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和  

（中铜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上海 200131）

摘要：当今时代，全球供应链正在历经一场深刻的变革和重构，而在逆全球化浪潮、地缘政治博弈以及绿色化转型等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大宗商品的贸易格局也迎来了此前不曾有过的变迁，相关企业、行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最初单纯围绕资源占有情况展开竞争，向数字生态构建以及流通效率维度转变。本文旨在探究全球供应链重构下，大宗商品跨境贸易面临的挑战和突破路径，认为目前大宗商品跨境贸易面临规则、物流、市场——三个层面的挑战。其中，规则层面的挑战主要是指包括碳关税、出口限制措施增加等新型贸易壁垒导致的合规成本增加；物流层面的挑战主要是指由于通道“熔断”风险日益显著，供应链脆弱性最终暴露；市场层面的挑战主要是指传导机制扭曲以及定价权缺失为企业带来的持续性困扰。以此为基础，通过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应对挑战的突破路径，包括以物流先行构建韧性通道；以数字化技术重构贸易方式；以金融创新提升定价的话语权；以合规能力建设有效应对绿色壁垒，培育ESG竞争优势。

关键词：全球供应链；大宗商品；跨境贸易

大宗商品既是工业生产的“血液”所在，其跨境流通的效率与安全，更关乎工业产业链的稳定运行、国家经济安全以及民众刚需。但显而易见的是，自2022年以来，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历经自二战以来的、最为激烈的结构性变革，尤其是在俄乌冲突导致能源及原材料价格飙升、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正式启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危机在2026年进一步凸显出关键节点脆弱性等多重因素的联动影响下，大宗商品跨境贸易正式迈进了“增长低、波动高”的新阶段。面对如此局面，传统贸易模式在信息对称性、结算周期、信用机制以及合规成本、企业和通道韧性方面的不足愈发凸显。但相应地，伴随新兴市场的崛起、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实践，很大程度上为整个行业的变革带来了新的可能和方向。要想更好地理解这三重挑战，同时积极探寻有可行性的突破路径应对“困局”，本文既从规则、市场以及物流三个维度剖析困境，也从绿色合规、数字化赋能以及物流创新等几个方面论述突围之道，以期相关研究内容能够为广大从业者、关联者带来一定的启示和思考。

一、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大宗商品跨境贸易面临的三重挑战

（一）来自规则层面的挑战

当下，全球贸易规则正在经历一场从“求自由”向“求安全”的转变，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2025年工业原材料出口限制清单》，2009～2023年间，全球工业原材料出口的限制性措施出现大规模增长，仅2023年新增限制产品数量同比增长就达到了3.4%，而且集中在中国、越南、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尤其是以中国、越南为代表的七个国家，甚至贡献了2023年全球94%的新增限制措施。^[1]

而从具体被影响到的产品来看，上游原料和绿色转型矿区是被限制的“重灾区”，前者当中非金属和肥料在限制产品当中占比达到25%，矿石以及矿物在上游供应链被限制的增速也达到了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后者当中的稀土、镍以及钴在贸易受限比例中明显上涨，直接波及以其为原料的，全球动力电池、消费电子产业链及新能源产业。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规则层面的挑战还体现在贸易转移方面，即尽管中美直接贸易占比呈下降趋势，但通过越南、泰国以及墨西哥等地进行的转口贸易，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种“下降”的缺口，无形中催生了一条间接贸易的链条，而这恰恰是美国对华关税战升级的重要封堵方向。

（二）来自市场层面的挑战

作为全球最大的有色金属消费国，我国在铜、铝、镍等关键品种的消费量上，已经占据全球半数以上，但是与这样一种比例完全不符的是，我国在国际有色金属的消费市场上，并没有更多的定价话语权。LME作为全球有色金属定价核心，其交割仓库网络覆盖全球34个国家和地区，但是没有在中国内地设置任何核心节点。这充分说明中国企业要想参与LME交割，就需要货运至海外LME仓库，也就必须承担极高的保险、报关以及海运费用，同时交割周期长就会面临货损、交货延迟甚至被“挤仓”的风险。

