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郭睿辰, 杨定全(通信作者)

（广西科技大学，广西 柳州 545006）

摘要：近年国际环境的不断变化，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 全球价值链重组步伐加快。为探究虚拟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文章基于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果：（1）虚拟集聚显著促进制造业GVC地位升级；（2）三产增加值占比提高显著推动制造业GVC地位升级；（3）虚拟集聚对邻近地区的总体影响较本地影响更为显著。结论为推动我国制造业成为全球价值链质变重组的重要参与者提供了依据。

关键词：虚拟集聚；全球价值链升级；制造业；长江经济带

一、引言

在全球分工环境下，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进行分工生产成为了实现发展的必然选项。从2009年起，中国制造业的规模达到全球榜首，但其“大而不强”的情况至今依然存在，整体水平仍然处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位置。我们要“培育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走出被“卡脖子”的困境，打破“低端锁定”，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这是十九大以来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虚拟集聚依托互联网搭建的虚拟空间，可以打破传统地理空间边界束缚，天然的具备全球化性质。其能够削弱地理空间对企业的约束，降低运输成本，提升物流效率，相较于传统产业集群，能够容纳的企业数量和规模亦没有上限，同时，其集群内部信息互动 “距离”及信息交流成本几乎为零。随着信息通讯、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虚拟集聚作为新兴的产业集聚形式，对制造业未来长期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如何通过虚拟集聚来促进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高，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二、文献综述

虚拟集聚的概念源于1997年欧盟（EU—SACFA计划）支持的7所大学网络化课题组，该课题组首先提出虚拟产业集聚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具有特定专长的企业的集合体，参与虚拟企业的运作过程，分享市场机遇[1]。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组织方式的不断变革，对虚拟集聚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众多学者对虚拟集聚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解读。如王如玉等（2018）[2]将其定义为产业集聚摆脱传统地理空间约束的限制，并且在虚拟空间形成“更为紧密耦合的关系”，最终形成一种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产业虚拟集聚新形态。在虚拟集聚与制造业以及商品出口的关系上，亦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陈斌、何思思（2023）[3]研究发现，虚拟集聚是促进城市群制造业技术创新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赵春明等（2022）[4]的研究表明，虚拟集聚能通过产品内效应、产品进入/退出效应等产品再配置渠道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刘烨等（2023）[5]提出，虚拟集聚促进了城市创新发展，且主要通过克服知识溢出的空间阻滞问题来实现。肖文雪、范德成（2024）[6]指出，虚拟集聚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创新，要素组合效应、资本配置效应以及智能升级效应是虚拟集聚赋能制造业创新的有效路径。

由此可见，已有学者探讨了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以及出口产品质量的关系，也有学者在城市层面探究了虚拟集聚的影响作用，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探究城市层面虚拟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在全球分工体系逐渐完善的背景下，产品的生产经由多个环节组合而成，其价值附在各个生产环节中，但每个环节的附加值并不相同，因此国家（或地区）会通过加大创新投入、开辟新的市场等方式，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力图跻身具有更高附加值的环节中，这便是“全球价值链攀升”。Kaplinsky和Morris（2001）[7]认为全球价值链是沿着“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再到“链条升级”的路径攀升的。当前普遍认为，全球价值链攀升是一个地区综合实力提升的反映，其既体现出该地区在国际分工上的参与度和国际分工位置，也体现着其增值能力的提升以及控制能力等各方面能力的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基于2012—2022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7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样本覆盖直辖市，省会、副省级城市及其他地级市，部分缺失数据通过插值法补全。

1.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GVC）。出口技术复杂度是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时的常用指标，本文将其作为衡量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标，其能较为客观的反映出一个地区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的分工情况（毛其淋，2019）[8]。具体的，利用两步法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Hausmann,2007）[9]：首先，根据HS 2位编码的产品出口分类数据先算出各类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再通过加权计算得出各地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公式如下：

但上述测算指标只适合对一个国家（地区）的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后来学者对其进行了创新（Xu and Lu,2009）[10]，将其中国家层面的出口数据和人均GDP替换为省份层面的出口数据和人均GDP，来对各省份制造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进行测算。城市出口技术复杂度以城市三产占GDP比重乘以省级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得出（钞小静，2020）[11]。数据来源于国研网贸易数据库与各省市统计年鉴。

