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太杰 李鹏

（上海政法学院，上海 201701）

摘要:本文基于2004-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在考虑关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关键变量的交互影响后，以回归模型为基础，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即时影响和时滞效应。经过分析之后发现，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则将有力促进出口贸易增长。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模型中分别产生237.24和407.65个单位的边际效应，这表明汇率变动存在并且会带来时滞影响。除此之外，人均GDP与实际利用FDI的提升对出口贸易均展现出平稳的正向驱动影响，但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与关税壁垒的强化则呈现显著抑制作用，这一发现从动态视角细化了传统汇率传导理论。本文认为，货币当局在制定汇率政策时，应着重考虑汇率变化的周期性和滞后效应，以宏观政策手段削减汇率变动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除此之外，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以及建立新的外企准入制度以吸引国际投资至关重要，构建内外联动的贸易促进政策组合可以更有效促进出口贸易。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贸易；时滞效应；多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

在全球贸易体系解构重建的背景下，出口贸易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核心要素，其传导效应日益重要。中国作为全球“世界工厂”，其出口规模的结构性调整不仅深刻影响着国内产业升级方向，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进与变化。汇率作为跨境出口贸易的核心调节变量，通过相对价格传导机制持续改变着出口竞争力，策略性贬值则可能导致J曲线效应的产生，本币升值可能压缩出口企业利润空间。我国自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汇率定价机制经历了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显著变化，显著增强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是也使得出口企业面临汇率风险扩大和成本核算复杂度提升等多种挑战。所以，解构汇率波动对出口贸易的多维传导路径，为完善宏观汇率政策框架、为微观主体提供风险对冲策略、辅助国家双循环战略，具有现实意义。

虽然现有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但存在以下方面局限：缺乏对宏观年度数据的跨度性研究，导致无法从宏观角度把握汇率变动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大多数的实证模型忽视政策时滞效应，导致短期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未能有效控制FDI技术溢出与国内经济结构变动等结构性变量的交互影响。基于此，本研究借助2004—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基础，系统考察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直接影响与时滞效应，同时引入关税、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等控制变量，以展示多重控制变量的交互作用。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滞后模型可以揭示汇率政策效应的动态规律；第二，以中国经济转型为背景，分析外资引入与收入增长等变量对出口的协同促进作用；第三，为政府政策规划提供兼顾短期调控与长期效应的实证根据。研究结论可丰富汇率与贸易关系的理论框架，并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汇率政策体系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影响的问题在国内外学术界呈现出多样化的观点，主要围绕汇率变动对贸易结构、出口竞争力、以及不同产业的影响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研究，取得了众多重要的理论成果。

Ren-Hong Wu团队及其合作者（2024）具体研究了东盟五国，实证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双边贸易往来的影响。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汇率变动与贸易互动关系的认知，而且为该领域探索提供了全新的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向。Yidi Cao（2022）以人民币汇率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了国际市场变化对原有作用机制的调节影响，研究到底是何种因素深刻影响着农产品进出口，通过解释汇率波动与农产品的出口关联，说明了中国农业领域的贸易逆差压力。W.L. Chou (2000)在采用SITC分类体系对贸易数据进行结构性分析的基础上，证明汇率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不失为"汇率波动性约束贸易发展"的理论假说的理论实践，确立了该理论在特定经济环境下的适用边界。YuXuan Li (2023)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对出口贸易的非对称响应机制。研究表明汇率升值对出口规模未产生预期扩张效应，贬值反倒导致出口减少。

李岚（2022）以2013-2018年间月度数据构建动态关联模型，通过向量自回归框架下的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额产生差异化作用方向，呈现显著的反向传导特征。邱娟研究团队（2020）联立方程模型分析汇率变动与国际贸易的协同关系，揭示中国出口贸易构成汇率波动的主要解释变量，其影响系数达到统计显著水平，但是进口贸易对汇率调整的反馈效应存在明显的传导阻滞。王宗海研究团队（2011）运用误差修正模型解析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美贸易流量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结果表明进出口贸易会受到多重经济变量的联合协同影响，汇率虽然不是决定性变量，但是通过影响价格会对贸易流量形成显著性的调节效应，其调节强度随市场环境变化而变化，具有差异性。

