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质量影响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机制与路径
孙铮 (广东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广东 佛山 528100) 摘要: 企业管理层公布的业绩预期能够提前向投资者透露企业的营运成果,因此投资者高度关注该类信息。文章从企业内外部双方面出发,研究内部控制质量影响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表明,在内部层面,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减少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在外部层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披露、高媒体监督压力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 关键词:内部控制;业绩预测准确性;中介效应;调节效应 一、引言 上市公司通过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测,能够及时向投资者传递其经营成绩的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定期财务报告在时效性和灵活性上的不足,因而受到投资者的高度关注[1]。然而,由于业绩预测本质上是对公司未来收益的预估,其准确性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此外,不同公司管理层的预测能力和可能的主观操纵行为的差异,也导致了业绩预测准确度的不同。而业绩预测行为的准确与否对企业经营和资本市场运作都有较大影响。首先,提升业绩预测的准确性能够帮助管理层树立良好的声誉,并增强其预测的信誉度,进而改善公司与资本市场的信息交流[2](李馨子2014)。相反的,管理层预测能力的不足与盈余管理的动机和程度正相关,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会计信息的真实性[3](王文清2018)。同时,高管过度自信会导致公司在业绩公布前的股票表现不佳,并且在发布有偏差的预测年份,公司管理层可能会出售股票,公司的经营状况也可能会恶化[4](余晨阳2018)。同样的,分析师的乐观盈利预测偏差会加剧股价的错误估计和市场风险,为公司高层提供了利用信息不对称进行利益获取的机会[5](陈作华2023)。综上所述,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不仅对企业管理而言至关重要,对于维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样具有重要影响。 2023年12月8日,财政部和中国证监会共同发布《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推进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的通知》,旨在促使上市及准上市公司改善内部管理,提高其规范化运营的水平,减少信息失真与不对称问题。学术界对于影响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因素已有深入研究。 在高管特质方面,高管的宏观视角能显著减少盈余预测的偏误,增加预测准确度[6](罗勇根2023);正面的业绩说明会语调能明显降低分析师的预测偏误,尤其是减少乐观偏差[7](钟凯2020);董事会治理质量能调节业绩承诺与分析师预测的关联性,尤其在并购中,治理较弱的公司发布的业绩承诺对提高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加明显[8](李翔2018)。在众多影响因素大小研究方面,高管的持股比例和年龄是影响公司业绩预测偏误的关键因素[9](陈瑶2020)。 在企业治理和战略层面,跨国企业通过修正业绩预告来提高分析师盈利预测的准确性[10](朱杰2023);业绩说明会中的前瞻性信息显著提升了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11](许帅2023);在企业国际化发展中观察到,随着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升,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偏差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12](朱杰2022);“互联网+销售”模式增加了对未来盈余估计的难度,影响预测准确性[13](彭博2022);同样的,高管薪酬激励[14](朱杰2019)和企业类型[15](王玉涛2019)对预测准确性存在显著影响;在企业披露的信息方面,也有学者从会计信息可比性[16](陈翔宇2015)和披露自愿性[17](韩传模2012)的角度分析了预测准确性,信息披露的透明度与分析师预测的数量、一致性和准确性正相关[18](白晓宇2009)。 外部因素的作用也被研究者注意到,如深入探讨了证券分析师通过突破性创新对业绩预告频率与业绩预告准确性的双重影响[19](李哲2021);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与披露时间的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20](李洋2021);从媒体报道[21](娄祝坤2019)和公司可比性[22](万鹏2015)的角度出发,指出随着媒体报道数量的增多,管理层业绩预告精度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偏差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可比性与营收计划准确度之间的正向关系在较好的内部信息环境或较好的外部信息环境下更显著。 虽然,学界中对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因素研究也较为丰富,且角度广泛,但是,鲜有文献从企业内部与外部双方面论述,研究企业业绩预测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边际效用如下:从内部出发,以企业内部控制、企业承担风险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为角度,研究企业业绩预测的影响因素;从外部出发,以媒体监督压力、会计信息透明度为角度,研究企业业绩预测的影响因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内部控制与业绩预告准确性 内部控制构建于企业设定的目标之上,通过识别并应对实现目标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制订并执行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和程序,从而形成一种高效的内部管理机制[23]。目前广泛认可的内部控制框架由美国的COSO组织定义,包括五大要素:控制环境、控制活动、风险评估、信息与沟通以及监督评价[24]。 首先,从管理者自身出发,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企业委托代理冲突[25],从而减少管理者为满足自身利益而损害企业利益的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管理者根据企业自身的经营情况与未来的发展形势进行合理的分析,并对企业的业绩做出更加准确的预测。其次,从财务信息真实性出发,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缓解企业内部管理者与财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减少由于管理者过大的权限,致使财务人员忽视职业道德,导致财务信息失真情况的发生,促使企业内部形成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动态平衡,加强内部监督审计机制严格性,从而使得管理者或分析人员能够依靠更真实的财务情况对企业经营情况进行分析并做出更准确的业绩预测。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1。 H1: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2.