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范文娟，马晓凤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

摘要：本研究基于2015—2023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效应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上述结论通过多维度稳健性检验，结果稳健可靠。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制造企业可以通过强化创新能力来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调节效应表明，当企业实施管理层股权激励机制或处于处于经济政策不确定的情境下，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驱动效应呈现显著增强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位于东部沿海区域、具备较强研发创新实力以及所处行业竞争强度较高的企业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差异化特征。本文实证验证上述发现，不仅为制造业领域数字化转型的绩效传导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而且在理论层面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关系的分析框架，完善了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长期价值创造路径的相关研究体系。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可持续发展绩效；创新能力；股权激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一、引言

  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支柱产业，不仅是驱动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更为维护产业体系安全稳定提供了重要保障。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评估需兼顾内部运营优化与外部生态环境社会责任履行，其本质使衡量企业长期价值创造能力的综合指标体系。然而制造业在快速扩张进程中暴露出的能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加剧及排放超标等问题，已对可持续发展形成系统性制约。在数据要素驱动的新经济形态下，企业加速将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至生产经营流程中，使得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1]。在此背景下，制造业深入探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效能的作用机制，将有效促进数字技术与绿色发展的协同共进。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字化转型水平高的企业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企业运用前沿数字技术能有效实现运营成本优化与生产效率提升，进而优化整体生产流程与管理效能，为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提供新的机遇，培育企业的竞争优势，建立数字化转型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因此，研究企业数字化变革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内在联系，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提质增效具有重要实践价值。本研究基于量化分析方法，实证研究数字化升级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路径及传导机制，旨在为企业实施数字化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为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完善及社会经济的绿色转型贡献参考依据。

  本文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15—2023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建议。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以熵权法为基础，构建涵盖经济、环境与社会三个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拓展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研究；（2）以企业创新能力为切入点，研究数字化赋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提供路径参考；（3）结合内部高管股权激励与外部经济不确定性因素，阐述变量对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调节效应，丰富和完善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深入理解数字化转型如何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4）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地区差异、研发能力差异和行业竞争程度差异，为更好推动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质是把先进的数字技术与企业的运作体系紧密结合，通过技术赋能，达成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创造更大价值目标的变革方式^[2]。企业通过在生产制造、营销推广以及用户服务等业务流程中应用数字技术，实现流程智能化，资源投入精简化，降低错误率，提高生产效率。组织借助先进数字技术手段得以系统性地获取、整合及分析环境相关的数据，优化环境管理机制，强化追踪对环保政策的执行情况，显著提升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且深化企业的环境主体责任认知^[3]。依托前沿数据分析手段，企业能够深度洞察市场动态走向及消费者核心诉求，进而开发出高度契合市场需求的创新产品与优质服务。此外，数字化转型改善了企业的风险管理，借助数字化技术构建的实时监测体系，企业可对各类风险因子进行动态追踪与深度剖析，提前精准识别潜在风险隐患，基于风险识别结果，企业能够迅速制定针对性强、实效性高的应对方案^[4]，为企业稳健发展筑牢坚实屏障。

数字技术集群的迭代创新已成为驱动企业战略转型的核心引擎。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发展，为企业提供了优化运营、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的技术支撑^[5]。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变特征正驱动企业加速构建数字化响应机制，以适配客户群体对差异化产品供给与实时服务体验的双重期待。数字化能力的系统性构建，企业得以在动态市场环境中实现客户价值创造效率的质级跃迁。政府发布推动数字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倡议与规章，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指导^[6]。组织内部要素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构成企业突破数字化转型瓶颈的核心支撑要素。领导者不仅要有数字化思想，而且要根据情况激发并指导企业做出必要变革^[7]。综上所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取决于外部环境要素的动态适配性，更依赖于内部组织能力的系统性整合，通过建立内外联动的动态适配模型，企业能够显著提升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效能与价值创造潜力。

