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姗（通信作者）， 邓傲雪，黄文兵，方君宝

（江汉大学商学院，湖北 武汉430056）

摘要：在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驱动下，中国低碳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三大产业结构显著优化，城市绿色化发展明显改善，单位GDP能耗大福降低。能源结构持续向多元化迈进，煤炭占比稳步下降，天然气和一次性电力及其他清洁能源比例逐步上升。全国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普遍下降，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减排效果最为突出，彰显了数字经济发达地区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持续减排的能力。交通出行领域正处于深刻转型期，私家车保有量与公共交通供给规模同步增长。目前，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但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碳排放仍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不均衡空间分布特征，环渤海与长三角地区贡献了近60%的全国碳排放，区域差异要求减排政策需因地制宜。

关键词：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碳排放；节能减排

一、绪论

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首次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明确提出“推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实现数字技术赋能绿色转型”的战略方向。2024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10%左右，数字经济规模持续保持世界第二，展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1]。这一发展态势正在深刻重塑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模式。数字经济不仅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力，更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展现出独特优势。2024年，中国科技创新投入再创新高，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36130亿元，实现8.31%的稳健增长^[2]。科研持续投入推动我国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历史性突破400万件大关^[3]。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向国际社会承诺“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的气候行动目标，标志着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正式加入深度脱碳进程。相较于欧美国家50-70年的碳达峰至碳中和过渡期，中国设定的30年转型周期体现了更强的减排决心。

二、文献综述

何玉长（2021）认为数字经济是劳动者运用数字技术，创新数字产业和融合国民经济各产业，创造数字产品和其他产品的价值创造活动或经济形态^[4]。陈晓红（2022）认为数字经济是一种以数据资源为核心，以网络平台为信息传播载体，以创新为驱动力，并以新经济模式与业态为特征的经济活动^[5]。陈伟豪（2022）用新产品销售收入与技术改造经费支出来衡量绿色技术创新的产出层面，从而构建投入产出体系^[6]。高意（2023）认为数字经济对制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有着正面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于规模较小、位于东部地区以及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企业，这种促进效果更为显著^[7]。陈梦筱（2025）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分析了数字金融的影响机制，认为数字金融对促进区域内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发展具有直接的积极推动作用^[8]。周新（2019）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发现经济、技术、制度负向影响，人口、能源正向，经济影响随时间由正转负，提出高质量发展等建议^[9]。黄诚（2020）基于多源数据构建空间分析模型，揭示了能源与隐含碳排放时空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为低碳城市规划提供决策依据^[10]。潘栋（2021）从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结构等方面构建STIRPAT模型对中国东部地区碳排放进行预测，提出整体达峰时间为2028-2033年，需制定差异化减排策略^[11]。马兆良（2022）通过使用STIRPAT模型，预测中部六省的碳达峰。低碳模式于2024年达峰，高质量发展等模式可在2030年前实现目标，并提出需优化产业布局与低碳技术的要求^[12]。王兆峰（2022）基于夜间灯光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发现关于碳排放：大型城市排放最高，东部高于西部；人口/城镇化/经济驱动排放，环境治理抑制，且不同等级城市影响因素差异显著^[13]。李子杰（2023）基于IPCC系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碳排放情况，认为碳排放总量增速放缓且重心西移，空间集聚性减弱；产业结构影响最大且呈东西递减，建设用地/人口/用电量作用区域差异显著^[14]。

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

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数字经济的时代^[15]。1994年至今，我国数字经济完成了从起步期迈向快速发展期的转变。1994年至2002年为数字经济萌芽生长期。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崛起，数字技术得到孕育，阿里巴巴、京东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网站，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如百度、腾讯等先后创立，此阶段数字经济商业模式单一。2003年至2012年，电子商务兴起，互联网普及率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步入高速发展时期。2012年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迅速增长到42.1%^[16]，电子商务、网上支付、社交网络等各种新兴业态不断涌现，中国数字经济在探索中迅猛前进。2012年底，在互联网普及率达到四成的同时，中国网民增长速度放缓，整体网络行业发展也放缓，截止当年年底手机网民数量约4.2亿^[17]。2013年6月，手机在线支付网民规模较2012年增长了43.0%，规模化手机网民数量及电子商务繁荣，数字经济进入转型时期。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迎来了一个关键转折点，其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30%。我国数字经济已完成从初期培育到高速增长的阶段性跨越。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已突破53.9万亿元，规模稳居全球次席，数字中国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18]。2024年，中国东部地区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6.5%，占全国比重的73.6%，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明显^[19]。根据"十四五"规划战略部署，数字经济将在2025年实现全域渗透发展，并有望于2035年前后达成高度成熟的产业形态。

