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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

2021-08-25 18:47 来源:www.xdsyzzs.com 发布:现代商业 阅读:

——来自长三角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李立扬 付瑾 江山 唐东会 台州学院商学院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国家级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码:201910350025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历了增值税转型、营改增和增值税税率降低等一系列增值税改革,目的是促进企业投资,以实现经济复苏。减税能刺激企业投资,其主要途径有:降低资本使用者成本、增加企业现金流和促进企业增长。利用2012-2019年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增值税改革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增值税税负降低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率;增值税改革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增加产出的方式提高投资水平,以及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的方式促进企业当期投资。

关键词:增值税税负;企业投资;产出增长率;现金流

一、引言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环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内有产业结构失调,改革进入深水区;外有全球经济周期性下行、贸易摩擦加剧和“逆全球化”潮流涌现;加之此次新冠状病毒席卷全球,疫情给全球出了一道防控疫情和复苏经济的双重考题。在这种特殊的经济环境之下,2019年减税降费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基调,比如增值税税率于2018年下降1个百分点后,2019年税率降低力度再次加大,由原来的16%10%降至13%9%。此举正是基于逆经济周期调控的思路,旨在降低企业税负,刺激投资和消费两大马车,以扩大内需、稳经济、调结构。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我国当前的任务是从供给端入手,对产业结构进行转型升级。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企业会发生各种投资,包括改扩建投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等。近几年政府的减税降费力度空前,国内外学者都认同增值税税负降低会促进企业加大投资,并且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本文以增值税税率下调为政策背景,分析企业投资行为的变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长三角地区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构建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为我国的税制政策的制定提供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增值税改革既可以通过降低企业的投资成本等渠道增加企业投资动力,也可以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增加产出等间接性渠道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影响。例如,当企业税负降低时,如果企业采取降价策略,会增加当期产品销量。根据加速数原理可预测,产品销量增加会使企业投资多倍增加。税负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投资本身具有很强的波动性,因此企业对增值税政策的反应充满了不确定性。具体原因:(1)经营者预期的不确定性。例如政府为企业降低税负,但是厂商预期未来市场需求会减少,那么企业可能不会扩大投资,而是保持原有规模。(2)投资的时滞性,考虑生产设备生产产品所需的时间,企业当期增加投资,并不能立即生产出产品获得利润,而要投入投资的成本,因此时滞是影响企业投资、制约政策发挥的重要因素之一。尽管政府的增值税政策受多种因素干扰,使得结果偏离政策制定者的预想,但理论上有以下三种税负刺激投资的传导机制:

(一)降低投资成本促进投资增加

增值税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刺进经济增长,通过实施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注入真金白银,增强市场信心,以投资带动经济增长。企业投资决策与资本成本相关联。增值税改革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原理有以下两种:一是增值税转型通过将当期固定资产进项税额抵扣当期销项税额,增加公司当期的现金流量,降低了企业使用固定资本的机会成本,相当于降低了资本价格,产生替代效应,最终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二是“营改增”即营业税改为增值税,此次改革结束了两种流转税共存的局面,有效的降低了企业税负。此外,由于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的增值税均可抵扣,相当于降低企业资本价格,两者叠加作用下企业资本成本降低,从而可激励企业扩大投资。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增值税税负降低能促进企业投资。

(二)促进国民消费加速企业投资

  增值税是一种间接税,根据消费者和企业的价格弹性值不同而在这两者之间分摊。它的存在通常使企业销售的商品价格虚高,从而抑制了一部分消费需求。虽然增值税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但企业只是代缴,通过增加商品价格的方式,部分增值税会回到消费者身上,因此消费者也是增值税的税负承担者。范子英等(2019)认为,从根本上看增值税其实是一种消费税[1]。企业通过提高商品价格来转嫁税负,提价使部分消费者放弃消费,企业的销售量相对于征税之前必然降低,由此可见征收增值税会降低消费者福利、减少企业的利润以及影响社会总产出。

对于增值税税率降低可以考察两种情形:第一,商品价格不变,则企业可以获得税率降低的全部红利,相当于是政府为企业注入资金,使企业的投资成本降低,有助于企业加大自主投资。第二,商品价格随税率降低而降低,此处暂且不考虑需求价格弹性因素的影响,则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企业增加供给。根据加速数理论,企业产出增加会导致投资数倍增加。由以上两种情形可以推出,降低增值税税率,可促进企业加大投资。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增值税税负降低能通过增加企业产出促进企业投资。