（二）可持续发展绩效

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是衡量其在经济价值创造、社会责任履行和生态环境保护三重维度协同发展的综合表现，体现了企业在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实质性进展。该理论框架强调企业需突破单一经济导向的传统发展模式，构建经济—社会—环境效益均衡的复合型发展范式^[8]。在资源约束趋紧的全球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绩效已成为企业战略价值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接关联企业品牌声誉构建、市场竞争优势培育及多元利益相关方价值共创能力^[9]。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呈现显著的内部驱动特征。管理层战略承诺与价值导向通过组织文化渗透与资源配置决策，形成推动可持续转型的深层动力^[10]。环保法规规制和绿色发展激励政策驱动企业重构生产运营体系与价值创造模式，形成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双重转型路径^[11]。市场条件和行业特性作为影响变量，在竞争强度较高的市场生态和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战略核心的行业领域，系统性提升可持续发展效能产出水平^[12]。

（三）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绩效

企业利用数字技术改变其业务模式和操作流程以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从而显著地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7]。王海花等（2023）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展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13]。企业若要顺利达成数字化转型目标，其内部资源的整合与优化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是保障数字化转型得以成功推进的关键支撑^[7]，这些内部资源不仅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基础，更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协同驱动效应，助力企业逐步构建起适应数字化时代的核心竞争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稳步提升。企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成为其能否高效推进并落实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关键因素^[14]。企业所处外部环境的变动，涵盖市场的动态需求以及前沿技术发展的演进趋势，不仅左右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具体路径与推进节奏，更深度影响着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不同行业特性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之间扮演着关键的桥梁角色，决定了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提高的具体方式^[15]。政府的资金扶持、法规制定和技术指导的政策支持要素相互协同，共同构成了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强大驱动力^[16]。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目前，我国的经济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与调整产业结构的关键阶段，数字技术不仅是推动外部环境变革的关键因素，更是支撑企业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重要基础。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简单地引入新兴技术，本质上是一场以技术为关键驱动力，推动企业全方位深度变革的系统性工程，核心要义在于实现技术与企业的深度有机融合，满足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优化企业经营管理和业务流程，催生突破性创新与变革^[17]。相较传统的财务与经营决策调整，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发展路径的影响更具全局性与战略性。可持续发展理论聚焦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核心目标并非单一地聚焦于经济增长层面的推进，而是秉持着更为全面且深远的考量促使社会进步、经济繁荣和环境保护有机统一。企业应打破单一的利益取向，将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纳入企业的战略考量中，形成企业实现长期稳健发展的基础。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可以依托数字技术手段，开拓多元化的信息获取路径，削减企业与外部的信息鸿沟，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对海量数据深度挖掘，为企业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与竞争优势。其次，企业推进数字化转型可实现对经营业务的数字化与流程的标准化管控，存储海量运营数据，既提升组织内部的协同效能与运作效率，又能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且高质量的财务信息及多维度的非财务信息，有助其从中精准地了解企业经营状况并分析。因此，当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处于较低水平时，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监督效能将得到显著提升，企业管理者在在制定决策时以更为全面、综合的视角考量各方利益主体的诉求，力求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与声誉。这种积极的社会形象与声誉，将进一步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通过提升企业的经济与非经济绩效，吸引更多潜在投资者的关注与青睐，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

