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彤

 （韩国汉阳大学国际学院，韩国 首尔 04763）

摘要：本文利用多层次视角理论（MLP），根据Geels提出的四种转型路径类型，从社会技术景观、社会技术体制、利基创新三个层次出发，对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为代表的中国企业的发展路径进行分析。本文提出支付宝的发展路径并非按照某种单一的路径类型进行发展，而是以“转变-脱离”的组合形式出现。由于研究时在中国的其他企业中同样发现类似的组合路径的发展模式，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企业普遍遵循“转变-脱离”的发展路径的观点，并予以说明。

关键词：多层次视角；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路径；转变-脱离

一、引言

中国是当今互联网经济新时期里后发经济体的主要代表，中国的后发企业正逐步实现快速追赶。在中国特有的追赶发展情境下，经济体系经历了从相对封闭状态向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价值网络融入的转变。越来越多企业逐渐认识到通过有效的商业模式设计能够在技术商业化进程中更高效地创造并获取价值，进而实现对国际领先企业的技术追赶。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为代表的科技企业，已跻身全球企业竞争的前沿，他们不仅在各自领域逐步建立起领先地位，也引领着众多国内企业沿着技术追赶的路径持续前进，并依据自身特点推动系统性转型与升级。

本文基于Geels提出的多层次视角理论（Multi-level Perspective，MLP），从社会技术景观、社会技术体制与利基创新三个层次出发，对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路径进行分析。现有国内外关于社会技术体制转型的研究多集中于特定产业领域，如新能源汽车、新兴前沿技术等，对企业层面的转型路径关注相对有限。本文以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具体实践为研究对象，从案例层面对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过程加以探讨，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相关研究视角。

Geels根据各层面互动发生的时间和性质差异将转型路径分为四种类型。结合支付宝的发展历程，本文发现其转型过程并未完全符合既有文献所界定的单一路径类型，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中呈现出由“转变”向“脱离”演进的阶段性特征。类似的转型特征在部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亦有所体现。基于此，本文将重点分析支付宝社会技术体制转型的具体过程，探讨其路径演化的内在机制，以期为理解后发经济体企业的转型实践提供经验启示。

二、理论背景

多层次视角理论（The multi-level perspective）认为，转型的动态发展过程是由三个层面—利基，社会技术体制，社会技术景观及他们之间相互作用引起。利基层面，也就是微观层面，主要指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机会之窗，或是通过特定的用户细分获得市场；社会技术体制，也就是中观层面，主要包括政府、制度、企业、用户等因素组成；社会技术景观，也就是宏观层面，主要指外部大环境，例如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组成。

Geels根据不同层面互动在时间与性质上的差异，将转型路径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转变路径（Transformation path），即如果在利基创新尚未充分发展的时候，有一定的外部环境压力，那么体制行为者将通过修改发展路径和创新活动的方向来作出回应。这种共生的利基创新增加了社会技术体制，但并没有破坏基本架构。第二种类型是脱离和重新调整路径（De-alignment and Re-alignment path），指外部环境发生重大或急剧变化时，体制问题的增加可能导致内部行为主体失去信心。这种情况会进一步引发体制出现分裂现象，并且其整体效能会逐步弱化。如果利基创新未能获得充分的培育与发展，就无法形成明确的替代方案。这就为多种利基创新的出现提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这些创新同时存在并争夺注意力和资源。最终一个利基创新成为主导，形成了一个新体制重新调整的关键。第三种类型是技术替代（Technological substitution），当利基创新充分发展，宏观层面出现剧烈或颠覆性变化及冲击时，现行体制的稳定性被打破，从而形成机会窗口。一旦利基创新已获得充分发展，便会突破现有体制的阻力，逐步形成新的体制并取代原有体制，这种路径具有技术推动的特点。第四种类型是重构路径（Reconfiguration path），指的是在利基环境中形成的相关的创新开始用于现有体制，并逐步取代原有的技术组合从而应对局部问题，进而推动体制在基本结构上发生调整。

本文结合上述的转型路径的类型，将以阿里巴巴支付宝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发展过程概括为“转变-脱离”的组合模式，由于在中国的其他企业中也发现了相同组合模式，因此文章还将说明中国企业为什么普遍选择该组合类型作为自身企业发展路径。

三、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路径的分析框架：以支付宝为例

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发展的路径大致可以概括为”转变-脱离”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于21世纪初宏观环境互联网的发展引起了社会环境的一系列变化，进而出现机会之窗，这时后发企业通过创新或是市场细分等方式找到适合自身企业发展的利基市场进行发展，然后企业在该利基市场不断扩大运营范围及影响力，从而对社会技术体制造成影响，并引起了体制的转变。第二阶段是企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一方面这些企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用户数量和市场，在社会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发展过程中相似企业的出现引起的竞争瓜分了市场份额，这些企业选择脱离原有产业模式，进而转向新型发展模式。接下来本文将通过结合中国代表企业支付宝案例研究进行说明。

