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津维

（东北财经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5）

摘要：经济全球化下，跨国供应链受各国制度与营商环境显著影响。本文基于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契约与资源依赖理论，梳理宏观制度环境、审计治理及企业微观特征对客户供应商关系的作用机理，揭示制度通过交易成本、信息透明度、信任机制影响供应链结构与稳定性。现有研究已转向宏观到微观的互动分析，但存在跨国适用性弱、数据整合难、制度协同研究不足等问题。未来需构建跨经济体分析框架、完善数据与披露标准，为跨国供应链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制度环境；营商环境；客户供应商关系；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跨国供应链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深度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与经济交流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拓展海外市场、构建跨国供应链体系作为自身核心的发展战略，积极寻求与不同国家的客户、供应商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不同国家在政治制度、腐败控制、审计监管质量、法治水平等营商环境维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类差异会通过影响契约执行效率、交易成本与信息透明度，进而作用于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及合作稳定性，对跨国供应链的构建与维系产生深刻影响。从现有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聚焦于客户、供应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或是关注企业内部相关微观因素，而从国家宏观制度与营商环境层面的系统性研究尚显欠缺，且受限于跨国微观交易数据的获取难度，相关实证研究存在明显缺口。本文通过梳理制度环境、审计治理、供应链关系的相关文献，以期为后续的实证研究作坚实的理论依据与铺垫。

二、相关理论基础 

（一）交易成本理论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提出交易成本理论，指出企业在进行市场交易过程中会产生搜寻成本、谈判成本、缔约成本、监督成本等各类非生产性交易成本，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来看，当交易环境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高昂的谈判、履约与信息搜寻此类交易成本随之被推高，与企业降本增利的经营目标相悖时，会促使企业减少合作对象数量，形成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关系，最终表现为集中度的上升。现有研究也普遍支持这一逻辑，关系网络有助于节约交易成本和提升企业价值，交易成本与客户供应商集中度之间呈现显著的正向关联。进一步来看，交易成本可以细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包括信息搜寻与谈判成本，事后体现在契约执行、监督以及违约处理等。跨国交易中制度差异与信息壁垒的存在，使交易成本被显著放大。当交易涉及较高的资产专用性时，企业对特定合作伙伴的依赖程度上升，一旦更换交易对象将面临较高的沉没成本，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倾向于与上下游合作方深度绑定来规避高风险。

（二）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认为，市场交易的双方所掌握的信息不一样，会带来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现象。审计属于重要的外部治理手段，主要的作用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状况，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谢玉娟发现高质量审计能提升企业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上下游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状况，有效对冲关系型交易模式在信息披露治理层面产生的消极作用。当信息环境变得透明时，企业的交易风险也会随之降低，多元化的客户供应商关系也就得以形成；反之，企业为了避免风险，会更加倾向于和少数熟悉的伙伴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从而影响自身的供应链结构。

（三）契约理论

契约理论认为所有的交易和制度都是契约，企业、政府、非盈利机构等社会组织也可以看作是契约的集合。契约理论中不完全契约的观点认为，由于信息不完整、未来不可预知等原因，任何一份契约都不能包含所有的可能出现的情形，这就使契约执行大部分依靠外部制度环境。当一个国家的法律水平高、司法效率强时，契约的执行就会有较高的可预见性，违约成本会很高，企业就更加会使用市场化的方式来寻找合作伙伴；反之，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里，正式的契约很难发挥约束的作用，企业更多地会依靠人际关系来维持交易。所以，制度环境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是在契约主导还是关系主导的供应链模式中运作。

（四）资源依赖理论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企业不是完全独立运作的经济实体，它必须依靠外部市场的关键资源来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即资金、原材料、市场渠道、技术、信息等。由于资源的不均衡分布，对于具备关键资源禀赋的上下游合作主体，企业常常会产生较强的依附性。有学者认为，企业为了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会主动同核心交易对象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保证关键资源供给的连续性、稳定性。

在跨国供应链背景下，受制于各国制度环境的不同，企业在资源获取及维系长期合作关系方面均会呈现明显差异。当东道国的法治水平低、监管制度不健全、市场透明度不高时，企业就很难快速找到新的优质合作伙伴来取代原来的交易关系，需要支付更高的搜寻成本、沟通成本和信任成本，从而导致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少数几个重要的客户或者供应商。相反，在制度环境较为健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里，企业可以通过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获得更多的合作机会，对于一个合作对象的依赖性较低，从而形成较为多元的供应链结构。