创新能力的本质是企业实现产品研发与市场拓展，完成与创新相关活动的能力。在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框架下，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作为核心驱动要素的关键角色，凭借强大的技术赋能效应，深度渗透至制造业领域，成为推动制造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为企业达成可持续增长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资源基础理论强调企业在推进数字化转型时，会把数字技术当作核心战略资源加以运用。数字技术凭借其独特的优势与强大的功能，赋能运营效率、市场敏感度以及创新能力，成为企业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支撑，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4]。制造业投身于全方位的数字化革新进程，搭建规模庞大的数据资源库，汇聚来自生产运营各个环节的海量数据，引入先进的深度学习算法框架，对非结构化数据进行深度剖析与联合解读^[18]，显著增强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为决策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还能有效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力，推动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企业得以敏锐地捕捉市场动态，精准识别潜在的发展机遇，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19]。创新在制造业的发展中并非单一维度的突破，而是呈现出多维度的拓展态势。制造业在推进数字化升级的过程中，显著促进了组织内部知识体系的迭代演进，加速了多元化知识的碰撞和溢出，不仅实现了与外部数据资源的高效对接，还大幅提升了信息的全面性与精准度，使企业能够更精确地识别并整合消费者需求，进而推动具有市场前瞻性的技术研发与产品创新。其次，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使企业能够研发环保的新产品和新服务来改善既有产品与服务，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创新。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企业主动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突破组织惯例，有助于企业聚焦创新能力的提高，激发企业不断开拓前沿技术，提高可持续发展绩效。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高其创新能力来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

股权激励是针对高管的长期激励导向，目的是使高管的个体利益更好地与企业利益相容。从高管权力视角出发，认为高管持股具有堑壕效应，当企业高管持有较多公司股权时，高管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投票权和经营决策的讨价还价能力越强。相应地，高管以权谋私的个体机会主义动机越强，可能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与寻租行为，牺牲公司长期利益而追求个体收益。这主要是由于高管受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约束减少，且权力逐步强化背景下高管的自大倾向会增大^[20]。由此，高管股权激励会弱化企业数字化下的利益相关方价值导向，对企业数字化驱动的利益相关方透明度机制和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在企业数字化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产生负向调节效应。

在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较高的股权激励水平可能会诱发高管过度自我服务的倾向，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高管会利用手中权力与激励机制设计的空间，致力于维护自身权益的最大化，而不是追求企业或股东集体的最佳利益。这一行为模式会导致代理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因高管的自利行为而加剧，最终对制造业可持续发展项目的推进造成负面影响。当外部监管体系不健全且企业内部文化尚未形成社会责任观的情境下，高管的防御性行为倾向会导致其利用手中的资源谋求私人利益，限制乃至削减对研发的投入，阻碍企业可持续发展进程。高管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可能会减少对数字化转型的资源投入，进而抑制了制造业在该领域的积极性。另外，当前我国企业的高管股权激励制度所设定的绩效评价标准往往聚焦于盈利能力和财务回报，在组织与个人两个层面的衡量标准上均缺乏对于环境社会的考量。所以从高管的角度出发，现行的股权激励机制对其积极推动环保活动并未提供充分的激励，甚至为实现预定的盈利目标可能会采取措施抑制绿色发展，以确保在股权激励业绩评估期内企业财务状况的稳健性，从而保障其自身经济利益的稳定性和最大化，这会削弱数字化转型对于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高管股权激励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中起显著的负向促进作用。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凸显企业数字化在应对外部风险方面的重要作用。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增加，使企业在经营上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竞争优势，能有效分散和缓解系统性风险带来的冲击^[21]。在外部不确定环境中，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本提效、优化资源配置，当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强度显著增强时，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外部驱动力促使企业将更多的资源与精力聚焦于数字化转型领域，加大在该方面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探索并构建数字化驱动的新型经营体系，有效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与组织适应能力，使企业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与挑战^[22][23]。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剧的情况下，会扩大市场参与主体间的信息鸿沟，已完成数字化转型的企业能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显著提升数据采集与处理的深度广度，不仅优化了内部决策依据的质量，而且拓宽了外部资讯的获取渠道，从而有效缓解环境变动对运营活动产生的不利影响^[24]。因此，外部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蕴含着战略性发展契机^[25]。对于那些具备强劲发展动力与创新活力的企业而言，能够敏锐地洞察到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背后所隐藏的机遇，会进一步加大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资源投入力度，显著提升企业的运营效率、降低成本、增强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优势，从而获取更多的利润。因此，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成为提升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关键路径。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强化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积极作用。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国家政策的发布与实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发展。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了《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相关部门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企业的数字化发展。为此，本文选取2015—2023年A股上市制造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探究过程中，解释变量是借助文本词频分析统计方法获取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数据，数据原始出处为各样本企业的年度报告；被解释变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在环境与社会维度所体现的非经济绩效数据的获取来源是华证ESG评分报告；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WIND、CNRDS等数据库，对原始样本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数据缺失样本；（2）剔除*ST、ST类公司；（3）对数据进行极端值修正处理，剔除分布两端各1%的异常样本，以降低数据偏差对分析结论的干扰，经处理后保留13252个观测值。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此模型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内生性问题起到有效的缓解作用。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DIG）：本研究采用Python文本识别技术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首先获取上市公司年报，并将其转化为可分析文本数据；参考吴非等（2021）^[1]的研究，从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实践应用两个方面界定数字化特征词汇；随后运用Python技术对年报中数字化特征词汇进行识别与统计；最终通过加总词频数据形成综合指标。针对指标分布存在的右偏特征，研究采用加1取对数的标准化处理方法。