除此之外，定价话语权的缺失，还会呈现出长久的“中国溢价”“亚洲溢价”。在以铁矿石为对象所进行的跨境贸易中，普氏指数定价机制让我国的钢铁企业非常容易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且只能接受这种影响；在以大豆为对象所进行的跨境贸易中，CBOT价格始终是全球基准，尽管也会有超过30%的农民直接参考大连商品交易所的价格进行报价，但是定价话语权的转移不在一朝一夕之间，必然是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2]

而且受政策影响，不同企业实际所能承受的冲击也会有明显的差异。比如中小型民营企业，由于其本身的议价能力较为有限，并不足以将关税成本进行彻底转嫁；外资企业既面临母国进口零部件被加征关税的情况，也会在中国生产成品出口时，同样面临高额关税，进而发生“双面受压”的情况。如此扭曲的成本传导，已经促使大宗商品产业链无形中成为系统性风险积累以及传导的重要载体，逐渐将存在于某一局部的问题延展至整条产业链中。

（三）来自物流层面的挑战

相对于规则层面挑战具有缓慢性、渐进性的特征，来自物流层面的挑战呈现出强烈的“突发性”。2026年开年，霍尔木兹海峡进入事实性停航状态，当全球市场都在聚焦油价的波动时，其在战略性金属的运输和物流上带来的更具冲击性的连锁反应，却鲜有被关注。事实上，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运输石油的要道，也是全球工业金属运输往来的重要通道、关键枢纽，整个中东以及海湾地区都是镍、钴、锡等重要金属的加工集散地和中转站，大量原料、半产品以及精炼制品都是借助这样一条通路驶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当国际主流航企船舶全部暂停航运、船舶战争保险费用大幅度提升时，大量船舶运输只能绕道远行，全球范围内用于运输战略技术的时间成本、路线繁杂程度都大幅度提升。

当然如此“熔断”对不同品类所形成的影响也有着明显差别，刚果（金）的钴原料出海之后，主流运输线路需要经过印度洋以及中东航路，物流延误会对整条动力电池产业链造成冲击；作为全球镍供给的核心所在，印尼的镍铁、湿法中间品等主流产品经印度洋－中东航线运往全球各个消费市场，霍尔木兹海峡停航，直接导致其被迫提升海运的时间成本及运输成本；马来西亚以及印尼的锡产品对海运也有着高度依赖性，再加上锡本身就有的低库存特点，一旦物流环节出现问题，关键原料供应脱节，后续很容易触发市场挤兑和价格异动的情况。^[3]

这些现象的发生很大程度上体现出物流环节的“脆弱性”，但其并非单纯由地缘冲突所致，也与市场对关税政策的高敏感度息息相关。航运企业即便在加速削减运力、满载的情况下，部分航线依然存在运价难以覆盖企业运营成本的情况；更严重的影响是，物流韧性已经成为影响大宗商品定价的核心变量。

二、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的突破路径

（一）绿色合规：将贸易壁垒转化为竞争优势

1.将ESG变为增值项

以往很多企业在日常运营管理的过程中，都会将ESG方面的适应投入视作“成本”，但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这种认知也在慢慢发生改变，而且大量事实证明，在ESG方面表现优秀的企业会更加容易赢得市场的青睐，甚至在融资端也会更加容易获得资金，相关产品也会成为市场的“潜力股”。而从客户端和监管端的视角来看，下游制造商对于供应商的选择，日益倾向于低碳，更有益于满足其在“碳中和”方面的承诺，从而让其在参与市场竞争的过程中，释放更多优势竞争的“信号”；监管组织对于ESG报告的要求也在逐步从自愿变成强制要求。

