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皞，周倩，盛典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116026）

摘要：新能源汽车作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战略产业，目前面临欧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严峻挑战。本文利用2017-23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对39个主要贸易国的出口数据和这些国家发布的新能源汽车技术性贸易壁垒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通过成本增加与市场准入双重渠道显著抑制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并且该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对发达国家、非自贸伙伴国以及混合动力汽车的抑制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可有效缓解对发达国家市场的负面效应。基于研究结论给出推进高标准自贸协定、提升国际标准协调、加强技术创新、促进市场多元化和政企协同以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建议。

关键词：技术性贸易壁垒；新能源汽车出口；技术创新

一、引言

在绿色转型与产业变革的推动下，中国新能源汽车虽然实现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但面临着贸易摩擦复杂化、全球经济下行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重复杂环境下不利因素的挑战。目前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凭借其隐蔽性和限制作用强的特点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成为影响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障碍（刘珅桦等，2024^[1]）。在此背景下，精准识别TBT影响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将非关税壁垒理论拓展应用于高新技术产业，更能为中国应对日益严峻的外部挑战进而增强产业韧性提供实证依据。本研究试图通过实证分析，为政府和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提供初步的理论参考与策略思路‌。

二、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现状及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

（一）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现状

本研究中所指“新能源汽车”的范围限定为载人汽车，并依据中国海关总署针对新能源汽车出口设立的HS商品编码进行划分：其中，编码8702涵盖载客量不低于10人（含驾驶员）的客车，包括纯电动客车及装备柴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混合动力客车；编码8703则涵盖主要用于载人的其他机动车辆（8702所列车辆除外），包括各类纯电动与混合动力乘用车。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Global EV Outlook 2024》数据，按相关HS编码统计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64.8%，已成为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产业；2023年出口量为177.3万辆，出口金额达401.84亿美元，同比增长69%，出口量与金额均创历史新高。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自2017年以来始终保持高速增长，出口数量从2017年的10.6万辆攀升至2023年的177.3万辆，其间仅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出现短暂回落，其余年份均保持正增长，显示出中国汽车产业向新能源转型的迅猛势头。

数据显示，尽管中国新能源汽车整体出口呈上升趋势，但不同产品类型的出口规模占比差异显著，反映出出口结构不均衡的特点。纯电动乘用车的出口数量始终位居第一，是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绝对主力；与之相对，新能源客车出口市场增长极其缓慢，这主要受限于海外客车市场规模及其对政府采购与电动化政策的依赖，且当前中国车企的发展重心仍在乘用车领域。同时，混合动力车型的市场份额相对有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其占比虽从2018年的3%持续增长至2023年的12%，但与纯电动车型相比仍有巨大差距，表明出口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二）面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分析

1.通报数量不断增加

在基于产品ICS编码的分类体系下，2010至2023年间，WTO各成员国针对汽车领域发布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数量呈现持续增长趋势。截至2023年，累计通报总量已达到2255项，且近八年间每年新增通报均逾百项。这一发展态势标志着全球汽车技术性贸易措施日益体系化与严密化，并呈现出不断细化与趋严的演进特征。在此背景下，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所面临的合规性挑战日益严峻，市场准入压力也显著增大。

2.发展趋势日益严格与智能化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技术性贸易壁垒政策的演变主要围绕两大方向：一是环保法规持续趋严与升级，二是安全标准向全面化、智能化演进。在此背景下，各国正积极构建覆盖主动安全、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技术的综合法规体系，尤其关注电池安全。例如，美国NHTSA文件明确了电池的防泄漏与电击防护要求，欧盟法规则严格限制电池有害物质并加强CE认证管理。这些举措显著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对企业合规能力构成了持续挑战。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为探究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影响机理，本文从影响出口的关键因素切入。其中，贸易成本是基础性因素，TBT通过迫使企业投入额外资源以满足合规要求，同时提升了出口的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此外，东道国设立的新技术性贸易壁垒，本身即构成了一道市场准入门槛，直接抑制出口。然而，当TBT对企业出口构成约束时，企业可能通过加强技术创新来应对挑战，这一潜在影响亦不容忽视。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为识别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作用机制，研究提出三项假说：