四、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

R&D经费是技术创新的基础投入，直接影响绿色技术的研发能力。对《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进行了整理和分析。2010-2023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内部支出实现跨越式增长，从7000亿元增至3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28.56%，充分彰显了科技创新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同期高技术产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实现显著跃升，从1.6万亿元增长至8.5万亿元，整体呈现“阶梯式上升、波动中前行”的发展特征。

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销售收入是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表现。由图1可知，中国东部地区贡献了全国72.55%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65.39%的R&D经费，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四地R&D支出占全国42%以上，其高技术产业收入中绿色产品（如光伏设备、电动汽车）占比超50.73%，形成“研发-市场”闭环。中国东部地区依托数字技术优势，构建了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以广东、江苏、北京、上海为代表的创新高地，通过数字化基础设施和前沿技术应用显著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这些地方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提升了研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五、中国低碳发展研究

本章相关数据来源于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EPS数据平台，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等官方公开统计资料。

（一）经济发展

近年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7.58%大幅下降到2024年的-0.99%。其中，2021年我国年末人口数达到峰值，为141260万人，202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近8年人口规模持续稳定在14亿左右。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9.57万元，比2000年人均GDP的0.79万元增长了12.06倍，达到历史最高点。人均GDP长期保持着稳定增长趋势，人均GDP增速逐步放缓，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三大产业结构比例由2000年的14.68:45.54:39.78优化为2024年的6.78:36.47:56.75。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2.96%，其中，14个省市森林覆盖率超过40%。16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或好于二级天数超过300天。

（二）能源耗费

自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从2000年的14.70亿吨标准煤增长到2023年的57.20亿吨标准煤，增长了3.89倍。同期我国GDP增长了12.90倍，GDP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我国单位GDP能耗显著降低，充分体现了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中的成效，向世界展示了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为主要能源，其主导地位呈现明显的“先升后降”趋势，2007年达到72.5%的历史峰值后开始持续回落，至2023年已显著降至55.3%。天然气占比增长近4倍，一次性电力及其他能源占比逐年上升，有望反超石油成为第二大能源品类。我国努力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能源消费向低碳化清洁能源发展，持续推进能源结构向多元化转变。这种结构性变化不仅体现数量增长，更标志着我国能源体系正在完成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从“高碳锁定”向“低碳灵活”的历史性转变。

（三）废气污染物排放

废气中主要污染物主要包含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粉）尘。近年来，无论是全国层面还是各省市，废气中主要污染物排放量普遍呈现出显著下降趋势。2011年排放总量为5900.99万吨，2022年下降到1632.57万吨，污染减排超过72.33%。在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增长背景下，这种变化趋势更加反映了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和空气污染物排放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效。东部沿海地区减排效果最显著，数字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产业升级实现持续减排。北京、上海、广东降幅分别为77.44%、81.64%、67.59%。这些地区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严格的环保政策、产业升级以及对清洁能源的广泛应用。工业大省河北、山东、江苏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加强环境监管，推动绿色制造等方式实现了大幅减排，分别减少了74.93%、74.86%、80.25%。中西部地区（四川、河南、湖南等）起点可能相对较低，但通过实施一系列环境保护措施也实现了显著减排，降幅均超过70%。环保政策的阶段性强化与技术迭代共同驱动了污染物排放的系统性下降，为碳中和目标下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参考。

（四）交通基础设施

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城镇居民汽车保有量与公共交通发展呈现“双增长”态势。2010-2022年，城镇居民每百户汽车数量从13辆跃升至51辆，年均增速高达24.36%，同期公共汽电车运营数从37万辆增至70万辆，年均增速7.43%。这种“私家车普及与公交扩容并行”的发展模式，既反映了居民出行需求的快速增长，也体现了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持续完善。

尽管公共交通供给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没有完全匹配私家车保有量的爆炸式增长。总体来看，我国交通出行结构正处于深刻转型期。私家车的快速普及反映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但也带来了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挑战。未来需要进一步完善“公交优先”政策体系，推动形成更加高效、低碳的城市交通体系。