2.对循环经济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

总结全球贸易大宗商品出口情况不难发现，各种废金属以及废料成为出口限制的重点。根据OECD数据，这两类产品的出口比重在所有被限制产品当中达到25%，侧面反映出发展循环经济、适应环境保护政策的具体要求。但面对如此趋势和政策导向，把握和利用循环经济、适用循环经济和资源催生的全新商业模式成为一种新的选择。比如欧盟新电池法规对再生材料的使用占比提出要求，既倒逼全球供应链向循环经济转型，也让一部分能够提供合规的再生材料企业在全球供应链重构所致的竞争背景下，赢得先机；我国某企业开发的锂电池回收业务，其利润相对传统贸易高出三成，废旧电池当中的钴、锂以及镍返回供应链，不仅可以减少相关企业对原生矿产资源的依赖性，也符合下游客户对再生材料方面的需要，这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契合了“双碳”的目标，对扩大利润空间也形成了颇为有益的影响。^[4]

3.碳关税时代的合规应对

2025年开始，欧盟就要求进口商申报钢铁、水泥、铝、电力、化肥以及氢等产品的碳排放数据，并逐步开始购买CBAM证书，而碳调节机制的实施已然说明跨境贸易的绿色壁垒已经从最初的“概念”层面落地为“实”，此直接导致我国钢铁企业的出口成本出现8%～12%幅度的增加。

本土企业应对这一局面，需要将碳管理融入日常的业务流程当中，而不是单纯适应合规的要求，被动追求合规。比如可以使用区块链溯源系统融合碳足迹追踪技术，通过降低碳排放强度以提升产品在欧盟市场的售价；或者应用能够动态合规引擎，对各刚果市场的政策情况进行感知，自动生成合规报告，确保大宗商品的跨境贸易能够适应差异化的政策要求，避免出现未适应政策标准，反被扣货的情况。

（二）数字赋能：重构市场生态和定价机制

传统大宗商品跨境贸易过程中，信息不对称、交易环节冗长等问题长期存在，但是大数据、物联网以及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与赋能，却可以改变这一局面。数字化的价值在于对商流、信息流、数据流、资金流以及物流的全线打通，在实现全链路透明化的同时，更加驱动大宗商品流通模式的调整与改变，进而重构市场生态和定价机制。

1.新兴市场生态的建构

进入“十五五”时期，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的发展逻辑已经超出传统贸易逻辑范畴，“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等政策的提出，将一批新业态模式提升至战略层面，在不断依托数字化媒介的同时，积极打破制度壁垒和地域垄断，驱动全球资源实现高效配置。^[5]

（1）“生态协同”的演进

在传统大宗商品跨境贸易模式下，所谓“平台”的定位与角色多来自对交易的促进和撮合，主要通过流量红利来获取收入。但是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特殊背景下，新型平台强调数据、物流以及市场需求的整合，以“生态协同”为方向，为更多企业提供研发－生产－销售－融资等于一体的全链路服务。而且在这种新型平台化模式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资源有限、规模较小的企业，可以获取以往只有大中型企业才有可能获取的物流资源、融资条件，进而改变以往市场资源配置过于集中的局面。

（2）数据价值的进一步释放

平台所积累的大量交易和行为数据，为构建价格预测模型、风险测评模型提供了信息基础和关键依据，有助于提升市场的可预期性以及透明度。而且在此过程中，包括龙头企业、行业协会以及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等多个不同类型的市场主体会进一步形成合力，共同驱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规则从无到有、日趋完善，从宏观层面来看，这对于提升我国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的定价话语权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和显著影响。^[6]

以石油企业打造的数字化采购平台为例，其通过整合电子招投标管理、供应商管理以及合同管理等多个功能模块，实现集约采购，大幅度降低原料及能源供应成本，合规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也得到有效控制；同时在加油机当中安装数据采集芯片，及时获取加油量相关信息和数据，同时基于区块链技术在不可篡改数据方面的优势，让加油站的融资难题得到解决，融资成本和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

2.金融创新提升定价话语权

定价话语权的缺失制约我国大宗商品在跨境贸易中的优势，制约其在国际市场当中的地位，而要突破这一困境，关键需要在金融维度进行创新，生成系统性的制度安排以及市场工具。

（1）大力发展人民币跨境支付与结算体系

跨境支付效率对贸易周转速度会形成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传统模式下，资金回笼往往需要“T+7”的结算周期，造成大量的流动资金占用。但是新兴市场本地化支付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局面，比如某平台和金融机构合作开发的“多语言智能交互”支付系统，不仅支持28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带动东南亚市场的转化率出现大幅度提升；Mercado Pago推出的“大宗商品跨境结算”服务，能够同时支持包括人民币等在内的多币种实时结算，让资金回笼的周期缩短至“T+1”。 ^[7]