企业承担风险的中介作用 在多数情况下企业将经营稳定作为重要管理战略之一,而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市场价值或其预期的不稳定性,所以控制风险也是企业经营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是其整体风险管理框架的关键环节,其构建动力源自于企业对风险的识别与控制。有效的内部控制不仅确保了业务的合规性、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信赖度,还提高了企业运营的效率和成效。此外,它能够及时识别并处理潜在的商业风险,这是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根本目标。 内部控制的主旨在于支撑企业达成其经营与管理的各项目标,其中,与这些目标紧密相连的是风险概念。风险被定义为那些可能干扰目标达成的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内部控制的核心职责便是对这类风险因素实施有效的管理措施。通过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企业能够有效避免或减少风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或结果。以施工工地为例,保障人员安全是工地安全生产的重要目标。然而,工地上存在的一种潜在风险是工人可能因砖头掉落而受伤。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施工企业会要求工人在工地上必须佩戴安全帽,这样可以减轻砖头砸到头部时的伤害程度。然而,仅仅佩戴安全帽并不能完全阻止砖头掉落,因此还需在建筑墙壁周围安装安全网,以更有效地防止砖头掉落。这一例证强调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它要求企业不仅要清晰设定目标,还需深入分析可能的风险因素,并据此设计和执行有效的控制措施。缺少目标和风险导向的内部控制系统无法有效发挥其作用,其设计和实施应以最大程度减少风险发生及其负面后果为目标。 再者,对于企业业绩预告准确性而言,除了前面所提到的通过限制预测者本身预测行为的人为主动性和失真财务误导性使得预测的结果大大偏差于真实结果之外,还应当考虑到预测行为本身的事前性和不确定性,即在企业承担风险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的业绩会具有更高的不确定性,企业经营遭遇重大事件打击的几率和影响都会上升,企业业绩会发生较大变化,从而使得企业的业绩预测的准确性降低。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2。 H2: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减少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 3.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调节作用 数字化转型赋予了企业新的发展动能。随着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不断发展,对于企业而言,在数字化潮流中把握转型机会,是实现企业变革商业模式,重塑组织形式与业务流程的重要突破点[26]。首先,通过数字化转型,企业得以汇集、保留及解析海量数据,进而增强了数据的精确度与全面性。通过数据分析工具和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业务运营情况,增强企业风险评估、信息沟通以及控制监督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帮助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对业务运营的实时监控,让管理层能够及时了解业务状况,及时做出调整和决策。再者,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减少人为错误和干扰,提高工作效率和准确性。通过自动化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企业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业务趋势。最后,数字化转型可以让企业更加依靠数据来做出决策,而不是主观判断和经验。通过数据分析和预测模型,企业可以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的业务发展情况,提高决策的准确性和效果。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3。 H3: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 4.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会计信息作为管理层向投资者沟通公司运营成果和财务状态的关键手段,对资本市场的顺畅运作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27]。提高会计透明度有助于平衡信息分布,有效地监管和约束权力较大的一方,确保投资者能够准确了解投资机会的实际价值。首先,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意味着企业的财务数据和业务运营情况能够清晰地呈现给内部管理层和外部利益相关方。高质量的数据是准确预测未来业务发展趋势的基础。其次,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识别和评估潜在的风险和机会。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和监控,企业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降低风险,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再者,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可以为企业的管理层提供决策的依据。管理层可以根据准确的财务数据和业务运营情况做出明智的决策,从而提高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测准确性。最后,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可以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分配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和运营模式。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和比较,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资源的利用情况,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强对业务预测的准确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4。 H4: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 5.媒体监督压力的调节作用 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改变消费者的偏好,为企业带来市场上的压力,进而限制企业的运营和发展[28],迫使企业规范行为并按照公众舆论的期望合法地进行生产和宣传[29]。这种由媒体引发的监督和压力,通常通过媒体报道的负面程度来衡量,被称为媒体监督压力。首先,高媒体监督压力可以促使企业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公开度,确保财务数据和业务运营情况能够被及时、准确地披露。这种透明度和公开度有助于内部管理层更准确地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从而提高对未来业务发展的预测准确性。其次,媒体监督的压力可以促使企业加强对风险管理的重视,更加重视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企业在面临媒体监督的压力下,会更加注重风险的识别、评估和控制,从而提高对业务预测的准确性。再者,媒体监督的存在可以促使企业规范自身的业务行为,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减少违规行为和不当操作的发生。规范的业务行为可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从而增强对业务预测的准确性。