2.解释变量

虚拟集聚（Virtual）。虚拟集聚是一个多维度的复杂系统，涉及多方面要素，其发展水平不是由单一指标可以衡量的。本文在借鉴以往虚拟集聚发展水平测度的相关研究基础上(张青、茹少峰，2024；肖文雪、范德成，2024) [12] [6]，构建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来测度各市虚拟集聚发展水平。如表1所示。

表1   虚拟集聚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虚拟集聚基础为制造业提供了数字化协作平台，人才创新集聚增强了技术研发能力，虚拟集聚应用则通过模块化协作和信息共享提升了生产效率。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经济研究数据库（DERD）、CEIC数据库及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等。

3.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c1）：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与GDP之比表示，一地若能有效吸收外资技术则能提升其地位，若满足于低端参与则可能被固定在低端环节；经济发展水平（c2）：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对数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是制造业GVC地位的重要基础；产业结构（c3）：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之比表示，产业结构是制造业GVC地位的静态体现；政府干预（c4）：以一般预算支出与GDP之比表示，适度的干预对促进升级有利，而干预缺位或过度干预都可能阻碍价值链向高端攀升；城镇化率（c5）：以城镇常住人口与城镇常住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之和的比值表示，城镇化为制造业GVC升级提供了环境基础。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与研究设计

本文运用stata17.0分别构建普通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虚拟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进行探究。普通回归模型形式如下：

四、实证检验

（一）普通基准回归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显示，解释变量Virtual的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β=0.136，p<0.01），虚拟集聚水平每提升1单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将提高约13.6%。证明虚拟集聚通过突破地理约束、促进知识溢出和要素优化配置，促进信息共享与模块化协作，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从控制变量看，产业结构（c3）系数显著为正（β=0.023，p<0.01），产业结构升级对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正向作用，第三产业占比提升对制造业升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表2  普通基准回归结果表格

（二）稳健性检验

通过替换与加入新的控制变量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如表3）。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c6）替代经济发展水平（c2），并加入社会消费水平（c7）。结果显示，解释变量Virtual的系数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控制变量（c7）的系数显著为负（β=-0.080，p<0.05），可能因消费需求过于分散导致，未能起到提高制造业资源再配置效率的作用。

表3  稳健性检验

（三）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以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以1984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与上一年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交互项作为虚拟集聚的工具变量IV（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个别城市当年的历史数据无法收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虚拟集聚的基础所在，而数字基础设施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固定电话拨号（PSTN）发展而来，且随着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传统信息传递方式在其应用及影响力上逐渐式微，满足工具变量条件。

表4第（1）列，工具变量IV对虚拟集聚的系数显著为正（β=0.012，p<0.01），第（2）列，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系数亦显著为正（β=0.758，p<0.01），表明虚拟集聚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促进作用依然存在。其中，LM统计量=121.673(p<0.01)与F统计量=151.097，分别通过了识别不足检验与弱工具变量检验（大于10%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4  内生性检验

（四）空间效应分析

1.空间自相关检验

本文在参考已有文献和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采用地理邻接矩阵（W）进行分析（两城市地理相邻则赋值为1，否则为0）。Morans’Ｉ（莫兰指数）可以检验空间系统中相邻区域之间的相关关系：

2.空间模型选择

如表5所示，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的LM检验、稳健的LM检验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检验，证明可以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在此基础上，Wald检验和LR检验（1）均拒绝了SDM模型会退化为SLM和SEM模型的假设。Hausman检验拒绝原假设，表明可以采用固定效应，同时，LR检验（2）结果确认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适。最终，本文选择双向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作为进行空间效应分析的模型。

表5  基于空间邻接矩阵的检验结果

3.空间基准回归

结果如表6第（1）列所示，Virtual的系数在10%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虚拟集聚的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存在积极影响。且空间回归项W*Virtual的系数同样在1%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即邻近城市虚拟集聚水平提升可通过知识扩散与深化分工间接促进本城市制造业价值链升级。