阿里巴巴集团被公认为是中国近年来技术创新的代表企业，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企业之一。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在过去20年间的发展过程简单概括为“转变-脱离”的组合：支付宝的出现首先转变了用户转账方式，由利用银行进行转账转变为使用支付宝第三方支付平台，再之后又脱离传统金融机构而成立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

（一）转变路径阶段（2003-2013）

1999年由马云建立的阿里巴巴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电子商务企业，阿里巴巴自创立以来，一直在不断进行探索、创新、改革与新领域的尝试。2003年支付宝的概念最先被提出，其最初是在淘宝网购平台作为附属品，其目的是解决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在买家确认收货无误后平台再将货款支付给卖家。2004年支付宝从淘宝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自主运营的平台。

从社会技术景观的层面来看，这一时期宏观环境最明显的压力来自于互联网的兴起，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与之相配套的产业也随之出现，进而带来一定的机会之窗，许多互联网新兴企业应运而生。

从社会技术体制的层面来看，这一时期中国的金融体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资源的独占性，且一直以来是以四大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机构供应，在国家资本背景下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国的金融基础设施在改革的步伐上相对缓慢，且具有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的特点。其次在政府制度方面，由于长期以来金融抑制的氛围，金融机构对于金融创新产品业一直保持保守的态度，逐级审批的繁琐制度也使得金融创新发展空间较小。这一体制在为中国传统金融机构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也在金融创新与用户体验提升等领域留下了需要填补的市场空白。在市场现状方面，1999年开始在中国出现的电子商务，例如阿里巴巴、当当网、易趣网等企业，但这一时期并没有与之配套的设施。随着中国网民规模迅速扩大并日益接纳网络购物的生活方式，与之相配套的电子商务基础设施也逐步趋于完善，例如平台搭建、第三方支付、物流等也随之迅速发展。最后在技术方面，1998年Paypal在美国的出现填补了支付市场的空白，中国的后发企业可以借鉴和学习先进国家成功的技术经验，进行快速发展。

从利基市场的层面来看，支付宝的出现作为电子商务兴起的附加产品补充了第三方支付市场的空白。2003年支付宝在淘宝网购平台作为附属品成立，2004年从淘宝网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平台，在支付中介这个利基市场上得到了很快的发展。在接下来的数年间，支付宝陆续与中国多家传统金融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同时支付宝的功能也不断被拓宽。2007年开始支付宝联合银行推出信贷产品，2010年开始发展面向中小微企业的小额贷款业务，由于阿里巴巴具备流程快、便捷等特点，深受中小企业的拥戴。此外，支付宝逐步拓展至多元生活支付场景，如网络游戏充值、火车票购买以及各类B2C平台，并支持水、电、燃气、通讯等日常生活费用的缴纳服务。

三个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断影响支付宝的发展。利基市场出现的支付宝通过消除电子商务中间最重要的信任障碍，从而推进了社会技术体制中网购模式迅速发展。另外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中，随着支付宝在利基市场的发展壮大，对当时现存的市场模式产生影响，使得政府重新考虑对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管理模式，于是政府决定推出通过颁发业务许可证的方式进行监管。2011年支付宝拿到了中央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张《支付业务许可证》，这也使支付宝获得政府认可，从而实现进一步发展。

支付宝转变了传统体系中银行线下支付的垄断，对金融业产生了冲击。基于互联网的实时支付体系与依托电子钱包的结算网络正逐步向传统金融领域渗透，成为人们新的选择和习惯，并逐渐在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个阶段，支付宝转变了老百姓对于仅依靠传统金融机构完成交易的理念，支付宝作为一种转账交易方式在社会中存在。尽管支付宝的发展对金融体系的深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它仍是传统金融体系的延伸，并未动摇金融业的核心根基。

（二）脱离路径阶段（2014至今）

2014年起步于支付宝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正式宣告成立，作为阿里巴巴集团体系内的关联企业，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具备独立法人资格，与阿里巴巴集团之间构建了重要的战略协作与服务支持关系。

从社会技术景观的层面来看，除了互联网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之外，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与演变引发了广泛讨论。传统金融机构的服务模式在灵活性与便捷性方面存在不足，普通消费者与机构投资者普遍表达出对其灵活性与用户体验的不满。在传统金融发展遭遇瓶颈的背景下，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应时而生，不仅为整体金融生态带来了新的动能与可能性，也实质性地加速了传统金融行业的转型与升级进程。从社会技术体制的层面来看，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