最后,媒体监督压力可以让企业管理层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避免潜在的风险和危机。管理层在媒体监督的压力下更加重视企业内部控制的建设和监督,提高对业务预测的准确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5。 H5:高媒体监督压力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 图1 逻辑框架图 三、研究设计 1.样本与数据 研究选用了2011年至2021年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排除了金融行业公司、交易状态异常的公司以及关键变量数据缺失严重的样本,最终获得了11006个有效观测值。研究中的内部控制指数数据来源于迪博(DIB)数据库,数字化转型相关数据获取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媒体监督压力的数据则来源于CNRDS数据库,其余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Choice金融终端。 2.变量度量 (1)被解释变量 将企业业绩预测准确度(Forecast_error)定义为每股收益预测值与实际值差值的绝对值乘以100[30],该数值越大,业绩预告误差越大,准确性越低。 (2)核心解释变量 将内部控制(IC)衡量为迪博(DIB)数据库内部控制指数评分除以100[31],该数值越大,内部控制质量越大。 (3)中介变量 依据何瑛(2019)的构建方法构建企业承担风险(Risk)并乘以100[32],该数值越大,企业承担风险越大。 (4)调节变量 ①企业数字化转型(Dig),采用国泰安数据库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分除以100衡量,该数值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分越高。 ②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Tran),依据代彬(2011)的做法采用收益激进度和收益平滑度联合构造的综合指数衡量会计信息透明度[27],该数值越大,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 ③媒体监督压力(Media),依据李志斌(2022)的做法采用Janis-Fadner系数模型对媒体关注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媒体监督压力[33]。J-F系数的取值范围为-1至1。有关企业的积极报道越多时,J-F系数越接近于1,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越小;当有关企业的负面报道越多时,J-F系数接近于-1,此时,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较大。 (5)控制变量 参考国内外相关文献,本文选取了以下控制变量:业绩预测精确性(Precision)、产权性质(SOE)、两职兼任(Dual)、企业年龄(Age)、企业规模(Size)、资产收益率(ROA)、资产负债率(Lev)、独立董事人数占比(Indratio)、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Growth)、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现金持有水平(Cash)、企业价值(TobinQ)、年份虚拟变量(year)、企业虚拟变量(stkcd)。为了降低异常值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在1%和99%分位上进行缩尾处理。 3.模型构建 其中,Control为控制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本文采用企业个体和年份的双向固定效应法进行回归,并采用消除异方差的稳健标准误法和聚类到企业个体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法分别进行基准回归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四、实证分析 1.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Forecast_error)的25%分位数与中位数的差距远远小于75%分位数与中位数的差距,故在样本中,业绩预测准确性较高的企业还是占大部分的;但是,极差为9.485,标准差为1.436,说明样本中企业之间业绩预测准确性差距较大。进一步分析可知,乐观偏差的样本数为5657,占比48.6%;非乐观偏差的样本数为5349,占比51.4%。制造业企业占比为67.88%,非制造业企业占比为32.12%。内部控制(IC)的标准差为1.565,同样说明样本中企业之间内部控制质量差距较大。 表1 描述性统计结果 2.相关性分析 注:P值小于0.01时,相关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相关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相关系数标注*。 表2为相关性检验结果。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未超过0.5,并且通过对解释变量进行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测发现,涉及的变量VIF值均低于10,这表明在回归分析中,变量之间没有出现多重共线性的问题。内部控制与业绩预测准确性的相关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整个相关性分析结果中大多数变量的显著水平为1%,相关性分析结果较好。 3.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为基准回归分析结果。在(1)列中,I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2)列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后IC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两列都采用了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模型以及去除异方差进行回归,所以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假设1得证。 进一步分析,在(1)列和(2)列的基础上,将(3)列与(4)列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是否乐观偏差(optimism),如果每股收益预测值大于实际值,则取值为1,否则为0。结果显示,IC对optimism的回归系数皆是显著为负,说明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能力有利于降低业绩预测的乐观偏差行为的发生。当企业的实际留存收益小于预测留存收益时,可能会导致股价下跌、投资者信心下降、股东不满、资金紧张、业务扩张受限等后果。但是当出现实际留存收益高于预测留存收益的情况时,往往会出现与上述不及预期相反的结果,有利于企业的再生产与在投资。故在(5)列至(8)列中将是否乐观偏差作为分组标准进行分组回归,其中,(5)列和(7)列是乐观偏差的情况,(6)列和(8)列是非乐观偏差的情况。结果显示,(5)列和(7)列中,I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在乐观偏差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假设1依然得证;(6)列和(8)列中,IC的回归系数虽然为负数,但是无法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在非乐观偏差下,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这有可能是因为企业自身稳健型战略的影响,不过于乐观的看待企业未来的经营情况,以及不对其他外部不确定因素存有侥幸心理,故在此情况下,影响企业的业绩预测的准确性是由于企业其他因素影响导致的,内部控制不是其影响因素之一。 接着,在(7)列和(8)列中使用bdiff法估计组间差异,经验p值为0.004,组间差异显著,说明在是否乐观偏差的两种情况下,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的业绩预测准确性之间的作用差异显著,(5)列和(6)列说法同上。