（五）碳排放

2000年-2023年，我国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均呈显著增长趋势。中国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能源需求持续攀升，碳排放量增速明显高于全球水平。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从3327.98百万吨增至11218.37百万吨，增长了237.09%。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比例从14.04%上升至31.93%。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凸显了中国在全球节能减排行动中的关键地位和责任。为应对气候变化并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这一承诺不仅为中国自身的绿色转型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了重要动力。

2000-2020年，全球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呈下降趋势，降幅达91.90%。我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均水平，但仍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人均排放峰值出现在2014年，经历了先增后减的过程，其总量仍然较高，这表明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仍面临重大挑战，也为中国提供了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机会。

从中国省份碳排放数据来看,2000年-2021年，所有省份碳排放量都有显著增长。随着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和工业活动增加导致了碳排放量的增长。根据2021年各省碳排放量情况按以下标准进行分类：高排放地区（5亿吨以上）、较高排放地区（3-5亿吨）、中排放地区（1-3亿吨）、低排放区（1亿吨以下）。高排放地区有8个省份，山东最高达到9.47亿吨，河北、内蒙古、江苏、广东、新疆、山西、辽宁紧随其后。较高排放地区为河南、浙江、安徽、湖北、陕西、四川、湖南、福建8个省份。中排放地区包含黑龙江、广西、贵州、江西、宁夏、云南、吉林7个省份。低排放地区有上海、甘肃、重庆、天津、北京、海南6个省市。

从地理分布格局来看，我国碳排放呈现明显的“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特征。高排放带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华北、西北、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山东、山西、河北、辽宁、内蒙古形成了环渤海高碳区，占全国碳排放38.35%。长三角高碳区中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湖北占全国碳排放20.62%。非均衡分布特征要求在制定减排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性。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碳排放增速分化。北京、上海碳排放增速较低，数字经济和绿色创新发展迅速，能源结构优化效果显著。广东、浙江两地数字经济领先但碳排放增速仍较高，可能因制造业占较大比重，数字技术赋能减排潜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六、低碳发展建议

“双碳”战略目标下，数字经济与绿色技术创新的深度融合已成为推动中国低碳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有效推动绿色技术的研发效率和产业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也为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方向。以“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为主线，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协调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环境高水平保护。在此背景下，为中国低碳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科技创新与健全专业人才培养体系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的协同是低碳转型的根基。当前，中国需通过“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破解瓶颈。高校快速重构学科体系，共建现代技术创新中心，将教师数字化和绿色创新能力纳入职称评定标准，推动技术攻关。企业积极利用数字化转型驱动创新，优化生产流程，支持技术创新，注重新产品研发，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政府应加速自身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鼓励企业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特别是在节能减排、清洁生产等方面的应用。地方政府创新激励机制，对新能源人才给予具体财政补贴，并提供落户绿色通道，吸引高端人才集聚。赋予龙头企业人才评价自主权，并建设高水平绿色低碳研究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需求精准匹配，形成“技术研发—人才培育—产业应用”的闭环生态。

（二）加速绿色技术研发驱动产业绿色转型

为加速我国产业绿色转型进程，建议从三个维度构建技术创新生态：首先，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重点突破高效光伏材料、智能电网、氢能储运等关键技术瓶颈。建议设立国家级绿色技术实验室，整合优势资源开展联合攻关，例如开发新一代钙钛矿太阳能电池和固态电池储能系统。其次，完善技术转化应用生态，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建设绿色技术产业化示范区，通过税收优惠和专项补贴降低企业技术应用风险。最后，构建动态更新的绿色技术目录和标准体系，将碳足迹管理纳入产品全生命周期评价，引导企业开展清洁生产改造。特别要重视数字化赋能，推动5G、AI技术与节能环保装备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碳资产监测平台。

（三）完善低碳发展政策推动能源结构调整

推进能源体系低碳化需要构建多维政策保障体系，建立差异化的区域碳排放控制目标，完善用能权交易与电力市场联动机制。经济杠杆方面，推行阶梯式碳定价政策，对煤电等高碳行业实施碳排放强度约束，同时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对风光发电项目给予土地、融资等配套支持。基础设施布局上，重点推进西部清洁能源基地特高压外送通道建设，在东部负荷中心规划分布式能源微电网。建立传统能源退出援助机制，针对煤炭资源型地区转型提供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和再就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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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江汉大学2023年度校级科研项目（社科类专项）“数字经济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背景下我国碳排放预测研究”（项目编号2023SKZ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