在政府及政策的角度上看，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金融企业座谈会上指出，鼓励互联网金融依托实体经济规范进行有序发展，这也使得电子商务企业开展金融服务就有了政策上的推动、助力与保障支持。随后监管机构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完善该市场秩序，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有意识地整顿非银行支付市场秩序。2015年底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交易便利性为代价来保障用户的资金安全。2016年9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的个人账户功能加强了更具针对性的管理。对账户间的单日累计转账金额与交易笔数均设置了明确上限，超过规定限额的转账业务将暂停处理。2017年1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的具体通知，规定所有第三方支付机构须将其在业务经营中收取的客户备付金全额、集中存入指定的监管账户，由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严格禁止支付机构以任何形式占用该部分资金。为切实保障用户资金安全并顺应金融监管的整体趋势，央行正持续提升对第三方支付领域的整体监管强度。

从用户结构变化观察，随着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对金融服务存在需求的群体已显著扩展，普通民众对专业化、多样化的金融服务也产生了现实需求。从地域角度分析，我国金融服务需求不仅集中于城市，还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与规模庞大的农业人口当中。传统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的重资产运营模式及其以大客户为中心的业务导向，其服务范围难以有效触达上述用户、小微企业与区域。

从技术上看，能够引领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核心力量必然是科技，信息技术的新革命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可能性。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的背景下，互联网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在信息采集、整合与处理维度展现出更为显著的优势。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获取、加工与运用的整体成本显著下降，这不仅大幅降低了金融交易过程中的综合成本，也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长期存在于金融活动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支付宝的成功离不开其技术优势，前期通过学习累积技术能力，一直在不断进行探索、改革与尝试。支付宝在接触和应用新兴科技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敏锐和积极，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持续推进新技术的研发、探索与应用是支付宝赖以发展的核心基础。

从市场竞争的方面上看，支付宝不仅需要应对来自传统金融机构的竞争，更要面对行业内同行的挑战。在阿里巴巴拓展金融业务的同时，腾讯、京东等互联网巨头也纷纷加快布局。京东金融相继推出了面向企业的信贷服务、全链条贸易融资支持以及多样化的投资理财产品，以供应链金融服务体系为核心基础，持续拓展业务覆盖范围与服务生态。腾讯集团旗下的微信支付借助“红包“的社交化营销活动迅速切入移动支付市场，依托其突出的社交优势与用户粘性在移动支付领域实现了快速布局与规模扩张。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行业的垄断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

从利基的层面来看，2014年基于支付宝的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正式成立，蚂蚁金融服务集团旗下的网商银行正式获得原中国银监会的批准设立。成为一家不设立物理网点、不设置总分支架构的纯互联网银行。2015年，蚂蚁集团整合了旗下余额宝、招财宝以及各类基金产品，推出了一站式理财平台“蚂蚁聚宝”。同年发布了独立的信用评估体系“芝麻信用”，蚂蚁金服在金融科技领域彰显出突出的发展潜力与广阔的拓展空间。至此，阿里巴巴支付宝已经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的模式，成为中国互联网金融融合了传统行业与新兴行业的开放性服务平台。

基于支付宝的蚂蚁金融服务公司，脱离了传统的金融机构模式而操作创造出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与传统金融机构不同，互联网金融机构因建立时间短，存在人才储备不足、经验积累薄弱及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支付宝等新兴金融机构的发展，不仅对金融体系深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既对传统金融市场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也对金融机构的管理运作模式与经营理念形成了新的挑战。

（三）其他中国企业

从阿里巴巴支付宝发展历程中总结的“转变-脱离”路径，同样适配小米公司的成长轨迹。2010年成立的小米，在十余年间的发展可精准概括为这一组合范式：初期以互联网思维革新传统手机厂商的线下运营模式，后期则彻底脱离传统手机厂商定位，构建起以智能家居为核心的生态链发展体系。

2010-2016年是小米的转变路径阶段。彼时中国手机市场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关键变革期，国产品牌份额快速攀升，2010年占比仅3成，2012年突破50%，2014年超70%，与国际品牌的差距持续缩小。成立于这一竞争白热化阶段的小米，凭借精准战略实现了后发赶超。社会技术景观层面，2010年苹果iPhone4的发布引领了智能手机新浪潮，虽机械键盘手机仍有一定市场，但行业已迈入新旧迭代期，新品牌不断涌现，国产厂商迎来井喷机遇。社会技术体制层面，多重利好形成支撑：2009年IOS与Android手机入华激发庞大需求，2000元价格线清晰划分高中低端市场；政府通过征收17%进口手机增值税、将核心技术研发纳入国家重大专项、推出投资扶持与税收减免等政策扶持本土企业，部分单位还强制使用国产手机，工信部推进的3G、4G网络建设亦助推终端升级；谷歌Android免费开源平台为新晋厂商提供技术入口，助力其定制特色系统。利基市场层面，小米立足竞争格局，确立“软件+操作系统+硬件”战略，聚焦经济能力有限但具互联网思维、追求性价比的年轻用户。依托Android进行深度本土化改造，2011年推出MIUI系统，并摒弃传统线下销售模式，以线上营销为核心渠道，凭借网络资源优势大幅降低销售与库存成本。此阶段，小米系列手机的成功与Redmi在低端市场的主导地位，帮助企业完成技术积累与品牌整合，极简设计理念获用户广泛认可。