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 4.机制分析 (1)中介效应检验 考虑到温忠麟(2004)[34]的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存在内生性以及统计分析效率较低的问题,本文使用江艇(2022)[35]的机制分析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表4为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列至(4)列将全样本进行回归分析,(5)列至(8)列将乐观偏差样本进行回归分析。(1)列、(2)列、(5)列和(6)列为核心解释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2)列和(6)列的中介变量以极差大小衡量的方式构建,(4)列和(8)列同上。上述四列IC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负,说明了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显著降低企业承担风险。同理,在(3)列、(4)列、(7)列和(8)列中,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承担风险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综上,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减少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假设2得证。 表4 中介效应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 (2)调节效应检验 表5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主效应中IC的系数为负数,Dig数值越大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得分越高,在(1)列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了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较深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控制能够使得企业的业绩预测准确性更高,假设3得证。Tran数值越大,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越低,在(2)列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在企业会计信息透明度较低的情况下,会削弱由于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促使企业的业绩预测准确性上升的作用,假设4得证。Media越接近于1,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越小,当Media越接近于-1,此时,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较大,在(3)列中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了企业在媒体监督压力较小的情况下,会削弱由于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促使企业的业绩预测准确性上升的作用,假设5得证。 表5 调节效应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 5.稳健性检验 (1)更改系数估计方法 基准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是异方差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学界中已有先前研究指出,面板数据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存在统计误区,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同一个体不同时期的扰动项不相关,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聚类到个体层面进行系数的稳健标准误估计。表6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可见,所有估计系数的显著性以及方向都与表3的结果保持一致,通过稳健性检验,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能够显著提高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 同理,表7和表8同样采用了个体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方法,结果也与前文表格结果相对应地保持一致,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6 个体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1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 表7 个体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2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 表8 个体聚类稳健标准误回归结果3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 (2)工具变量法 表9为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借鉴陈红(2018)的研究[36],本文以企业当年是否被出具标准审计意见(Audit)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工具变量,如果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则赋值为1,否则为0。审计意见的形成基础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的内部控制状况,因此,标准审计意见的出具与内部控制的质量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满足相关性条件。审计意见作为对企业财务报告真实性的保证性评价,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认可程度上。信息披露的质量作为内部控制的关键组成部分,意味着企业是否能获得标准审计意见,直接关系到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除了“标准审计意见—企业内部控制—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的路径外,不存在其他影响企业业绩预测准确性的路径,这满足了外生性条件。(1)列中工具变量(Audit)对核心解释变量(I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被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变量相关性检验通过。(2)列中I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且不可识别检验的P值显著,说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的不足问题,并且F统计量超过了临界值10,证明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条件,避免了弱工具变量的问题。这表明,在解决内生性问题之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系统依然能够显著增强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保持了本研究结论的稳定性。 表9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U-test为不可识别检验,报告P值;W-test为弱工具变量检验,报告F值。 