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胜 马坤

（沈阳化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27）

摘要：本文基于2005—2021年间中国对15个东非受援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中国对东非国家的援助显著促进了其向受援国出口贸易规模的增长，且存在明显的一期滞后效应；基础设施质量在对外援助与出口贸易之间呈现显著的单门槛调节作用——当受援国基础设施质量低于门槛值时，援助对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一旦跨越该阈值，援助的贸易促进效应则衰减至统计上不显著的水平，体现出明显的“饱和效应”。

关键词：对非援助；东非国家；出口贸易；门槛效应

一、引言

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及“双循环”战略背景下，非洲以其人口、资源和市场潜力成为中国对外合作的重要支点。中国已连续15年保持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地位，其中对东非出口在2005–2023年间增长17.6倍，增速远超对非贸易整体水平，凸显该地区的战略重要性。

与此同时，对外援助作为中国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其规模与影响力持续上升。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上中方宣布对非提供3600亿元人民币综合资金支持，其中专项援助资金达800亿元。基础设施援建是重点领域，当前中国援非十大项目中七项位于东非，其长期广泛的影响不容忽视。所以在研究中国对东非国家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时，受援国的基础设施质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因此，本文将实证研究中国对东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及基础设施质量的门槛作用，对优化对非合作、深化南南合作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目前，学界已有大量研究从受援国角度，证实了中国对非援助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增长、改善基础设施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有效性（许志成等，2021^[1]；冯凯等，2023^[2]）。而关于援助与贸易关系的研究还在不断完善，且多聚焦于援助对受援国出口表现的影响（孙志娜，2022^[3]；黄梅波等，2023^[4]）。

相较而言，关于对外援助是否、以及如何反哺援助国（即中国）本身出口贸易的研究仍显不足，且学界对此存在一定争议。一方面，部分学者支持援助具备促进出口贸易的正向作用（刘爱兰等，2018^[5]；王海军等，2022^[6]）。另一方面，也有研究对援助的促贸效应提出质疑。熊青龙和黄梅波（2014）^[7]认为援助与贸易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援助依赖”与“荷兰病”， 对外援助对贸易具有抑制作用（黄友星等，2020^[8]）。因此，从援助国视角探讨援助对出口的影响，仍是一个尚待挖掘的领域。

此外，随着国际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基础设施质量等非关税因素对贸易流动的影响日益凸显。孙楚仁等（2019）^[9]从经验上检验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对非援助影响非洲国家的出口结构中的机制作用。Martínez－Zarzoso et al.（2017）^[10]通过对援助进行分类，证实了基础设施援助可以显著促进贸易，间接地表明了基础设施对于贸易的促进作用。然而，在东非各国基础设施质量差异较大的背景下，援助是否始终能促进出口尚待检验。本文据此重点考察基础设施质量的门槛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核心解释变量lnaid，来源于AidData数据库。控制变量和门槛变量均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世界银行全球治理指数数据库（WGI）。出口额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中国对东非国家海关货物出口额（lnexport）。

2.核心解释变量

中国对东非国家的援助金额（lnaid），选取的是2021年美元不变价，对当年无援助项目或者有援助项目但无援助额的计为0，同时对援助额进行ln(aid+1)处理，避免负值出现。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孙楚仁等（2022）^[11]、李荣林等（2022）^[12]和王孝松等（2019）^[13]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受援国人均GDP (lnpgdp)、通货膨胀率 (Inflation)、农业用地面积(lnagriland)、贸易成本（lncost）、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 (Rent)和东道国制度质量（WGI）。这是因为人均GDP、贸易成本和受援国制度质量会直接影响出口贸易，且东非国家（如津巴布韦等）有较高通货膨胀，对汇率稳定及进口成本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东非国家普遍依赖农业，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能力与出口结构。另外，东非国家自然资源丰富，为控制“资源诅咒”效应，引入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重 (Rent) 作为受援国自然资源禀赋的代理变量。

4.门槛变量

参考胡建梅和单磊（2022）^[14]的做法，用每百万人拥有固定电话用户数衡量基础设施质量。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特征事实

近年来，中国对东非援助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如图1所示，2015年起援助总额及基础设施类援助金额明显下降，其占比持续降低。尽管2019—2021年疫情加剧了这一趋势，但基础设施援助比重回落早在疫情前就已显现。结合既有研究，这可能源于东非部分国家基础设施水平提升，使传统基建援助的边际效益递减，呈现“饱和效应”。本文后续将对此进行实证检验。

图 1 中国向东非援助总额与基础设施援助额趋势

注：数据来源于AidData数据库

（四）模型设计

本文设定如下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对外援助对于中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拉动作用，本文进行了模型（1）的参数估计。据表2（1）-（4），对东非援助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了中国对东非援助存在显著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

鉴于援助效应通常具有滞后性（熊青龙等，2019^[17]和余林徽等，2023^[18]），本文进一步引入滞后项。由表2（5）-（6）列知，将援助额滞后一期后，系数显著性和大小均提升。表明对东非国家援助的出口贸易促进效应存在明显的一期滞后性。但是，在将援助额滞后两期进行检验后发现，系数衰减且不显著。因此，后续分析均采用一期滞后项（L.lnaid）。

表2 基准回归与滞后性检验

注释：括号内为t统计值。***、**、*分别表示实证结果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可靠性，本文从剔除特殊时期和替换解释变量两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

如表3所示，在分别剔除2020–2021年疫情（第（2）列）及2008–2009年金融危机（第（3）列）样本后，援助额系数仍在1%水平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接近，表明结论具有时间维度的稳健性。