3.机制变量

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将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借鉴杨林等（2020）的做法^[31]，选取创新投入能力指标衡量。对于创新能力（Innovative）的测度，运用研发投入强度与研发技术人才数量的标准化数值相加表示。具体而言，该指数数值越大，创新能力越为突出。公式如下：

其中，Innovation表示创新能力，X_rds表示研发投入，研发投入的标准化表示研发投入强度。X_rdp表示研发人员占总员工的比例，研发人员占比的标准化表示研发人员投入强度。

4.控制变量

为使得本文的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减少影响，参考解学梅和朱琪玮（2021）^[28]加入如下控制变量：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两职合一（Dual）、董事人数（Board）、现金流量水平（Cash）、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产权性质（SOE）、独立董事比例（Indep）。此外，为使本文研究结果更加严谨可靠，控制了时间和企业个体的虚拟变量。

表1 变量定义表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H1，即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本文构建回归模型（1），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模型（4）中EQ表示调节变量高管股权激励，模型（5）中EPU表示调节变量经济制度不确定性，其他变量与上文一致。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可持续发展绩效（SDP）的均值为0.43，标准差为0.14，说明样本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但个体间差异不大，分布相对集中。最小值为0.1，最大值为0.8，中位数为0.4，与均值接近，说明SDP分布基本对称，无明显偏态。数字化转型（DIG）的均值为1.49，标准差为1.25，表明样本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不高，且企业间差异显著。最小值为0，说明部分企业尚未开展实质性数字化转型；最大值为5.0，反映出少数企业数字化程度较高。中位数为1.4，略低于均值，说明分布略右偏，即多数企业数字化水平集中在较低区间，少数企业拉高了整体均值。

表2 描述性统计

（二）基准回归分析

为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本文基于计量模型对全样本进行回归。表3为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可持续发展绩效；第（1）列和第（3）列数据展示的是未对年份因素以及企业个体因素加以控制的回归分析所得结果，第（2）列和第（4）列数据，则是在回归模型中固定年份因素与企业个体因素后所得到的回归分析结果。其中，列（1）列（2）数据仅将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加入回归模型的结果。实证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正值，表明企业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举措，能够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更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

借鉴袁淳（2021）^[32]的研究，运用企业数字化术语词典，对样本企业的年度报告文本展开分析。具体而言，先对年报文本里的相关词汇进行细致筛选与精准统计，依据词汇出现的频次，构建出一个可量化评估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指标（Dig），能够更为科学、精准地衡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实际表现与状况。

在表4中，数字化转型（Dig）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SDP）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回归系数为0.01，并且在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结果揭示了随着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逐步深化，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也会呈现出相应的增长态势，二者之间存在着正向关联。该回归结果与主回归分析所得结论保持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2.将解释变量滞后回归

鉴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作用的过程往往存在显著的滞后特性，为更精准地探究二者关系，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对数字化转型指标（DIG）进行了滞后一期的操作处理。相关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第（2）列结果可知，经过滞后一期处理的数字化转型指标（L.DIG）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SDP）展现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0.0048，并且在1%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一结果证实滞后一期的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有积极的影响。此外，此结论与主回归结果在核心观点上高度契合，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3.PSM检验

