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淑珍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商贸与流通学院，陕西 咸阳 712000）

摘要：本文基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进入动机，将其划分为资源寻求型、效率寻求型与市场寻求型三类，通过理论机制分析与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不同动机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FDI整体上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细分动机下作用差异显著——资源寻求型与效率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明显阻碍作用，而市场寻求型FDI则具有显著促进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政策启示：一是变革引资方式，优化引资标准，结合区域发展定位实施差异化引资策略，规避低质FDI的负向效应；二是培育有效市场，重点引导市场寻求型FDI向高端制造、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布局，通过技术溢出与产业链整合推动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迁，实现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与工业服务化转型；三是完善配套机制，放大FDI的技术溢出与产业带动效应。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动机；产业结构升级；异质性影响；价值链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大环境下，中国外商直接投资（FDI）依旧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与吸引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为中国FDI注入全新动力，推动外资结构不断向高技术、绿色经济和服务领域迈进。国民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升级逐步取代工业化的加速扩张。产业结构升级作为经济结构优化的关键部分，对当下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影响重大。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增长奇迹，但产业结构矛盾、产业结构失衡等问题也逐渐凸显。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关键节点，化解产能过剩、优化产业结构成为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利用FDI是推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外部力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引进来”政策的有力推动下，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涌入国内市场。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依旧是全球吸引外资的热土。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凭借庞大的市场规模、完善的产业体系和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吸引着众多跨国企业。例如，在2024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达1.1万亿元人民币，展现出强大的引资能力。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且未来仍具备稳定的FDI吸引力和引资潜力。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同动机和行为差异，成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的重点。FDI的持续流入，极大缓解了技术、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对中国工业发展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中国地区产业结构布局，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

然而，当前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国内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国际经济格局加速重构，这些都对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面临的FDI引资形势出现实质性变化。重新评估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同动机及其对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未来，中国需在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改革开放以及应对外部挑战等方面持续发力，巩固其在全球FDI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从目前的研究进展来看，学者们主要侧重于整体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环境约束下FDI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等方面的研究，对于FDI异质性如何影响产业转型升级这一议题的探讨也逐步兴起。关于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研究，现有研究主要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和赫尔希曼从“技术缺口”角度发展后的“双缺口”模型都证实了FDI对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Chen和Ku（2000）将FDI视为一种熊彼特式的创新，认为本国产业可以借跨界重组获得竞争优势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Backer（2003）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学习、示范、网络和联系效应会对东道国的企业家产生长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升级。Eva（2005）研究发现FDI通过与东道国经济上的联系促进了东道国的产业升级。国内学者们也相继通过实证检验发现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贾妮莎等，2014；韩永辉和邹建华，2015；秦宇，2016；张林，2016；陈东景等，2020；林婷等，2023；南雪峰和赵国庆；2025；吴荃，2025）。然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如杨祖义（2018）认为三大地区FDI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差异，FDI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但却阻碍了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臧铖等（2025）研究发现在外资开放程度较低时，外资开放对产业升级的抑制作用会比较明显。

通过对目前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关学者应用多种方法或数据样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FDI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联系，得出了富有启发性的结论。但也留下了一个遗憾：大部分学者在研究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中，对FDI变量的选择都采用实际利用的外商投资额，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总量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没有直接反映出不同动机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也就是说，目前关于不同动机FDI促进抑或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的研究比较欠缺。那么， FDI不同动机是否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这种异质性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哪一类的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又是哪一类的FDI阻碍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这些作用是否又存在地区差异？

二、理论分析

参考Dunning等关于FDI进入动机不同对FDI的分类，本文将FDI分为资源寻求型FDI、效率寻求型FDI和市场寻求型FDI三种类型（雷淑珍等，2021）分析FDI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机理不同：

（一）资源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

 资源寻求型FDI是为了利用东道国丰富或特有的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为目的进行的直接投资。资源寻求型FDI主要通过示范效应、出口带动效应两种途径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一方面，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直接观察和学习的机会，通过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示范效应等，刺激和拉动本国企业的发展，加快本国企业整体的技术进步，从而带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资源寻求型FDI通过发挥出口带动效应，引导上游资源开采设备制造业和下游制成品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升级。但值得注意的是，资源寻求型FDI目的是打破资源短缺限制，使一些因资源短缺而无法发展的瓶颈产业得到发展，这有可能会给东道国产业发展带来灾难，造成无法挽回的资源流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点不利于东道国产业的健康绿色发展。