进一步以援助项目数替换援助金额作为核心变量，结果显示（第（4）列），项目数对出口的影响远大于援助金额，与近年来基础设施类大额援助减少、项目数波动较小、援助额较大的基础设施类援助减少的现实相符，进一步支持了基准结论。

表3 稳健性检验

（三）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在进行基础设施质量门槛效应回归之前，要先检验门槛效应的存在性，确定门槛的个数。表4显示单一门槛在5%的水平上显著，拒绝“无门槛效应”的原假设，且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均不显著，说明模型存在一个门槛值（9.840），标志着对外援助有效与无效的临界规模，但是从有效到无效，还是从无效都有效，需进一步检验。

表4 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

（四）门槛效应

本文通过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如表5所示，当基础设施水平低于门槛值时，援助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基础设施薄弱的东非国家，援助通过填补基础缺口可显著释放贸易促进效应；而当基础设施跨越门槛值后，援助系数骤降且不显著，反映出援助对出口贸易的促进效应在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的国家存在“饱和效应”。 这解释了近年来中国对东非基础设施援助随其条件改善而减少的现象。

表5 以基础设施质量为门槛变量的门槛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基于2005–2021年15个东非国家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检验中国援助对出口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研究表明中国对东非国家的援助显著拉动了中国对该地区的出口，且存在滞后效应。这也符合经济规律，反映出援助从项目落地到产生实际效果需要一定周期。这也从实证层面支持了中国对非援助更注重中长期合作与共同发展的观点。

其次，分析显示东道国基础设施水平在援助与贸易的关系中起到了关键的门槛作用：在基础设施质量较低、尚未达到门槛值的国家，中国基础设施援助（交通、能源等），能够有效弥补受援国的发展短板，对出口产生强劲推动作用。而一旦受援国基础设施水平跨越某一门槛，援助对贸易的促进效果将明显减弱，这反映了基础设施的“饱和效应”。

（二）建议

上述研究具有深刻的政策启示作用。本文就此提出以下援助合作建议：

其一，建立援助效果长期追踪机制。基于上述滞后性发现，在评估援助成效时，应摆脱短期视角的局限，建立跨年度的长期追踪机制。可重点考察重大援助项目完成后一至两年内，受援国从中国进口的规模变化与结构变动，系统整合援助项目数据与双边贸易数据，准确把握援助经济效应的显现周期与实际效率。

其二，在援助策略上应注重差异化。对于基础设施仍较薄弱的国家，援助资源可继续侧重于交通、能源等“硬”设施建设，助力其破除发展瓶颈。而在基础设施已相对完善的受援国，则应推动援助方式由“硬”向“软”转型，更多聚焦于技术合作、贸易便利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等领域，培育新的经贸增长点。

其三，推动援助、投资与贸易协同发展。援助不仅能直接拉动援助国出口，还能为受援国营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条件改善后，可鼓励中国企业扩大对非直接投资，利用当地提升的设施条件开展生产加工。这既有助于缓解援助可能带来的“饱和效应”，又能支持东非国家提升工业化水平，增强其对中国产品的吸纳能力，进而促进中国出口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许志成,张宇.点亮非洲：中国援助对非洲经济发展的贡献[J].经济学(季刊),2021,21(05):1499-1520.

[2]冯凯,李荣林.中国对外援助与非洲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122-143.

[3]孙志娜.零关税待遇和海外援助对促进受援国出口多样化的有效性比较——基于中非数据的研究[J].国际商务研究,2022,43(3):40-52.

[4]黄梅波,王婕佳.WTO框架下促贸援助及其效应评估——来自53个非洲国家数据的分析[J].东南学术,2023(5):77-87.

[5]刘爱兰,王智烜,黄梅波.中国对非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吗——来自中国和欧盟对非援助贸易效应对比的经验证据[J].国际贸易问题,2018(3):163-174.

[6]王海军,向文婧,杨虎.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能力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的经验[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5):143-155.

[7]熊青龙,黄梅波.对外援助能促进国际贸易吗[J].国际经贸探索,2014,30(10):4-12.

[8]黄友星,李恒丞,杨宇.对外援助能促进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吗？——来自中国企业的微观证据[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11):2724-2743.

[9]孙楚仁,徐锦强,梁晶晶.中国对非援助与受援国出口结构转换[J].财贸经济,2019,40(7):82-94.

[10]Martínez-Zarzoso, I., Nowak-Lehmann, D. F., Rehwald, K. Is Aid for Trade Effective? 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7(4):175-203.

[11]孙楚仁,徐锦强,梁晶晶.对外援助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受援国邻国的直接投资吗?[J].国际贸易问题,2022(9):142-156.

[12]李荣林,熊燕,倪何永乐.中国对非援助的出口贸易效应——基于出口增加值的视角[J].南方经济,2022(2):38-54.

[13]王孝松,田思远.制度质量、对外援助和受援国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9,(12):13-30+131.

[14]胡建梅,单磊.中国对非援助、基础设施和受援国经济增长——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J].国际经济合作,2022(5):53-68+95.

[15]黄梅波,朱丹丹.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6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财贸经济,2015(2):97-108.

[16]Hansen, B. E.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J].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2):345-368.

[17]熊青龙,郑欣,黄梅波. 中国对外援助对双边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J].国际经济合作,2019,(6):89-100.

[18]余林徽,李莹. 中国对非援助的实际效应研究[J].国际贸易问题,2023(5):158-174.

[注]辽宁省教育厅基础科研项目《中国对非洲国家直接投资绩效和发展对策研究》（项目号：LJ112510149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