为控制样本选择偏差而可能滋生的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造成干扰，本研究拟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操作流程如下：首先，依据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DIG）的中位数作为划分标准，将高于该阈值的观测对象归入处理组，低于该阈值的样本纳入控制组。其次，将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两职合一（Dual）、董事人数（Board）、现金流量水平（Cash）、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产权性质（SOE）、独立董事比例（Indep）九个协变量进行匹配，先计算倾向得分，随后运用最邻近匹配法进行1:1匹配，经此处理后所获取的数据，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削弱因样本自选择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完成PSM匹配后，进一步开展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影响的回归分析，相关结果如表4列（3）所示，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041，并且在5%的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一结果表明，在运用PSM方法对样本进行匹配处理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举措依旧能够对其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提升作用，说明假设H1成立。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效应分析

表5是路径机制检验结果，参照温忠麟^[33]的研究思路分析来看，表5列（1）、列（2）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数字化转型程度提高，企业的研发资金和研究人员投入越多，企业的创新能力会随之增强，技术创新产出也会越多。此外通过提高创新能力，可以使得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市场变化中保持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从而提升可持续发展绩效。根据表5报告的结果可知DIG的系数与列（3）中创新能力（Innovation）的系数均至少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存在DIG→Innovation→SDP的传导机制，假设H2得到验证。

表5 数字化影响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机制检验结果

（二）调节效应分析

1.股权激励的调节作用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高管股权激励（EQ）与企业数字化转型（DIG）的交互项EQ×DIG，进一步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调节作用，表6的第（1）~（2）列列示了此部分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DIG在1%水平上对SDP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且EQ×ESG交互项在1%水平上对SDP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结果说明，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削弱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的正向作用。该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3。

2.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与企业数字化转型（DIG）的交互项EPU×DIG，进一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调节作用，表6的第（3）~（4）列列示了此部分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交互项EPU×DIG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能够增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影响。该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4。

表6 调节效应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1.地区异质性分析

在我国的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显著差异，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因而在创新方面的能力也相对较强，中、西部与之相比较为不足。为探讨区域差异的影响，本文分区域对样本进行检验。表7中列（1）、列（2）报告了地区异质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对于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而言，东部和中西部的系数分别为0.006、0.002，数字化转型的估计系数在东部地区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中西部不显著，这说明位于东部地区的制造企业提高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效果优于位于中西部的企业。

2.研发能力异质性分析

企业内部创新实践构成知识创造与能力累积的关键路径，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吸收整合并转化外部知识资源，进而实现技术突破，形成竞争优势（Caloghirou Y等，2004）^[34]。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管理者扮演者重要的角色，企业着力培养研发创新人才，以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抢占先机，领先一步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企业发展，保持企业的竞争力与生命力。因此本文将企业研发人员总数加1取自然对数的样本均值作为界限，大于等于界限的样本赋值为1，代表企业研发能力较强组，小于界限的样本则赋值为0，代表研发能力较弱组，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7中的列（3）、列（4）所示。对于两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研发能力较强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008，研发能力较弱企业的回归系数为0.005，说明具备较强研发能力的企业，其推进数字化转型进程对可持续发展所发挥的正向推动效应，要显著超越研发能力相对薄弱的企业。