综上所述，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研究范式的演进从早期基于传统国际收支理论的线性分析，逐步发展为结合计量经济学、产业异质性和国别差异的多维度研究体系，形成了理论深化与方法创新的双重突破。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三个亟待突破的领域：其一，大多数研究注重对即时数据的分析，而对滞后效应的分析浅尝辄止；其二，对控制变量的异质性研究不足，对国内经济结构变迁和中国二十年经济转型以及外商投资等控制变量关注有限；其三，缺乏宏观跨度数据下的汇率敏感性研究；其四，对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关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产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FDI的协同效应研究尚处空白。这些研究缺口恰为本研究的推进提供了方向——通过构建包含上述变量的模型，重点考察宏观视野下的各变量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滞后效应，从而为建立更具韧性的汇率政策框架提供决策支持。

三、数据与方法

1.变量选取

（1）汇率指标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对出口贸易具有直接影响，汇率的变动会改变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传导至中国出口贸易。从宏观角度来看，当人民币升值时，中国商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会变得相对较贵，可能会导致部分消费者转向他国更便宜的同质产品，从而抑制中国产品的出口，相反则推动中国出口增加。从微观角度来看，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策略等也会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的出口订单。本文主要选取人民币年平均汇率作为本文实证研究的汇率政策指标，年平均汇率能够平滑汇率的短期波动，可以反映汇率在较长时间内的整体走向与趋势，进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的捕捉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2）出口总额

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直接反映了中国出口贸易的总体规模和变动情况，是衡量出口贸易表现的关键指标。出口总额既涵盖了具体的货物出口，又包含了如工程设计、技术转让以及服务贸易的出口，可以直观的反映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竞争能力和角色。总之，出口总额作为反映中国出口贸易规模以及全球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其变动可以从国际供给侧角度为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以及如何处理国际经济关系提供有力经济因素支撑。

（3）其余控制变量

在国际贸易研究中，关税作为关键的控制变量显著反映出贸易政策对出口的直接影响。关税的调整，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都会直接作用于出口商品价格，从而对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从中美贸易战之中可直观感受到关税的重要程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反映国内的总体生产能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居民购买力水平的重要检测指标，不仅影响国内对出口商品的需求，还制约着出口商品的生产潜力。三产对GDP的贡献率亦被作为控制变量，不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各异，其发展水平与结构变化会直接影响出口商品的供需，从而对出口贸易产生不同的作用。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可映射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外资的流入往往伴随着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这有助于提升出口商品的质量与竞争力，进而对出口贸易产生显著影响。上述控制变量在分析国际贸易与出口总额的关系时具有重要意义，其相互作用揭示了经济政策、国内经济结构以及外资参与等因素对出口的复杂影响机制。

图 1 出口总额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关系

2.数据来源

本文全部采用年度数据，与其他数据相比，可以更好地从宏观方面来分析各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最终选取2004年至2023年的相关数据，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3.统计描述

为了更直观的体现出口贸易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相关关系，图1给出了三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图，分析如下：

出口总额（蓝色实线），从2004年至2023年，出口总额以上升趋势为主。尽管在某些年份（如2009年和2015年左右）出现了波动，但整体趋势是增长的。增长显著年份，特别是在2019年之后，出口总额显著增加，到2024年达到最高点。在2009年和2015年左右，出口总额出现了显著下降，但随后增长恢复。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红色虚线），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在2004年到2023年间波动较大。从2004年到2014年，汇率总体上呈现贬值趋势（汇率数值上升，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从2014年到2023年，汇率在升值与贬值之间波动。汇率在2014年之后波动较大，显示出两种货币兑换比例的不稳定性。

在某些年份，出口总额的增长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2009年出口总额下降时，汇率也有所上升（人民币贬值）。然而，这种关系并不总是一致的，因为出口总额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具体什么因素会造成什么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实证估计。 

4.实证模型

本文选取出口总额作为被解释变量，人民币汇率为主要解释变量，关税、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第一产业对GDP贡献率、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第三产业对GDP贡献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为模型的控制变量。使用stata软件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表1  变量和符号说明