‌H1：贸易成本效应‌，即TBT通过增加固定与可变成本抑制出口；

‌H2：门槛限制效应‌，即TBT通过直接设置准入门槛限制产品进入东道国市场；

‌H3：创新调节效应‌，即企业技术创新能削弱TBT的抑制作用。

为实证检验上述假说，本研究在控制东道国与母国宏观变量及双边关系因素的基础上，纳入东道国的TBT水平作为核心变量，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二）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7至2023年中国对39个主要出口国（覆盖五大洲，占2023年新能源汽车出口总额92%以上）的新能源汽车出口贸易额为被解释变量，数据对应海关编码8702及8703大类，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美元计）。核心解释变量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强度，参考蔡静静等（2017）^[2]方法，依据国际标准分类法选取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五大专业领域，统计各东道国每年向WTO通报的TBT数量；控制变量则涵盖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自由度、双边政治关系及汇率等方面。表2汇总了所有变量的具体定义、符号及原始数据来源。

表1  变量说明

四、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进行估计，基准回归结果列示于表3。从模型结果来看，R²为0.815，反映出模型整体拟合程度较好。以下对该估计结果进行具体分析。

表2  基准回归估计结果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差。

从估计结果来看，核心解释变量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其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果与理论假说H1（贸易成本效应）与H2（门槛限制效应）的预期方向一致。具体而言，东道国TBT通报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其对进口新能源汽车的技术要求日趋严格。中国出口企业为此必须在短期内承担更高的合规成本并完成技术适配，从而直接减少了对其市场的出口。此外，考虑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长、环节多的特点，TBT覆盖范围越广，企业需进行技术调整的环节就越多。这既扩大了研发投入规模，也延长了标准适应周期，多重因素共同加剧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负面影响。

作为控制变量，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lnPGDP）在5%水平上显著正向影响出口，说明其国民收入提高有助于增强对新能源汽车的进口需求。同时，经济自由度（Ecofree）、中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lnOFDI）及东道国技术水平（lntech）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分别体现出制度环境开放、投资驱动技术协同以及消费者对新技术的接受意愿，均对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形成促进作用。此外，双边汇率（rate）与政治距离（political）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前者或由于新能源汽车需求价格弹性较低，后者则可能与自贸协定等制度性安排缓冲了政治差异的负面影响有关。另一方面，东道国碳排放量（lnCO₂）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反映出环保政策滞后或消费偏好传统能源，均会抑制新能源汽车的出口表现。

（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处理

为缓解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如遗漏变量及TBT与出口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本文借鉴江争红（2023）^[3]的方法，使用滞后一期的TBT（L.TBT）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刘素坤等（2022）^[4]研究中应用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该工具变量与当期TBT高度相关，且不受当期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反向影响。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为197.897，大于10%偏误水平临界值，且模型为恰好识别，表明工具变量有效。检验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具有稳健的抑制作用。

2.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依次进行了多项敏感性测试。首先，考虑到2017年为新能源汽车HS编码首设之年，为避免统计遗漏导致估计偏误，特将样本期限定为2018至2023年进行再估计，结果显示TBT系数仍在5%水平上负显著。其次，将核心解释变量替换为全部领域TBT累计通报数的对数值（lnTBTA）后，其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负面影响仍在1%水平上显著。此外，对数据进行1%水平的双侧缩尾处理以排除极端值影响后，TBT的符号与系数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综上，一系列检验结果均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的抑制效应是稳健的。

（三）异质性分析

前文从整体层面分析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普遍影响。然而，鉴于各国所设置壁垒的差异，及其对不同种类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潜在不同影响，本研究接下来将从国家异质性与产品异质性两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更系统地评估其差异化影响。