交易成本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契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一起形成了对制度环境影响供应链关系的基本逻辑框架。交易成本认为企业会选择集中合作来降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说明审计和信息披露可以缓解合作的风险；契约理论认为法治水平以及监管质量会对契约执行的效率起到保障作用；资源依赖理论可以从资源获得和环境控制的角度，给制度环境对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结构的影响提供新的理论支持。这些理论彼此依靠，逐层深入，形成一种比较好的互补关系，给认识宏观制度怎样经由影响交易成本、信息透明度和契约有效性的途径，来塑造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结构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三、国别制度环境与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相关研究

（一）国家治理与腐败控制的影响研究

制度环境对于企业设立与长期发展发挥着多重且复杂的约束与支撑作用，而一国的腐败控制情况是衡量其制度环境是否完善的重要体现，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东道国综合制度环境的改善会促进企业并购等跨区域、跨国的复杂交易行为，影响企业与境外客户和供应商的合作意愿。王贤彬等认为，东道国腐败控制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东道国法治水平和监管质量的提高，腐败控制对企业并购的作用由抑制转向促进。葛璐澜等发现，监管质量的改善和政府效率的提高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区位选择具有显著正向推动作用，而政治民主度等因素的影响相对有限。

（二）营商环境异质性的影响研究

身处不同行业的企业在不同地区营商环境不同，作为世界公认的权威经济金融机构，自2002年起，世界银行依托DB体系，对全球180余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系统性评估，并于2023年后升级为B-READY指数，增设监管框架、公共服务与运营效率三大支柱，量化各国企业从开办、经营到退出的非生产性交易成本与便利度。该评价体系以其通用性与权威性，获得了众多学者的青睐，学者们利用评分数据，从各分项指标出发，验证了营商环境对企业交易行为的影响。孙浦阳等通过风险模型验证了提高司法水平、完善营商环境与贸易平稳性和产品差异化上升之间的直接联系。于文超等研究发现，在法制环境差，征管乱的地区，企业的税负压力大，转向非正规合作，生产效率下降。

四、审计差异、信息披露与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相关研究

（一）跨国审计制度差异的影响

各个国家在审计监管强度、审计质量标准与信息披露规则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通过整合欧盟、英、澳、日等境外监管经验，陈汉文等对会计师事务所透明度报告制度进行了系统性归纳与深度解析，指出这些差异将会直接影响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与供应链合作信任度。在审计监督薄弱、信息披露要求宽松的环境中，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更高，正式审计信号的信任传递功能会受限。为缓解信息不对称等风险，有学者发现，一方面，企业倾向于绑定少数大客户，通过关系治理代替审计监督；另一方面，唐松等研究发现，企业可能会主动更换规模更大、透明度更高的供应商，利用对方声誉与信息优势避险。

（二）审计质量与外部治理的联合作用

审计是公司治理的基石，审计质量作为外部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宏观的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替代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具备高质量水平的审计，可通过信息鉴证机制，降低供应链交易双方的信任成本支出，缓解关系型交易的机会主义风险。郑军等指出，审计质量越高，企业与主要供应商的关系稳定性越强，关系专用性投资水平越高，并且这种效应在市场化程度低、制度环境薄弱的地区更显著。胡志颖等认为，制度环境会调节审计的信息中介效应，既当外部制度无法保障契约执行时，审计的鉴证作用会成为供应链合作的关键支撑，共享审计师在制度环境薄弱、信任水平低的地区，对供应链关系专用性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强。

五、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综述

（一）微观层面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影响研究

现有关于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的研究，大多从企业的内部特征展开，例如企业的规模、年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质量、财务状况等。王爱东等研究发现，小规模企业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价值呈倒U型关系，而大企业更依赖长期稳定的供应商关系。王震利用分组回归，指出国有企业客户集中度更低，经营风险较小；民营企业更依赖大客户，议价能力弱，企业风险更高。邓昱雯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差分GMM模型与系统GMM模型证明了融资约束越强，企业客户供应商集中度越高，预防性现金持有越多，以此来应对供应链违约风险。

（二）宏观层面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影响研究

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国家层面制度环境对供应链关系的作用，研究发现，法治水平、契约执行效率影响合作稳定性，政府治理、腐败水平影响交易成本与信任度，营商环境、跨境贸易制度影响跨境供应链布局。王钟阳等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提出司法效率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供应链集中度，使合约由关系型转向市场型。但整体来看，从跨国制度差异、审计监管差异出发，系统研究其对客户供应商关系影响的文献仍然较少。