四、实证结果

1.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表2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表3   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注 1：*、**和***分别表示在 0.1、0.05 和 0.0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通过实证结果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对进口贸易具有正向影响，在其他变量与其协同的条件下，人民币贬值后，出口总额增加222.8368个单位。可以说明人民币贬值能够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此外实证结果还揭示了其他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增加1单位可以带动出口增长0.0063单位，证明了外资企业在技术外溢以及渠道拓展方面的重要驱动作用。人均GDP每提升1单位可使出口增加37.44单位，证明居民收入增长通过消费升级对出口产品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为理解新时代下贸易驱动机制提供了全新角度，即在要素成本优势逐渐弱化的背景下，质量型发展要素例如人力资本提升、跨境投资融合正逐渐成为出口竞争力的核心支撑点。

2.时滞效应分析

除了检验人民币汇率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即时变化，继续探究二者之间是否具有滞后效应更为重要，因此，本文接下来将探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时滞效应，具体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  滞后一期结果

表4   滞后一期结果

注 2：*、**和***分别表示在 0.1、0.05 和 0.0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滞后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滞后一期时，其回归系数在α=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这表明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存在动态响应周期。总之，汇率每升值1%，将推动出口规模提升约237.24个单位，这一结果从统计上拒绝了"汇率变动与出口无关"的原假设。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当期模型，滞后项的显著性揭示了两个可能的深层机制：一是国际贸易合同通常存在账期延迟，汇率变动的价格传导需经历数月的供应链调整周期；二是出口企业以汇率预期进行的产能计划、库存安排等战略决策具有时间粘性，以致贸易流量变化滞后于汇率波动。

表5  滞后二期结果

注 3：*、**和***分别表示在 0.1、0.05 和 0.0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为标准误差

引入二期滞后的汇率变量实证研究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呈现跨期强化特征。当考察滞后两期的汇率波动时，其回归系数在α=0.1的显著性阈值下通过检验，即汇率对出口的作用具有递延传导特征。实证结果显示，汇率每升值1%将引致出口规模扩张约407.65个单位，此弹性系数较滞后一期模型增长71.7%，凸显汇率影响的持续累积效应。此结果进一步证实了滞后一期的实证结果：国际物流周期与结算账期形成的中期传导链条、出口企业基于汇率趋势进行的生产设备更新、市场布局调整等长期投资决策逐步显现。所以宏观政策需构建包含短期应急响应与中长期预期引导的双层调控体系，特别是在当前国际经济形势时刻变动的背景下显得极为紧迫与重要。

五、结论与展望

实证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且两次滞后分析模型均表明汇率变动对出口的时滞效应是存在的。除了主要解释变量，其余控制变量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正向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说明外资和技术进步在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增长中有可被证实的作用。实证结果也支持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存在时滞效应的观点，即汇率变动的影响并非立即出现，而是在一段时间后逐渐显现，此结果对于理解汇率政策的长期效应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的结果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汇率政策对出口贸易影响的依据，尤其是在考虑汇率调整对出口企业影响的时滞性时，应更加谨慎和前瞻性地制定汇率政策。

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以下几点：

首先，对不同产业或行业进行更细致的分析，以了解汇率变动对各类产业出口额的具体影响，从而为产业政策提供更有针对性的建议。如今国内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技术、机器人产业迅猛发展，其会重塑我国产业结构构成以及改变全球经济分工，未来研究可以细化到新兴产业，更细致入微的分析汇率变动与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

其次，考虑到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汇率变动对不同地区出口额的影响，为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依据。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经济发展特点，有互异的经济特色，也势必与汇率变动有不同的协同效应。长期动态效应的研究：进一步研究汇率变动对出口额的长期动态效应，包括可能的滞后效应和累积效应，以更全面地理解汇率政策的长期影响。

最后，将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纳入分析框架，在全球经济波动背景下，采用更先进的计量经济模型和方法，如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更好地捕捉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和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在此基础之上纳入AI等人工智能技术，以提升搜集数据和分析问题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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