6.异质性分析 (1)以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组别 表10是以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组别和以企业规模大小划分组别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1)列为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2)列为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国有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此外,经验P值显著,也说明两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此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内部控制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了一系列为保证企业有效运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法律法规遵守而设计的过程和措施。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效率,降低风险,保证财务报告的准确性,从而提高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其次,国有企业通常具有特定的社会职能和政策目标,其业务决策可能更多地受到政策导向和社会责任的影响,而不仅仅是市场机制和盈利最大化。此外,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市场准入等方面可能享有一定的优势,这些因素可能降低了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对业绩预测准确性影响的直接性。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更多地依赖市场机制进行运作,其业务决策和发展战略往往更加注重盈利最大化和股东价值的提升。这意味着非国有企业在追求高效率和高效益的过程中,对内部控制的质量要求更高,以确保企业决策的准确性和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从而直接影响到业绩预测的准确性。再者,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即便内部控制质量得到提高,由于其业绩受到的外部政策和社会职能影响较大,这些外部因素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削弱内部控制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正面影响。而非国有企业由于更多受到市场规律的制约,其业绩更容易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预测,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非国有企业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通常更注重财务透明度和信息披露的质量,这有助于提高外部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业绩预测的信心。而国有企业可能由于各种原因,在信息披露方面不如非国有企业积极或透明,这也可能是导致两者在业绩预测准确性上差异的一个原因。 总的来说,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主要是由于两类企业在目标定位、运营机制、外部环境依赖程度以及信息披露习惯等方面的不同。非国有企业更依赖于市场机制和内部管理的优化来提升竞争力,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对其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正面影响更为明显。而国有企业受到的外部政策影响较大,内部控制质量提高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影响可能会被这些外部因素所抵消。 (2)以企业规模大小划分组别 在本研究中,将样本企业按规模分为两组,其中规模超过中位数的企业被划分为大型企业组,而规模低于中位数的企业则被归类为小型企业组。回归结果分别在(1)列展示大型企业的分析结果,而(2)列则展示了小型企业的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小规模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大规模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此外,经验P值显著,也说明两组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此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首先,在资源分配方面,大规模企业通常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投入到内部控制系统中,包括但不限于财务、人力和技术资源。这些资源的投入可以显著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从而使得业绩预测更为准确。而小规模企业由于资源有限,即便提高了内部控制的质量,其影响的幅度和范围可能都相对较小,因此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不够显著。其次,在业务复杂度方面,大规模企业的业务通常更加复杂,业务线更多,管理结构也更为复杂。这就需要更加严格和高质量的内部控制系统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从而提高业绩预测的准确性。相比之下,小规模企业的业务相对简单,内部控制的提升虽然可以改善业绩预测,但其影响程度有限。此外,在企业信息透明度层面,大规模企业通常面临更高的公众关注度和监管要求,这促使它们在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上做出更多努力,以确保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透明度。这种高度的信息透明度有利于提高预测的准确性。而小规模企业可能由于受关注度较低,对内部控制质量提升的动力不足,从而影响了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升。再者,在市场反应方面,大规模企业的业绩预测对市场的影响通常更大,投资者和分析师更加关注这些企业的业绩预测。因此,这些企业更有动力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确保预测的准确性,以维护其市场信誉和股价稳定。相反,小规模企业的业绩预测可能不会受到同样程度的市场关注,因此即使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影响也不会太显著。最后,在管理者激励方面,在大规模企业中,管理者可能面临更多来自股东和董事会的压力,要求其提供准确的业绩预测。这种压力可以作为一种激励,促使管理者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在小规模企业中,管理者可能同时是企业的所有者,他们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关注可能更多地集中在长期发展上,而非短期的预测准确性。 总的来说,大规模企业与小规模企业在资源、业务复杂度、信息透明度、市场反应以及管理者激励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内部控制质量提升对业绩预测准确性影响的差异。大规模企业在这些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优势,因此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对其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有更显著的影响。 表10 异质性分析结果 注:括号内报告稳健的标准误差。