综合微观与宏观层面的研究可以发现，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的形成机制可以从企业特征、制度环境、中介机制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其中，企业规模、融资约束等因素构成基础条件，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交易成本与契约执行效率发挥外部约束作用，而审计与信息披露则作为关键中介机制，连接宏观制度与微观决策。这一多层次分析框架为后续实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整合路径。

六、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的作用机制分析

（一）制度环境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影响供应链关系

制度环境会影响到企业交易成本的水平，进而会影响到客户的供应商之间所形成的网络结构。在法治水平较高、契约执行效率较高、监管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里，企业开展跨国交易时所面对的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违约风险都比较小，交易双方可以依靠正式制度来保证合作关系的持续运行。在此背景下，企业无需对少数几家主要的合作伙伴过于依赖来保证供应链稳定，而可以依靠市场机制不断拓展新的客户和供应商资源，从而构建起更为分散化的、多样的供应链结构。

相反在制度环境好、政府治理效果好的国家里，制度性障碍所导致的契约执行困难程度就会低下去。企业为有效规避违约造成的权益损耗，同时减少交易过程中的监督耗费，一般会选择几个长期的合作伙伴，用关系治理来代替正式的制度。基于信任、基于长期合作而形成的交易关系是企业之间的一种稳定状态，在短期内可以减少企业对于短期交易的波动，但是从长期来看会加大企业客户和供应商的集中度，并提高企业的依赖程度。

除此之外，各国的营商环境不同也会对企业进入市场所要承受的制度性成本产生影响。行政审批效率、税收征管规范化程度、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等都会影响企业建立新的合作关系难易程度。制度性交易成本高了，企业就容易产生封闭化、稳定的供应链关系网络，制度环境好一些，供应链的开放度、市场化程度就会提高。

（二）制度环境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影响合作稳定性

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跨国供应链合作中，由于不同国家会计准则、信息披露制度与审计监管体系存在差异，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之间通常难以准确获取合作方真实的经营状况与财务风险相关数据，从而增加交易中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

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降低企业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一方面可以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而提高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使投资者可以较为准确的把握企业所具有的信用状况和偿债能力，也可以判断出企业是否有隐藏的风险并试图以盈余操纵等手段获利的可能；另一方面严格的监管制度、审计制度也可以提高企业的财务信息可信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依靠盈余操纵等手段来获取竞争优势的机会。

当市场整体信息透明度提高以后，企业选择客户和供应商的时候对于“熟人关系”和长期绑定关系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更会依靠市场的机制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因此，制度环境的改善既可以降低交易风险，也可以促使企业客户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从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变。

（三）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信任机制作用于供应链结构

企业供应链关系的建立不仅依赖正式契约，还高度依赖合作双方之间的信任机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看，信任可以分为基于法律制度形成的“制度型信任”以及基于长期合作关系形成的“关系型信任”。

在法治环境较好、司法效率高的国家里，企业一般会依靠正式制度来形成合作关系。由于违约成本较高，契约的执行具有很强的可预见性，企业可以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所以更愿意在市场竞争中选择合作伙伴，供应链关系也更加市场化和分散化。

制度环境比较薄弱、正式制度约束力小的国家里，企业很难依靠法律手段来保证交易安全，只能靠长期合作、商业信誉和社友情谊等关系型信任来维持。虽然该种关系治理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合作稳定性，但是也会造成企业对于核心客户或者供应商产生路径依赖，从而削弱供应链的灵活性以及抗风险能力。

因此，不同制度环境下制度型信任与关系型信任的替代关系，会进一步影响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的形成方式与集中程度。

七、中国企业跨国供应链关系的特殊性分析

（一）关系治理特征更加明显

与西方国家主要依靠正式制度、契约治理相比，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企业内部逐渐形成起较为明显的以人际关系为核心的治理模式。尤其在制度环境不健全、市场信息透明度低的时候，企业就会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和供应商之间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依靠商业信誉和社会关系来保证供应链的稳定上。跨国经营环境下，中国企业到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投资时，容易延续关系型治理逻辑，依靠和主要的客户或者供应商建立起长期的合作关系，从而削减制度不确定性以及交易风险。

此外，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强调“信任”“稳定”“长期合作”，企业在选择客户与供应商时不仅考虑价格与效率，还会关注合作历史、商业信誉以及关系稳定性。这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供应链布局中，相较于部分西方企业更容易形成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与供应商集中度。

（二）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存在明显差异

不同性质的产权企业在跨国供应链的合作方式上存在差别。国有企业因为具有更强的融资能力、政策支持、资源获取的优势，在海外市场上一般能承受较高的风险，适应制度的能力也更强，所以可以更灵活地选择合作伙伴，供应链关系比较分散。