(三)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释放投资需求

增值税销项税额和进项税额的期限错配、非应税行为的视同销售、赊销行为等造成企业垫付增值税,挤占企业现金流,从而影响企业当期的投资决策[2](刘行等,2018)。而增值税转型和“营改增”政策等增值税改革可通过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刺激企业增加投资。

1.增值税转型促进企业投资

增值税转型前,即生产型增值税下,固定资产进项税额需计入该固定资产原值,然后通过计提折旧的方式在未来使用期间逐步回收。这种方式无疑增重企业税负并造成现金流挤占。转型后,即消费型增值税下,企业可以将购置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在当期全额抵扣,当期即可少缴税,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可支配收入和当期的经营现金流。增强了企业资金的流动性,企业内部现金流越充足,则企业的投资预期越佳,做出投资决策的可能性越大[3]

现金流之所以会显著影响企业投资,是由于现实中的市场,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使得双方承担的风险以及成本不一致,企业内部人员会比外部人员更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因此企业向外部融资时会存在融资约束,使得企业外部融资成本明显高于内部的资本成本[4]。因此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可以减少企业向外部融资数量,增加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的资本品数量,从而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收益,增强企业自主投资的积极性。

2.“营改增”政策促进企业加大投资

“营改增”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的途径刺激投资增加。“营改增”政策的实施打通了增值税抵扣的“任督二脉”,有效避免了重复征税,进而降低企业税负,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压低采购价格向供应链前端转嫁税负也可以采取提高售价的策略向销售链后端转嫁税负。因此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议价能力越低,于企业而言税负转嫁越容易,企业自身承担的税负越低。税负与企业经营现金流成反向变动,“营改增”有效降低了企业总体税负,相当于实际增加了企业总体现金流[5](乔睿蕾等,2017)。尽管部分行业税负不降反增,但总体来看“营改增”降低了产业链整体税负。盘活企业内部现金流,不仅会增强企业的流动性,使企业的经营风险降低,还会降低外部融资约束,从而促进企业加大投资(朱红军等,2006[6]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增值税税负降低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促进企业投资。

三、模型设定、样本选取和描述性统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实证中,被解释变量是投资率,核心解释变量是企业增值税税负,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资产负债率、企业年龄等因素,同时控制了公司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具体如下:

模型设定

(二)样本选取

为了深入分析我国从2012年至今增值税改革对企业的投资带来何种影响,本文选取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上市公司2012-2019年的财务报表及附注数据,构建回归模型。并以企业投资率为被解释变量,企业增值税税负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然后再根据现金流充裕程度、企业产出水平区分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本文选取2012-2019年上市公司数据作为样本原因:一是上市公司数据容易获取且数据质量度高,实证分析结果可靠性更高;二是上市公司的财务制度等更加规范,公信力高,虽然数量有限,但是具有代表性(许伟等,2016[7];三是2012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在此之后我国实行了 “营改增”政策。本文的数据来源国泰数据库,数据覆盖从增值税转型、营改增、税率变档、增值税留抵税额退税、增值税税率下调等我国经历的全部税制改革,根据收集来的数据,选取出本文所需年度的数据和计算指标时所需数据。

(三)变量说明

1.投资率

变量说明

3.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公司年龄、成长性5项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由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资本密集度通过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计算得出;公司年龄指公司从注册至样本年度的年数;成长性=(当年营业总收入-上年营业总收入)/上年营业总收入;这些控制变量能够较好的控制住企业自身的各种特质因素对回归分析结果的影响。

1   变量说明

表1   变量说明

(四)变量描述性统计

如下表所示,投资率最小值明显偏离正常范围,经核对,剔除投资率最小的两个值。样本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平均为0.38,成长性平均为0.15,资本密集度平均为0.23,说明企业的财务状况比较健康,并且各个公司的成长性、资产负债率、资本密集度都各不相同,因此本文控制这些变量尤为重要。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五、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对全样本作回归分析,即用长三角全部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拟合模型,然后再根据按企业现金充裕性、企业产出增长率高低分类考察。对全样本和子样本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从表3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的税负每降低1%,其投资率增加0.713%,说明税负降低可以促进企业投资,符合经验判断。在固定效应下,税负的系数所对应的P值小于α=0.01,表明在α=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税负”对“投资率”的影响非常显著。样本组(1)的可决系数R2 =0.107,表明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程度较低。由此,假设1得证。

3   回归结果

表3   回归结果

(二)子样本回归结果及分析

1.不同产出增长率的企业

以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是否大于全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为标准区分为两个子样本,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大于全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企业的产出增长率较高。反之,企业营业收入增长率的中位数小于全部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企业的产出增长率较低。

