：选择2016-2018年进行了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审计师的个体特征（性别、执业年限）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以及探究“四大”事务所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大多数审计组合中至少会有一名男性审计师，当两位审计师均为女性时，商誉减值率更大；审计师从事审计的工作年限并不会显著影响商誉的减值；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审计的企业的商誉减值率更大。

关键词：商誉；商誉减值；审计师；会计事务所

一、引言

从2014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的并购规模开始扩张。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因而近年来引起了并购的热潮，上市公司的并购数量和金额在不断的增长，同时也带来了日益增多的高估值、高商誉、高业绩承诺现象。商誉规模快速增大不单是由于企业并购数量的增加, 还与近年来高估值、高溢价的并购增加有关，在并购竞价时上市公司可能会为了竞争而不惜代价, 或是对被并购方的前景过于乐观，或是管理者过度自信,导致高估了并购资产价值, 形成巨大的商誉。随着商誉不断增加，伴随着带来大量减值，面对巨额的账面商誉，其潜在的减值风险越来越大，一旦发生巨额的商誉减值，就可能导致上市公司业绩突然发生转变，甚至可能会危害市场正常秩序，引发系统性风险。

商誉减值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可操控性空间，因此迫切需要寻找保证商誉减值合理性的监督办法，而审计师作为重要的监督角色，为了避免重大风险的发生，审计师就承担保证商誉减值数额合理性的艰巨任务。因此，探究审计师个体特征对商誉减值估计的关系及其影响作用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文献综述

（一）审计师个体特征对审计质量的研究

刘一琳（2019）发现在两个签字注册会计师均是男性、均在事务所担任管理职位和均为合伙人身份的情况下，与可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呈显著负相关，即与审计质量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签字注册会计师在男性、有任职和是合伙人的情况下审计质量会更高，而学历不会显著影响审计质量。但翁健英（2018）研究发现，审计师组合的性别异质性与盈余管理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并且认为审计师的男女搭配提高了审计质量。组合审计师全部为男性时, 审计质量会更差；当全部为女性时, 与审计质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苏日娜等（2019）研究发现女签字审计师的谨慎性高于男审计师。但随着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闫焕民（2016）认为注册会计师的个人执业经验有利于审计质量的提高，但与审计质量有关系的是相关的“行业经验”，而不是“非行业经验”。Gul和Wd等(2013)认为审计员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具有经济和统计意义，并且发现审计师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可以通过审计师的特征部分解释，例如教育背景、大型审计公司经验、审计公司排名和政治派别。Hardies Kris等（2016）他们的结果强调了女性审计师比男性审计师更有可能发行持续关注意见，并且当客户是重要的或高风险时，这种影响会更强。ShixinYang等（2018）发现，女性审计师的审计质量低于男性审计师，这一现象与妇女更高的移情水平和以关系为导向的社会性别角色有关，女性审计师更有可能原谅和妥协客户。王帅（2016）认为，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有更加明显的促进效果，即“非四大”会计提更多的商誉减值。

由此可见，已有大量学者研究了审计师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认为审计师的性别和执业经验以及是否来自“四大”会显著影响审计质量，而学历、政治面貌等与审计质量得不出显著结果。同时基本一致认为审计师执业经验越丰富，审计质量越高；来自“四大”的审计师能够取得更高的审计质量；而男性审计师与女性审计师的审计质量的比较，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

（二）有关商誉及商誉减值的研究

1.商誉的本质

李玉菊（2010）认为商誉是市场对企业可持续商业履约能力的综合评价，是企业具有拓展市场、扩大交易的影响力，其来源于企业内部，是企业适应市场发展各种能力的综合反映和价值体现，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具有降低潜在市场交易风险和成本的重要价值。张乃军（2018）从商誉的本质和2017 年末多家上市公司商誉减值实例出发，认为商誉本质上是并购资产未来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而现在对商誉的定义不符合属于资产的属性。邓小洋（2001）从会计学、法学、经济学等不同的空间范围内对商誉的概念问题进行了分析，运用系统论得出就像一部汽车的整体性能取决于各个构成要件的相互协作关系一样，一家企业能否获取超额收益的关键在于各个要素是否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因此，商誉实质上是由各个构成要素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协同效应。