（二）效率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

 效率寻求型FDI是为了利用东道国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以提高自身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效益为目的的直接投资。产业升级需要有相应的人才作为支撑。区域产业结构的持续升级，必然要求人才结构持续性优化与之协同匹配。效率寻求型FDI主要通过培养人才、训练熟练工人的途径促进东道国的产业升级。跨国公司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不仅为东道国企业提供了良好的观察和模仿的机会，同时为东道国企业培养研发和设计人才。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某些传统产业如纺织、食品、轻工等已经进入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效率导向性FDI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弥补传统产业发展中的不足，从为东道国企业培养研发和设计人才中促进产业的逐步升级。另一方面，效率寻求型FDI大多投向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简单劳动锁定了员工技能，培养出熟练但技术单一的专业工人，不利于人才的再发展，不利于东道国的产业升级。

（三）市场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

市场寻求型FDI是为了巩固、扩大和开辟东道国服务市场进而满足东道国消费者需求的直接投资。市场寻求型FDI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含量，一方面，随着这种FDI的进入，改变了东道国企业的资本存量，加快了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快了技术创新，从根本上提高国内产业的技术密度和资本密度，促进东道国的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技术含量较强的市场寻求型FDI可以进行绿地投资，创办新企业，或通过重组兼并东道国企业，挤占东道国国内市场，国内企业迫于竞争压力必须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加大国内企业的生存压力和运营成本，阻碍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分析不同动机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根据上述作用机理，建立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二）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根据配第-克拉克产业结构演变规律，随着经济发展与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在第三产业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而相对情况下，第一、二产业的比重则在不断下降。衡量产业升级的指标有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个指标，前者衡量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后者主要衡量产业结构之间的比例协调性问题。基于此，本文选取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借鉴干春晖，郑若谷等（2011）的做法，选取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来定量测度产业结构升级指数（Struc）。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测量方法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投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傅京燕等，2018）。

囿于数据可得性，不同动机FDI的测度一直是个难题。一方面，本文在参考《中国外商投资报告》中FDI潜力指数测算时对FDI分类方式，另一方面囿于数据可得性，本文将按照以下方式测算不同动机FDI：

《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公布了2001-2016年采矿业、矿物加工业以及各类制造业等的主要指标，本文选用其中的外商资本作为对FDI的衡量，由于目前《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只更新到2017年，故而本文的研究期间为“2001-2016年”。资源寻求型FDI主要是外商对燃料、金属矿石和能源的需求，本文将此类FDI以采矿业、矿物加工业以及石油采掘业等的外商资本总和来衡量。效率寻求型FDI主要是对低成本劳动获得性、国内交通运输与电信基础设施的追求，本文采用制造业外商资本的总和来衡量效率寻求型FDI。

市场寻求型FDI是对国内经济繁荣地区市场的需求，主要投向房地产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与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故而本文采取估算的方式计算市场寻求型FDI，具体的算法如下：

市场寻求型FDI=第三产业占GDP的百分比*实际利用外资额

其中，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地区对市场寻求型FDI的吸引力，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越高，说明该地区对市场寻求型FDI的吸引力越高，该地区的市场寻求型FDI也就越多。

3.控制变量

考虑到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很多，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误，在参考了付宏、毛蕴诗等（2013）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选取了以下可能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的变量。具体包括：（1）经济发展水平（Pgdp），用人均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2）出口强度（Exp），计算方法为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3）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公共基础建设领域，包括铁路、公路等，因而会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使用地区历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该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4）金融发展水平（Fin）。使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5）原有产业结构（is）。计算方法为第二产业增加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6）研究强度（R&D）。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对研发创新的投入，用各地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

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结果分析如表1。

表1 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设定的计量模型，首先，本文使用各省、市、区的FDI总额数据，以检验FDI是否阻碍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其次，分别使用不同动机FDI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研究是否“不同动机FDI 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不同”，并进一步探索这一差异的来源，即分别引入FDI与经济发展水平、FDI与产业结构的交互项，研究在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中是否存在着调节效应；最后，分区域进行回归，研究是否“不同动机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本文采用stata16.0软件对基准模型（1）进行估计，验证不区分FDI动机时不同研究方法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对面板数据进行Hausman检验后，本文选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中（1）、（2）、（3）、（4）列依次报告了混合回归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测算结果。由表2 可知，FDI回归系数在三种模型下均为正，依次分别为1.130、2.687、1.555、3.243，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表明从整体水平上来看，FDI的进入对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