多币种结算更可以有效降低汇率风险，这对于一些利润本就微薄的大宗商品跨境贸易而言，可谓意义重大。某东南亚跨境电商平台通过集成SWIFT和本地支付网关，支持包括越南盾、印尼盾以及美元等在内的10种货币实时汇率转换，让汇率损失直接减少92%。

（2）拓展融资渠道，提升企业在价格波动方面的风险承受能力

一些中小企业在融资方面遇到的困境和阻力，是制约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的痛点之一。特别是在传统模式下，金融机构对于融资申请对象的评估，多参考其持有的各种资产，但是作为贸易商，大量的资产往往沉淀在库存以及应收账款当中，传统资信评估条件往往会成为阻碍其获得资金的“枷锁”。

所以出于对这一局面的应对，尝试将企业持有的“数据资产”转换成“信用资产”，开启数据质押融资，不失为一条创新之路。比如某企业开发的数字供应链服务平台与多家金融机构实现系统直联，通过平台沉淀的交易、信用和物流数据，形成覆盖生产－运输－结算－消费的全链路数据资产，其成为金融机构识别资信条件，进行授信的重要参考。

除此之外，碳金融创新也为企业的绿色创新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以某企业为例，其通过碳足迹追踪技术获取了绿色信贷支持，其需要支付的资金使用成本相对于传统贷款降低1.5个百分点。后续碳交易市场正式向B2B市场开放以后，企业通过节能改造实现的创收超过5000万元。

（3）加速境内期货市场的“国际化”进程

现阶段，我国商品的期货成交量在全球占据六成以上，并且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而要想让境内期货市场在提供基准价格增强议价能力、让国际交付更加高效透明、助力锁定原料成本方面发挥作用，加速其“国际化”进程，逐步将“数量”上的优势转变成具体的、针对“定价”的话语权却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话题。^[8]

现阶段，我国共有91个期货期权产品被纳入QFII交易范围，包括所有已上市的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绝大多数运行成熟、交易活跃的商品期权和期货；本土期货公司在海外设置67家子公司，在多数国家的交易所获得了会员资格。这说明中国境内的期货市场正在不断加速开放的步伐，且在证监会全面取消期货公司外资持股限制之后，包括瑞银期货等在内的多家期货公司，都已经实现了100%的外资持股，“国际化”进程有目共睹。

与此同时，“中国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企业对外出口PTA主要参考郑州商品交易所PTA期货价格定价，南方某公司的销售团队在向南美客户报价时，就使用了“中国价格”，即客户在下达采购订单后，该公司会参考郑州商品交易所PTA期货定价，根据订单量进行原料价格锁定，同时围绕订单进行后续的排产、对接海关并完成出口。

（三）物流前置：韧性通道及属地化网络的布局

1.“物流先行”战略

在传统的贸易模式当中，物流常常被界定为附属环节，即在订单形成、出品之后，物流负责最后的运输和执行。但是全球供应链重构很大程度上对这一逻辑进行了颠覆，强调“物流先行”意味着需要先行解决资源运进来、产品送出去的问题，才能自然引导贸易及服务，形成“物流奠定基础、产业吸引资本”的良性循环。

以我国某企业为例，其在非洲聚焦铝土矿、锂矿等重要战略资源，构建“矿山－港口－物流”的一体化系统以保障资源供应的稳定性；同时在东南亚另行打造“资源进口－精深加工－全球销售”的产业链模式，并在当地组建配套物流运输及服务团队。经过数年磨合，这种模式已经逐步显示出其应用成效：仅在2025年的上半年，其所开发的中印尼航线及中越航线业务规模就实现了15%+以及50%+的增长；从非洲西部矿源至国内销售的全产业链物流体系，更是让铝产业物流营收实现了超过400%的增收幅度。