对比上表3中样本组(2)和(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税负对产出增长率高的企业的投资率影响非常显著,企业的税负每降低1%,企业的投资率增加15.366%;而产出增长率低的企业,其税负的高低对企业的投资率几乎没有影响。样本组(1)的可决系数0.407,代表对样本数据模型的拟合程度很好。由此,假设2得证。

2.现金流充裕程度不同的企业

以企业现金流的中位数是否大于全部企业的现金流的平均值为标准将样本区分为两个子样本:企业现金流充裕和企业现金流紧张。企业现金流的中位数大于全部企业的现金流的平均值,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充裕;企业现金流的中位数小于全部企业的现金流的平均值,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紧张。

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两组子样本的解释变量税负与被解释变量投资率之间的关系都很显著,说明增值税改革的确能够通过降低税负间接增加现金流的方式增加企业投资。样本组(4)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对于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来说,增值税税负每降低1%,平均来说企业投资率上升15.224%,这与理论分析和经验判断相符合。可决系数为0.378说明模型对样本数据的拟合程度较好。税负的系数所对应的P值小于α=0.01,表明在α=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税负”对“投资率”有显著影响。样本组(5)的回归结果表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企业增值税税负每降低1%,平均来说企业投资率上升1.222%,同样符合经验判断,其可决系数为0.09,表示样本数据对模型拟合程度不佳,税负的系数所对应的P值小于α=0.05,表明在α=0.05的显著性水平下,“税负”对“投资率”的影响比较显著。对比分析得出,总体上增值税税负和投资率之间是反向变动关系,即税负下降时现金流充裕程度不同的两类企业投资率都会增加。但是现金流充裕的企业投资率上升幅度更大,而现金流紧张的企业,投资增长幅度较小。由此,假设3得证。

六、主要结论和政策含义

(一)主要结论

利用长三角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并以增值税改革为背景研究税负与企业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途径,本文通过实证发现:1.增值税税负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率提高。说明增值税政策的实施可以取得有效的结果。2.增值税改革通过促进企业产量增加可有效推动企业加大投资。其中,企业产出增长率高的企业,其投资率增加幅度的更大。其原因在于税负降低后,产出增长率高的企业,当期营业收入增加的多,从而企业更倾向于扩大生产规模,投资水平会更高。3.增值税改革可以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来促进企业增加投资。其中,现金流充裕的企业,由于其融资约束较低,政府的降税政策可以更有效的缓解其资本不足的问题,因此现金流充裕的企业对税负的更加敏感。相对而言,税负减轻对现金流紧张的企业激励较小,企业投资增加较少。

(二)政策含义

首先,从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来看,当前我国的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多数企业受疫情影响开工不足,投资处于低水平状态。此时如果政府采取减税的政策,能够有效的促进企业加大投资,拉动经济复苏。其次,随着投资的增加,企业生产能力扩大,也需扩大需求与企业增加的生产能力相适应,因此政府应配合出台相应刺激需求的政策。此后经济可自行进入一种良性循环:企业投资增加,产量增加,销售收入增加,企业的投资水平又进一步增加,最终推动经济不断增长。产出增长率高的企业投资率增长幅度更大。第三,针对不同规模企业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对于大型企业,由于其资金较充裕,降低税负可以有力地促进其增加投资,政策效果更好;对于中小微企业,由于它们经营规模小,风险大,因此常常面临融资难,现金流紧缺的问题。对于这类企业,政府应在可充分考虑其成长性的基础上,出台专项优惠政策,通过减税降负加速其发展,同样是政府政策的着力点之一。

参考文献:

[1]范子英,高跃光.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J].探索与争鸣,2019(07):106-113+159.

[2]刘行,叶康涛.增值税税率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来自股票市场反应的证据[J].管理世界,2018,34(11):12-24+35+195.

[3]徐超,庞保庆,张充.降低实体税负能否遏制制造业企业脱实向虚”[J].统计研究,2019,36(06):42-53.

[4]付文林,赵永辉.税收激励、现金流与企业投资结构偏向[J].经济研究,2014,49(05):19-33.

[5]乔睿蕾,陈良华.税负转嫁能力对营改增政策效应的影响——基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视角的检验[J].中国工业经济,2017(06):117-135.

[6]朱红军,何贤杰,陈信元.金融发展、预算软约束与企业投资[J].会计研究,2006(10):64-71+96.

[7]许伟,陈斌开.税收激励和企业投资——基于20042009年增值税转型的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16(0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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