仅凭空间滞后项分析无法做到精准体现样本地区内各城市虚拟集聚作用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空间交互效应，所以本文进一步对空间效应进行分解，如表7第（1）列所示。虚拟集聚对制造业GVC地位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都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比结果可以发现，间接影响效应（β=0.680，p<0.01）远大于直接影响，说明虚拟集聚不仅赋能本地制造业升级，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知识扩散与产业链协同带动区域整体价值链攀升，实现整个城市群的制造业价值链地位升级，显示出“本地提升—区域联动—整体升级”的效应趋势。

表6  空间基准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表7   空间分解效应

4.空间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剔除特殊样本的方式验证空间模型的可靠性（见表6与表7的第（2）列）。直辖市由于其特殊的行政层级与政治地位，使其与普通城市相比，具有政策资源集中、经济体量巨大、人口规模与密度更高以及特殊的城市功能定位等诸多特点，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系统性偏差，从而影响结论的稳健性。剔除上海与重庆两个直辖市后，核心解释变量Virtual的直接效应（β=0.160，p<0.01）与间接效应（β=0.623，p<0.01）的符号与显著性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证明研究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5.异质性分析

研发密度不同的行业，虚拟集聚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也应存在差异。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划分标准（尹华，2022）[13]，将样本分为低技术行业、中等技术行业以及高技术行业三类，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基于不同技术层次的异质性分析

低技术行业中，虚拟集聚的系数并不显著。本文认为，一方面，低技术行业难以有效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提升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其多以简单的加工制造为主，较少参与到产品的设计、营销等环节，难以在虚拟集聚中与其他企业形成紧密关系；最后，其生产和贸易相对依赖传统线下模式，虚拟集聚信息共享、资源整合等优势难以释放。

中等技术行业中，虚拟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0.650）与前文结论一致，而本地效应负向显著（-0.436）。可能因产业转型中的资源挤占、对传统路径的依赖和知识保护削弱知识溢出等，共同导致虚拟集聚作用受限，即其正处于转型“阵痛”期。

高技术行业中，虚拟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0.396）显著为正，相比于中等技术行业更加显著。这与其技术密集、知识溢出特性一致，跨区域的虚拟集聚可促进技术标准统一、研发合作深化，进而推动制造业GVC地位升级。其本地效应不显著可能因为高技术行业的价值链升级更依赖跨区域协同，虚拟集聚在单一地区难以形成足够的技术或市场优势，需结合更广范围的资源联动。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主要结论如下：（1）虚拟集聚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虚拟集聚水平每提高1单位，制造业GVC地位指数增长约13.6%；（2）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GVC地位提升具有正向作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提高显著推动制造业GVC地位升级；（3）虚拟集聚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相比于本地直接影响，虚拟集聚对邻近地区的总体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结论验证了虚拟集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兴集聚形式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驱动作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传统地理集聚相关的研究。结合本文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发挥虚拟集聚平台作用。提高工业互联网平台接入率，推动企业实现“上云、用数、赋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跨地域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鼓励支持中小企业通过虚拟集聚接入全球分工网络，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全球分工门槛；（2）强化服务业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赋能作用，增强升级动力。引导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实现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3）推动跨地区协同合作，地区间协作能力不足可能削弱虚拟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导致整体效益下降。可建立长江经济带城市群虚拟集聚协作机制，支持跨地区间企业联合攻关关键技术，实现跨地区数据共享及产业链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发展格局。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数字基础设施较完备的地区之一，本文样本在代表性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另外，本文未深入探讨二者的作用路径。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范围，分析在不同经济带中二者影响的区域差异，或引入调节变量，分析产业政策导向等对虚拟集聚影响的调节作用，为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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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斌,何思思.数字经济时代的虚拟集聚与制造业技术创新——来自我国城市群的经验证据[J].南方经济,2023(8):72-92.

[4]赵春明,班元浩,李宏兵,等.虚拟集聚能否促进城市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经济管理,2022,44(7):23-41.

[5]刘烨,王琦,班元浩.虚拟集聚、知识结构与中国城市创新[J].财贸经济,2023,44(4):8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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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尹华,刘育彤.营商环境对省域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全国31个省级面板数据的中介效应分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9(2):84-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