3.行业竞争程度异质性分析

行业竞争环境是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数字化转型虽蕴含着推动企业发展的巨大潜力，然而其推进过程面临诸多阻碍。数字化转型需投入大量资金，且耗费时间长，同时转型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在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环境中，企业间竞争态势相对缓和，多数企业倾向于维持现状，安于既有的经营模式与市场地位，缺乏主动突破舒适区、开展数字化转型的动力与决心。与之相反，在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环境中，企业间的产品与服务同质化现象加剧，消费者在市场中易找到可供选择的替代商品。在此背景下，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企业更有意愿深度探索并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加大数字化转型的力度与深度^[35]。在本文中，选用行业勒纳指数来衡量行业竞争程度，该指数通过单个公司营业收入与行业内营业收入的比值计算得出，指数数值越大，意味着行业竞争程度越低。依据此指数，将样本企业划分为高行业竞争程度组与低行业竞争程度组。根据表7的数据，列（5）和列（6）为行业竞争程度的分组回归结果，列（5）表示的是高行业竞争程度分组的回归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08，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6）表示的是低行业竞争程度分组的回归结果，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回归系数为0.004，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组间系数差异检验显著，充分说明行业竞争程度能够对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发挥调节作用，且行业竞争度高的情况下会促进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

表7 异质性分析结果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近年来，制造强国和数字中国已成为热门话题，企业数字化转型也成为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聚焦于我国制造业领域，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所披露的年度报告，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在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时，综合考量财务层面与非财务层面的关键指标，将二者有机结合，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通过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绩效水平，并且进行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在机制效应分析中，发现数字化转型程度处于较高水平的企业，能够通过提升创新能力这一有效途径，推动可持续发展绩效实现增长。此外，本文进一步拓展研究视角，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以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当企业内部高管股权激励程度得以提升时，高管团队会更有动力和积极性推动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工作，并且将数字化转型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同时，外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的增大，虽然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也会促使企业更加主动地借助数字化转型来提高竞争优势，进而使得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愈发显著。最后，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特征的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上存在明显差异。与处于中西部地区、研发能力较弱以及行业竞争强度较低的企业相比，位于东部地区、具备较强研发能力以及处于高度竞争行业中的企业，其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

（二）启示

实证研究表明，实施数字化战略转型的组织能有效提升其创新能力、市场适应力与竞争力，将直接促进组织长期价值的稳定增长与综合效益的持续优化。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机构需要立足于本土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发展政策，通过政策激励与资源协同，引导市场主体开展数字化转型升级并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相关部门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来鼓励中西部地区、企业研发能力较差以及行业竞争程度较低的企业发展数字化转型，在全局上把握数字化转型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相关行政机构需充分履行政策引导职能，通过优化数字基建体系来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激发企业积极进行数字化变革，并助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而为国民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构筑坚实基础。具体而言，政府部门需构建完善的数字化支持体系，涵盖通信网络、硬件设备及软件系统等基础资源，同步组建具备专业资质的团队，为企业推进数字化变革提供人力资源保障，支持企业完成转型战略的顶层设计及落地执行方案的计划。另外，政府部门还应制定并发布相关政策文件，建立产业协同机制，推动企业经验互鉴与资源整合，鼓励企业加大对于数字化转型技术的研发力度，最终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最后，政府部门可以通过推动数字政府的建设，一方面，提升其政务数据透明度以及优化行政服务流程，有效减少运营支出；另一方面，发挥一定的带头示范作用，引领产业变革，帮助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中取得更大的进展，从而实现更高质量的数字化转型。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管理者应带领企业与国家政策统一战线，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加强环保意识、责任意识，加大研发投入，积极创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企业需深刻认识数字化革新对可持续发展绩效的促进作用，在数字技术快速迭代的背景下抓住产业升级机遇，将数字思维全面渗透至业务管理各环节，以技术转型赋能高质量发展。

本文的研究还发现，针对企业可持续经营绩效的提升，高管股权激励机制会弱化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强化数字化转型的积极作用。企业应优化高管激励机制，降低短期股权激励比重，引导高管聚焦数字化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价值。同时把握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转型机遇，主动加大数字技术投入，增强员工的创新能力，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管理者需审慎判断宏观经济政策的波动性，在政策环境复杂时期，把握企业发展机遇，强化资源协同配置，加快数字化升级步伐，推动运营体系重构，提升市场适应能力并降低外部政策风险。政府则需保持政策适度弹性与连续性，在激发企业转型动力的同时稳定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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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碳中和背景下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机制及其经济后果研究”（2023MS0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