根据上述文献，对商誉的本质可以理解为企业能够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吸引投资者、债权人、消费者等对企业的好感和信任感。具体来说商誉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企业内部难以量化但却能创造实际的经济效益，且无法体现在报表上，比如企业文化、客户的认同感忠诚度、企业的社会价值等；二是可以体现在报表上的那部分商誉，通常是通过企业并购所获得的那部分商誉，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的商誉，它的计量方式通常是企业并购过程中所支付的金额与其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差额为正时记入商誉，简单的可以将商誉理解为收购所产生的溢价部分。

2.商誉减值的原因

导致商誉减值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并购方高溢价收购；被并购方做出不切实际的业绩承诺；管理层出于盈余管理的目的。

高榴、袁诗淼（2017）研究发现高估值、高溢价并购是巨额商誉产生的根源。并且迎合式评估成为高估值的有力帮凶，部分评估结论的关键性假设及其合理性存疑, 不乏机构为迎合委托人需要, 执业程序走过场, 相关报告量身定做, 最终给出很高的评估结果，因此存在虚增现象的巨额商誉容易产生商誉减值。

毛心怡、宾幕容（2019）表示，一些中小企业为了获得收购的利益，在被上市公司收购时, 可能会采取夸大企业业绩来获得高估值, 如果收购方在没有评估的情况下收购标的公司导致商誉的大量缩水，不得不计提商誉减值。

卢煜、曲晓辉（2016）研究发现，企业的商誉减值行为可能存在盈余管理动机。毛心怡、宾幕容（2019）认为利益方利用计提减值操纵商誉以调节利润，由于企业每年都要对商誉进行减值测试计提减值准备, 因此上市公司就可以通过改变商誉的金额来操控企业利润大小。Jamaliah Abdul Majid（2015）等研究发现巨额冲销的财务报表所报告的商誉减值影响由最大股东来调节，认为管理层计提商誉减值是调节利润的一种方式。

3.商誉减值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因素分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其中主要内部因素是盈余管理，宏观经济环境为主要外部因素。

于洪远和李玉菊等（2018）发现企业的净利润和商誉减值以及企业盈余管理水平呈现明显的相关关系，管理层盈余管理的补充手段之一是企业的商誉减值，且减值的计提受净利润和盈余管理方向及水平的影响。韩潇（2019）认为管理层为了自身利益，通过控制商誉减值金额来平滑企业各年的利润以保持企业对外的一种稳定成长的良好形象。Zining Li等（2011）发现商誉减值是市场对企业未来发展潜力降低的直接指标，收购时超额支付是商誉减值最基本的因素，经济萧条或是市场销售额的下降才是后续因素。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很多学者研究了审计师对于审计质量的影响，发现审计师的个体特征会显著影响到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影响到对被审计单位的监督效应。从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得出的结论都认为审计师的性别和执业经验以及是否来自“四大”会显著影响审计质量，而学历、政治面貌等与审计质量没有显著关系。张乃军（2018）认为如果并购溢价倍数过高，则企业未来需要进行商誉减值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一旦累计的高额商誉发生减值，所需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会造成并购企业当年利润的严重下降甚至亏损，而且文献综述中表明企业计提商誉减值有可能是为了盈余管理，调节利润等，所以商誉减值也是影响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质量的重要内容。审计师个人特征会影响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财务报表的质量及传递的信息受商誉减值的影响，因而审计师个体特征也可能会影响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数值。卢煜、曲晓辉（2016）研究发现，那些由“四大”审计的公司,可能会更倾向于确认商誉减值,认为高质量审计会抑制企业规避商誉减值的行为和商誉减值的盈余平滑动机。本文拟对审计师特征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具体研究审计师的性别和执业经验以及是否来自“四大”与商誉减值的关系。

翁健英（2018）研究发现签字审计师的男女搭配提高了审计质量，组合签字审计师全部为男性时, 审计质量会更差；当全部为女性时, 与审计质量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Hardies Kris等 （2016）认为女性审计师比男性审计师更有可能发行持续关注意见，总体而言，女性审计员的审计质量较高。刘一琳（2019）实证研究发现签字注册会计师在男性、有任职和是合伙人的情况下审计质量会更高。根据文献综述，可以发现企业可能通过计提商誉减值来达到盈余管理的目的。而高质量审计师有利于抑制盈余管理的行为，由此提出假设一：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审计组合女性占比率越大，被审计单位计提的商誉减值率越低。