而民营企业由于融资约束更强、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在跨国经营中往往更加依赖长期稳定的客户与供应商关系，以降低经营不确定性。在制度环境较弱、法治水平较低的国家中，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关系型交易保障供应链稳定，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客户供应商关系的集中化特征。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供应链国际化趋势增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我国企业跨国供应链布局越来越广，很多中国企业走向了制度环境存在较大差别的新兴经济体市场。各国法治水平、营商环境、腐败控制和审计监管存在较大差别，导致中国企业开展跨国合作时会遇到更为繁杂的制度风险。

与此同时，“一带一路”背景下跨境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便利化以及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不断提高，也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客户与供应商网络创造了新的条件。制度协调机制与区域合作平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跨国制度差异带来的交易障碍，提高了企业跨境供应链稳定性。

（四）制度适应能力成为企业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全世界的供应链重新规划的大背景之下，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不仅仅依靠产品的优势和成本的优势，而且也渐渐依靠企业对各种不同的制度环境作出适应的能力。企业要依照各国不一样的法律环境、审计监管制度、商业文化等种种状况的变化，对企业同上下游企业的供应链合作关系及风险应对之策作出相应的调整。

对企业来说，在不同的制度环境里怎样从“关系治理”走向“制度治理”，减小对单个客户的依存度以及供应商的依赖性，增强供应链的多元化并提升抗风险能力，便成了今后国际化发展的一大重点方向。

八、研究述评

结合已有研究可知，目前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方向正在从聚焦企业微观视角向宏观制度环境同企业行为互动的多个方面拓展。早期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内部治理这些微观方面，探究它们对于客户集中度、供应商集中度产生的影响，但是没有考虑到跨国制度差别和外部监管环境所引起的系统性影响。随着研究视角的拓宽，有些文献也开始关注法治水平、政府治理、营商环境等宏观因素对企业供应链决策的影响，把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数、全球治理指标等跨国可比数据引进来，为认识制度环境怎样影响企业上下游合作模式赋予了量化支撑。同时审计监管差别、信息披露品质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有关研究显示，高质量的外部审计可以削减信息不对称，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信任度，进而作用于客户供应商关系的稳定性以及集中程度上。

但是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跨国场景通用性不足，大部分研究只针对单一国家或者特定行业，不能适应不同的制度环境、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企业供应链的特点，而且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不同经济体腐败控制、法治水平、契约执行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跨境客户供应商关系，但目前缺乏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第二，微观数据整合困难，各国企业客户、供应商交易数据的披露标准不一样，核心的合作方收支明细、合作金额等信息很难汇总起来，无法得到跨国供应链的整体画像，造成宏观制度影响机制检验困难；第三，多维度制度协同分析不足，已有研究大多把单一制度因素（腐败、营商环境）作为研究对象，没有把政治制度、营商环境、审计监管差异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对于不同制度因素之间的协同或者替代效应研究比较少。

未来的研究需要就跨国通用性缺失问题，在宏观制度指标所表现出来的共性逻辑基础上，创建弹性分析架构。提取出腐败控制水平、法治环境、契约执行效率、审计监管强度等跨经济体通用的核心指标，同时给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发展水平的企业设定客户集中度阈值、供应商集中度弹性系数这些可以调整的参数，从而使得分析框架具有较好的适应性。在此基础上还要加强多源数据整合力度，利用世界银行跨国制度数据和企业微观客户供应商交易数据，构建起多经济体、多主体的供应链关系分析体系，并且推进企业层面下述的信息披露准则制定工作，即对信息共享的范围和安全边界做出具体规定，以此来打破跨国数据壁垒，给跨国贸易环境下的客户供应商关系参数校准提供数据支持。

九、结语

随着对企业客户供应商关系及影响因素研究的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种由微观企业特征、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所组成的多层结构的分析框架。已有的研究对于供应链集中度影响因素、制度环境对企业交易行为的作用、审计治理的信息中介效应等都有比较严谨的研究结果，跨国可比制度指标和企业微观交易数据相结合，为企业的供应链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但是目前的研究还存在着缺少跨国场景、微观数据整合难度大、多维度制度协同分析不足等问题。未来的研究要摆脱单一国家或者单一行业的局限，创建起包含众多经济体以及多种主体的分析框架，而且要促使企业客户、供应商的披露标准得到完善，并且打通跨国供应链的信息交流通道。依靠跨学科的数据整合以及多方面制度的协同分析，可以促使宏观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客户供应商关系影响的研究，由原来的单因素解释转变为系统的机制检验，进而为改善跨国供应链治理、加强企业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给予理论支撑和操作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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