表2 不区分动机的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是统计显著的，括号内为t值或z值。

在控制变量上，经济发展水平（Pgdp）的回归系数是均为正，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随之增加，居民的消费支出转向了对高新技术产品和高质量服务的购买，从而推动了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出口强度（Exp）抑制了产业整体素质的提升，其原因主要在于目前我国的出口企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存在一定的技术锁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十分不利，但从上表中可以看出，这种不利影响是有限的。固定资产投资水平（Invest）与产业结构升级水平指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提高抑制了产业的转型升级，这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投向以基础建设为主的第二产业，因而对产业整体结构的优化并未产生积极的作用。金融发展水平（Fin）明显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说明银行可以刺激储蓄向投资转化、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揭示信心和管理风险等方式，促进产业内技术创新、要素分配和管理创新，同时金融业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水平产生正向的推进作用。原有产业结构（is）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了目前情况下全国的产业结构不仅不能很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反而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由此更加体现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必要性。研发强度（R&D）的回归系数在模型（1）、模型（3）中表现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在模型（2）、模型（4）中回归结果中显著为负，这表明随着时间的变化，研发强度显著地促进了中的产业结构升级，但不同省份现阶段的研发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作用还没有被释放出来，反而占用资源的情况造成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向影响。

（二）异质性FDI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的研究结果， FDI会促进东道国的产业结构升级，那么FDI异质性是否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不同呢？接下来，本文在上一节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不同动机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进行实证检验。

表3中的（5）、（6）、（7）依次列出了资源寻求型FDI、效率寻求型FDI和市场寻求型FDI三类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与表2中的结果进行对比发现，不同动机FDI的回归系数符号与整体FDI的系数符号并不完全相同。回归结果显示资源寻求型FDI与效率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作用，估计系数依次为-0.039，-0.021，且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伴随着资源寻求型FDI与效率寻求型FDI的大量进入，中国的产业结构没有得到提升，反而是受到抑制；市场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系数为0.018，且至少在1%水平上是显著的，这与整体FDI进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市场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比较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一方面，资源寻求型FDI和效率寻求型FDI仅仅是为了抢占国内资源，争取国内廉价效率，并没有刺激国内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发展，压缩了国内资源行业的成长空间，致使其对产业结构层次与技术进步造成低端锁定，抑制产业结构升级，而市场寻求型FDI关注的是国内巨大的市场潜力，这类型FDI的注入会产生“鲶鱼效应”，推动本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并且市场寻求型FDI在市场中的份额逐年增大，因而整体FDI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为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即正向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随着国内对环境污染的严格管控，资源寻求型FDI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挤压，“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使得效率寻求型FDI在国内的境遇也发生改变。

不同动机FDI的回归结果中，经济发展水平、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原有产业结构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的符号与表2 中的结果是一致的。

表3 FDI异质性对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回归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下是统计显著的，括号内为t值.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将外商直接投资按进入动机划分为资源寻求型FDI、效率寻求型FDI、市场寻求型FDI三类，通过理论机制分析与面板回归检验，得出以下核心结论：FDI整体促进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但不同动机FDI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区分动机后，资源寻求型FDI与效率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表现出明显的阻碍作用，可能因过度依赖低成本资源或低端加工环节，抑制了产业技术进步与价值链攀升。而市场寻求型FDI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通过技术溢出、市场竞争与产业链整合，推动了产业向高端化、服务化转型。

基于上述结论，为优化FDI结构、助力产业结构升级，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变革引资方式，实施差异化引资策略

精准调整引资标准：突破“唯规模论”，将技术含量、产业链带动能力、绿色发展水平纳入核心评价指标，限制高耗能、低附加值的资源寻求型FDI准入。

（二）培育有效市场，强化市场寻求型FDI的正向效应

一方面，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升中国市场对高端FDI的吸引力，引导市场寻求型FDI向技术研发、品牌运营、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另一方面，依托市场寻求型FDI的技术与管理经验，加速工业内部“制造+服务”融合（如智能生产、远程运维），推动传统产业向价值链中高端跃迁；同时，重点支持生产性服务业的高端化与品牌化，鼓励FDI参与研发设计、现代物流、金融科技等领域，助力三次产业结构从“二三一”向“三二一”优化。

（三）完善配套机制，放大FDI的技术溢出与产业带动效应

通过税收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政策，激励市场寻求型FDI与本土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标准共建，推动技术成果本地化转化。在土地、金融、人才等方面给予倾斜，同时加强产业政策与外资政策的衔接，形成“以资促产、以产兴链”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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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要素嵌入对陕西省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研究”（编号：2024D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