苏日娜和汪凯文（2019）研究发现女性签字审计师的谨慎性高于男性审计师。同时随着事务所规模增大，性别差异对审计质量的影响被弱化。闫焕民（2016）实证研究发现签字会计师个人执业经验有助于提高审计质量。王迪（2015）实证结果表明经验丰富、高层级的审计师比一般审计师提供的审计服务质量要高。由此提出假设二：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审计师的执业经验越丰富，被审计单位计提的商誉减值率越小。

王帅（2016）认为，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相比，“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公司计提商誉减值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由此提出假设三：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与非“四大”相比，“四大”的审计师审计的企业会计提更低的商誉减值率。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及来源说明

为了探究审计师个人特征对企业商誉减值的关系及影响，本文以2016年至2018年沪深两市发生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了金融保险类、ST类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的样本。为消除部分异常值对研究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通过查询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官网，手工收集了审计师性别，工作年限以及所属会计事务所。在处理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人特征数据时，删除了个人信息缺失的数据。其余财务数据均从国泰安数据库中获取。经过筛选后共计得到438个样本。本文数据分析使用的软件是Stata16软件。

（二）相关变量的定义与模型的设计

1.定义变量

（1）被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是商誉减值率（GWD），即商誉减值额与计提减值前商誉总额之比。2016-2018年的商誉减值率总和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发现2016-2018年的平均商誉减值率和进行了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数量在2018年都是突增，这可能是因为2018年证监会要求企业执行更严格的商誉减值会计准则，使得商誉减值率大大增加。

表1 样本年度及商誉减值率总和分布情况

（2）解释变量。①性别（Gender）。首先对性别进行定义：如果是男性，则取值为0；如果是女性，则取值为1。然后再对性别变量分组研究，分为三组，分别是：男男、男女、女女。并且分别定义：如果两位审计师都是男性，则取值为0；如果是男女组合，则取值为1；如果都是女性，则取值为2。如表2所示男男组合占比最大，其次是男女组合，女女组合占比比较小，而且至少有一名审计师为男性的占比都在90%左右。②工作年限（WT）。本文的工作年限是指审计师开始从事审计工作到样本数据年为止。由于有两位审计师共同审计企业，因此本文工作年限是指两位审计师的平均工作年限。③四大会计事务所（Big4）。本文的“四大”指的是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和安永。对其进行定义：如果是“四大”，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表2 性别指标统计数据

2.模型设计

为了探究审计师的性别，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是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对企业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根据提出的假设，构建了多元回归模型。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如表3所示。

表3 变量定义表

五、实证结果

（一）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本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4所示。商誉减值率GWD的平均值约为20.6%，最小值约为0，最大值为100%。因此不同的企业计提的商誉减值有比较大的差异，少的没有计提商誉减值，多的直接全部减值，平均计提商誉减值约占总的五分之一。审计师的性别Gender平均值约为0.6，说明男性审计师在审计师的组合中占比比较大。审计师的工作年限WT的平均值约为13年，工作年限最短为4年，最长工作年限达23年。Big4平均值约为0.01，表明大多数审计计提了商誉减值的企业的审计并非是来自“四大”。计提商誉减值的公司规模平均数约为9.84，最小值约为9.07，最大值约为11.08，公司规模的差异不是太大。总资产收益率平均值约为2.1%，代表了企业的普遍盈利能力，最小值约为-7.6%，最大值约为11.1%。资产负债率的平均值约为46.5%，最小值约为10.9%，最大值约为84.3%。当年是否发生亏损的平均值约为0.155，说明大部分企业并没有发生亏损。

表4 描述性统计

（二）相关性分析

表5是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的相关分析结果。根据表5显示，性别，工作年限和“四大”与商誉减值呈正相关关系，但都不显著。因为两名审计师中至少有一名是男性的组合占比非常大，因此，可能存在样本的影响导致不显著。公司规模与商誉减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计提的商誉减值率越小。总资产收益率与商誉减值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当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企业计提的商誉减值率就更小。资产负债率和现金流净额比与商誉减值都呈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企业是否亏损与商誉减值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当企业是亏损时，企业计提的商誉减值率越大。