2.关键节点布局及物流通道的多元化实现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在2026年初，已经为全球大宗商品跨境贸易带来警示，不能忽视重要通道“单点故障”所酝酿的危机，否则一旦陷入航线停运、船舶绕行、到港延迟、库存下滑、市场挤兑、价格跳涨等恶性循环当中，只会因为物流方面的问题，给企业和国家带来更大规模的成本暴涨。而要想妥善应对这一局面，需要对关键节点进行优化布局，同时致力于打造多元化的物流通道。

比如在国内节点的建设方面，在上海建立LME交割库成为一项新的重要提议，鉴于上海如今已经形成了内外联通、期现联动的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在物流仓储基础设施雄厚、政策配套系统完整的情况下，已经具备了成立LME交割库的条件，一旦其能够顺利成行，我国企业参与LME交割就会免除格外需要承担的高额税费与其他成本，不仅交割周期能够得到有效地控制，而且能够大幅度降低“挤仓”的风险。

再比如在跨境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基建耗材方面有着强烈需求，而满洲里铁路口岸在2025年进出口运量已经突破2000万吨，更借助“数字口岸”系统实现了2个小时内快速通关，成为一条能够促成欧亚大陆连接的“新通路”，一定程度上可以削减对单一航运路线的依赖。

3.属地化运营的实现

跨境贸易始终需要更多的本土企业在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过程中，在与当地文化、生态、政策习惯等发生碰撞的过程中，竭力去了解、适应、感知和学习，这甚至成为全球供应链重构背景下，另一个颇为精深的课题。属地化运营既是一种需求，也是贸易事务日益深化、规模逐渐扩大之必然。

从团队建设和人才配置的角度来看，属地化运营可以通过国内派遣驻扎和属地人力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境外人才结构比例并提升属地团队的综合能力。

从属地项目运营的角度来看，需要逐步推动海外平台落地属地化团队和运营实体的打造，跟随贸易事务的推进节奏，规模，恪守“成熟一个，独立一个”的基本原则。对优先开展贸易事务的国家和地区先行培育属地团队。

从合规性的角度来看，本地化配置往往意味着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政策要求、文化习惯甚至潜在的市场规则。举例来说，长久以来中东地区对化学物质的标签都有着特殊的要求，当企业没有考虑这一差异，强行进驻这一市场时，必将面临严格的监管处罚，损失市场份额；反之当企业意识到这一要求，甚至在产品上标注“宗教合规认证”服务时，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销售前景都会有所提升。而这些合规性的促成，很大程度上是属地化运营、本土化团队建设的优势之一，意味着文化的适配及规则的深度嵌入。

三、结论与展望

通过前文的研究不难发现，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特殊背景下，大宗商品跨境贸易正处在关键的历史转折点上。虽然合规成本的攀升、定价权的缺失、物流通道的受阻让传统跨境贸易模式日益暴露矛盾，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绿色转型、新兴市场的崛起以及数字化技术的日益发展与广泛使用，显然又为行业的突破和变革带来了机遇。研究显示，当下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的竞争已经从最初对资源占有规模的竞争，转向数字生态建构和流通效率维度，能够依托先进的数字技术来适应规则的改变、争取定价话语权并且积极构建物流韧性通道的国家和企业，显然会在新一轮的全球竞争中赢得先机。未来，随着市场格局的重构、中国定价话语权的提升以及技术融合的日益深化，本土企业将更加坚定地把握数字化转型、全球化布局、绿色供应链的战略方向，为更多大宗商品跨境贸易培育优势、扩大利润空间，创造机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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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静慧,张格,阚嘉文.数据驱动的跨境服务贸易效率提升机制研究[J].对外经贸,2026(1):60-65.

[6]李婧靖.海关总署：向全国复制推广二十五项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N].中国国门时报,2026-01-1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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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严立.中国跨境电商与服务贸易协同发展：现状、挑战与对策[C]//中国服务贸易协会专家委员会,天津外国语大学求索荣誉学院.第六届服务业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论坛论文集.武汉城市职业学院;,202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