1.国家异质性分析

本文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是否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进行了国家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对发达国家新能源汽车出口的抑制作用（系数-0.021，1%水平显著）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系数-0.009，不显著），且未签订FTA国家所受负面影响（系数-0.024）显著大于已签订国家（系数-0.003，不显著）。这表明FTA通过标准互认与便利化安排能有效缓解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抑制效应。

2.产品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区分了纯电动汽车（BEV）与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PHEV）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TBT对BEV的影响系数为-0.017（10%水平显著），而对PHEV的影响系数为-0.029（1%水平显著），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PHEV的抑制作用显著强于BEV。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是PHEV在燃油模式下存在排放，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严苛环保标准，而BEV凭借零排放特性具备天然优势；二是PHEV涉及发动机与电动机双系统整合，技术复杂度高，使其更易受壁垒制约。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调节作用分析

为检验技术创新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抑制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TBT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在技术创新水平的衡量上，借鉴景守武和杨林烨（2023）^[5]的方法，使用新能源汽车相关发明专利申请量（滞后一期处理为 lnPatentt-1），数据来源于智慧芽数据库并通过关键词与国际专利分类号（IPC）进行筛选。同时，基于前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样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参考刘愿和连玉君（2017）^[6]的研究思路，在开展总体回归的同时，也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组样本分别进行分组回归以深入分析。对相关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后，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lnPatent_t-1代表技术创新，TBT*lnPatent_t-1表示中国与j国在t时期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技术创新水平交乘项，其余指标含义与基准回归一致。

回归结果表明，技术创新在总体与分组回归中均于1%水平上显著正向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在发达国家市场表现为产品性能提升以应对高阶标准，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则体现为成本控制下的价格优势，从而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同时，技术创新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调节作用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中存在差异：在发达国家样本中，技术性贸易壁垒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034，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技术创新能有效缓解TBT对出口的抑制；而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交互项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调节作用相对有限。综上所述，技术创新的提高能够正向调节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能源汽车出口的负面效应，研究假设H3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新能源汽车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重点针对领域。为探索此类壁垒对中国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出口的制约与突破路径，本文基于2017–2023年中国对39个主要出口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数据展开实证研究，主要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1.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呈显著负相关，表明壁垒增强会抑制出口。

2.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存在多重异质性：其对发达国家市场的抑制作用强于发展中国家；在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中影响更为显著；相较于纯电动汽车，对混合动力汽车的抑制作用更强。

3.在影响机制方面，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技术创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抑制对发达国家出口的过程中能够发挥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有效缓解壁垒带来的负面冲击。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层面

为协助政府有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建议从制度、政策、服务三方面协同施策：制度上，积极推动双边及多边贸易协定谈判，深化技术标准互认合作，着力降低准入门槛；政策上，加强产业引导，通过研发补贴、财税激励与产业链协作，促进技术创新与提升国际标准话语权；服务上，健全信息预警与合规支持体系，为企业提供精准指导，切实维护新能源汽车出口权益。

2.企业层面

为助力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议围绕三大路径实施战略突破：‌技术上‌深耕自主创新，依托技术布局突破关键环节；‌布局上‌以海外本地化生产绕过贸易壁垒，并借并购实现技术反超；‌市场上‌推进多元化布局，稳固成熟市场并拓展新兴市场，以此系统提升全球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刘珅桦,曲越,黄海刚,等.中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科技产业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4(3):30-41.

[2]蔡静静,何海燕,李思奇,等.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经验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7,36(10):45-54.

[3]江争红,沈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医疗产品出口影响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51(4):143-157.

[4]刘素坤,王乐,何文韬,等.国际化程度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J].经济问题,2022(3):95-103.

[5]景守武,杨林烨,赵宇霞.补贴机制退出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影响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3,42(6):134-141.

[6]刘愿,连玉君,郑姣姣.房价上涨与企业技术创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和债券企业的经验证据[J].学术研究,2017(6):9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