表5 相关系数检验

（三）回归分析

表6是对2016-2018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的回归结果。本文首先对假设一进行检验，从表6中可以看出，Gender的系数为正，约为0.035，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性别与商誉减值率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在既定条件下，当女性在组合中的比例越大时，计提的商誉减值率就越大，不符合假设一的预期。结果表明男性审计师审计的企业，其审计的上市公司所计提的商誉减值率会更低，更不存在大幅度进行商誉减值，但是由于样本量的影响，加上女审计师的占比非常小，因此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不够显著。WT的系数为正，约为0.003，说明工作年限与商誉减值率呈正相关关系，即工作时间越长的审计师，审计的企业的商誉减值率越多，与假设二相反。但是结果显示工作年限与商誉减值率并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因此审计师的工作年限并不会显著影响企业的计提商誉减值的比率。Big4的系数为正，约为0.22，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审计的企业计提的商誉减值率更高。同时表6还显示，商誉减值率与公司规模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其计提的商誉减值率越小。公司计提的商誉减值率与该公司当年是否亏损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公司如果是亏损状态，则它会比没有亏损是计提更大比例的商誉减值率。

表6 回归结果

六、稳健性检验

本文的商誉减值数据是国泰安数据库中的商誉减值准备本期增加额，商誉减值率为商誉减值与期初商誉总额之比。为进行稳健性检验此处改为商誉减值与总资产的对数之比，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表7为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以发现，Gender，WT，Big4的系数依然是正数，分别约为0.004,0.001,0.008，说明它们与商誉减值呈正相关关系，结论与回归分析中的结果一致，但是这三个系数非常小，说明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不是很大，而且表7还显示，这三个变量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审计师的性别，工作经验，是否来自“四大”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不大，没有显著影响。

表7 稳健性检验

七、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当审计师是女性时会增加商誉减值率，即对比男审计师审计的上市公司，女审计师审计的公司更有可能会提更多的商誉减值。从样本分布中可以发现，两位审计师中至少有一位男性审计师的组合占比非常大。文献综述中可以看出，很多学者发现女性在面对风险时更加谨慎，男性对待风险更加理性，并且女性审计员可以比男性审计员表达更为严厉的审计意见。谨慎情况下选择计提更多的商誉，说明现在可能很多企业存在商誉泡沫，使得商誉大幅度减值。但是当前男性审计师占比大的情况下，对比女性审计师占比大的情况，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率相对会较小，那么就可能会虚增上市公司的资产价值。

审计师的执业年限与商誉减值为正相关关系，但不显著，即当审计师从事审计行业工作的时间越长，执业经验越多的审计师，其所审计的企业会提更多的商誉减值率。来自“四大”的审计师审计的企业的商誉减值率更大。文献综述表明，审计师的执业经验越多，是来自“四大”的审计师，都会有更高的审计质量。所以回归结果表明现在一份更高审计质量的财务报表会提更多的商誉减值，说明很多公司可能存在商誉泡沫，进而虚增资产提高企业价值。

（二）建议

本文研究审计师的个体特征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具体研究了审计师的性别，从事审计工作的工作年限以及是否来自“四大”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根据结论提出几点建议:第一，会计事务所应该依据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合理安排审计师组合，会计事务所应该考虑到审计师的性别、个人执业经验在审计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在为客户分配注册会计师时，应考虑其个体特征及客户的差异性，合理配置审计资源，控制审计的风险；第二，财务报表使用者在查看审计报告时，注意审计师的个体特征以及会计事务所的特征，以便更好的解读财务报表。

论文的研究局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论文的审计师的个体特征（性别、工作年限）的数据均是手工收集所得，所以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差。近几年高估值高溢价的并购行为增多，也就带来了较高的商誉减值率，本文收集的数据仅为三年，样本量较小，跨度较窄。（2）商誉减值数额的合理性缺少定义，在提出假设时，不能因为商誉减值的目的有可能是为了调节利润，就认为审计质量高的财务报表中的商誉减值率就应该低。审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与商誉减值率的关系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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