2016年至今，小米进入脱离路径阶段，开启向数字化、生态化企业的转型，逐步从手机厂商升级为智能家居代表商。这一时期行业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技术景观上，4G网络普及、互联网深度融入生活，OPPO、vivo等厂商强势布局线上渠道，小米的线上优势逐渐消解。社会技术体制层面，数字化成为国家战略重点，“十四五”规划明确加快数字社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各领域数字化升级，小米顺势把握转型潮流；多年技术积累与领先专利储备，为新布局提供核心支撑。利基市场的挑战则成为转型直接推力：竞争对手挤压市场份额，冲击小米互联网模式；初期细分目标客户导致市场局限，华为荣耀、魅族魅蓝等中低端产品的涌现，进一步削弱其性价比优势，且性价比标签阻碍高端市场突破。小米启动全面转型，打造小米之家新零售模式，推出小米有品电商品牌，全力推进生态链布局。通过构建手机与智能物联网系统的联动体系，实现家居场景一体化，引领新型家居生活方式，最终彻底脱离传统手机厂商定位，成为智能家居领域的标杆企业。

四、分析内容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管面临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企业运营经验相对不足、资源条件有限等多重制约，但通过快速学习克服了在技术与市场上的劣势，并充分发挥了后发企业所具有的低成本与广阔本土市场等优势，实现了快速的追赶，在中国本土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占领了相当的市场份额。

根据前一章论述，本文提出“转变-脱离”的路径是中国企业发展的普遍路径的观点。本文将中国企业的社会技术体制转变过程概括为“转变-脱离”两种路径的组合。在企业发展初期，由于社会宏观环境出现变化，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机会之窗出现。中国企业在利基市场上迅速找准自己的定位进行发展并不断壮大，进而转变了原有社会技术体制的发展方向。随着互联网时代的不断发展及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市场上的竞争不断出现，这些企业原有的优势地位受到威胁。这时该类企业又选择通过脱离路径转变自己的发展方向，通过脱离原有传统行业建立新的商业模式进一步发展。不同于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后进企业，中国的本土企业的技术追赶是在中国情境下开展的，一方面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和特定的市场细分，另一方面借助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获得了与先进企业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潜在机会。

在中国企业发展初期，普遍选择转变路径作为企业发展方向，通过某个利基创新转变现存方式。一是由于政府相对宽松的政策，企业可以利用该空白期快速发展；二是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使市场在某一方面出现空白，企业通过创新进入利基市场开始逐渐获取市场份额；三是由于技术的可借鉴性，在全球的视角下看，中国属于后发企业的主要代表，尽管当时在国内市场中出现空白，但由于国外已有该类企业的先例，使得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有可学习的对象。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学习并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发展。在发展的后半段阶段，中国企业普遍选择替代路径作为企业发展方式，即通过建立一种新的商业模式，该模式脱离了传统行业的发展方式。一是由于政府政策的不断完善，制度发展不断规范，企业可获利模式减弱；二是由于之前出现的空白市场已被企业填满，且由于相似企业不断出现，对于市场份额的竞争也逐渐激烈；三是该时期企业已通过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等方式累计了技术能力，不再依靠学习已存在的技术为主要手段，而是通过自我研发获取新的技术，从而有能力进行新的发展模式。

五、总结

本文基于多层次视角（MLP）理论框架，从社会技术景观、社会技术体制与利基创新三个层次出发，对以阿里巴巴集团旗下支付宝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支付宝的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过程并未完全遵循既有文献中所界定的单一路径类型，而是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由“转变”向“脱离”演进的阶段性组合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Geels所提出的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路径分析框架。

类似的转型特征在部分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实践中亦有所体现。相较于以往研究多集中于特定产业或技术领域，本文从企业层面出发，结合中国后发经济体的制度与市场情境，对社会技术体制转型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为理解企业在追赶过程中的转型路径提供了新的经验视角。本文主要基于支付宝这一核心案例展开分析，尽管该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但研究对象仍然较为有限，且未对中小企业的转型实践进行系统考察。鉴于中国企业类型与发展情境的多样性，不同企业是否呈现出差异化的转型路径，仍有待在未来研究中结合更多案例与研究方法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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