P值小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05大于0.01时,回归系数标注**;P值小于0.1大于0.05时,回归系数标注*。经验P值由费舍尔检验判断组间差异得来。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过上文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为:(1)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有利于提高企业业绩预告的准确性,进一步分析可知,其同样有利于减少企业业绩乐观预测偏差的发生。(2)在乐观偏差情况下,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影响;而在非乐观偏差情况下,提高企业的内部控制质量对企业业绩预测的准确性的提高没有显著影响。(3)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通过减少承担风险从而提高业绩预告的准确性,该结论在乐观偏差情况下依旧成立。(4)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5)高透明度的会计信息披露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6)高媒体监督压力有利于增强内部控制对业绩预告准确性的提高作用。(7)国有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非国有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8)小规模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大规模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对业绩预测准确性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提高内部控制质量促进业绩预告准确性:首先,政府应鼓励企业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体系,通过提供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激励措施。其次,制定内部控制相关的标准和指导原则,帮助企业提高内部控制的质量和效率。再者,开展内部控制质量评估和认证,鼓励企业通过第三方评估,提升内部控制水平。 2.针对乐观偏差情况的特别对策:首先,加强对企业业绩预告的监管,对于存在乐观偏差的企业,应加大监督和处罚力度。其次,鼓励企业采用更为保守的业绩预测方法,减少乐观偏差的发生。再者,对于乐观偏差较为严重的行业或企业,监管部门应进行专项审查和指导。 3.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内部控制:首先,政府应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效率和准确性。其次,开展数字化转型示范项目,分享成功案例,引导更多企业跟进。再者,加强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确保内部控制体系的安全性。 4.提升会计信息披露透明度:首先,制定更为严格的会计信息披露标准,提高信息透明度要求。其次,对于披露信息不透明、不及时的企业,应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再者,鼓励企业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提升信息披露的国际可比性。 5.增加媒体监督压力:首先,政府应加强与媒体的合作,鼓励媒体对企业的业绩预告和内部控制质量进行监督。其次,建立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利用媒体和公众的力量,形成对企业的自然监督。再者,对于积极接受媒体监督、主动改进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政策奖励。 6.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的差异化政策:首先,对于非国有企业,政府应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激励措施,鼓励其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其次,国有企业应加强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提高管理效率和透明度,政府应给予指导和监督。再者,开展内部控制质量比较研究,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提出具体改进措施。 7.针对企业规模的差异化政策:首先,鼓励大规模企业分享内部控制成功经验,对小规模企业进行帮扶。其次,为小规模企业提供内部控制培训和技术支持,降低其提升内部控制质量的门槛。再者,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小规模企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提升整体行业水平。 通过上述政策建议的实施,可以有效提高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进而提升企业业绩预告的准确性,减少乐观偏差,促进企业和市场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Hirst D E, Koonce L, Venkataraman S. Management earnings forecasts: A review and framework[J]. Accounting horizons, 2008, 22(3): 315-338. [2]李馨子,罗婷.业绩预测历史准确度的声誉效应[J].金融研究,2014(1):152-166. [3]王文清,傅绍正,赵慧.管理层预测能力、环境不确定性与盈余管理[J].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3(6):74-83. [4]余晨阳.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偏差与股价操纵[J].投资研究,2018,37(11):99-125. [5]陈作华,郭春萌,葛锐.机构投资者退出威胁如何促进金融市场稳定?——基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J].证券市场导报,2023(12):54-67. [6]罗勇根,饶品贵,陈灿.高管宏观认知与管理层预测——基于MD&A文本信息的经验证据[J].南开管理评论,2024,27(2):236-247. [7]钟凯,董晓丹,陈战光.业绩说明会语调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J].经济管理,2020,42(8):120-137. [8]李翔,陈剑宇,刘健等.业绩承诺、董事会治理与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来自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经验证据[J].山东社会科学,2018(10):157-161. [9]陆瑶,张叶青,黎波等.高管个人特征与公司业绩——基于机器学习的经验证据[J].管理科学学报,2020,23(2):120-140. [10]朱杰,苏亚民.跨国经营企业披露了更多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吗?[J].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7):83-104. [11][1]许帅,邵帅,何贤杰.业绩说明会前瞻性信息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的影响——信口雌黄还是言而有征[J/OL].中国管理科学,1-15[2024-10-15]. [12]朱杰.企业国际化战略与管理层业绩预告准确度[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2,37(4):90-100. [13]彭博,贺晨.“互联网+销售”有助于改善管理层预测的质量吗——基于上市公司开设电商店铺的数据分析[J].会计研究,2022(6):75-89. [14]朱杰.高管激励会影响分析师预测行为吗?[J].经济经纬,2019,36(5):135-142. [15]王玉涛,段梦然.企业战略影响管理层业绩预告行为吗?[J].管理评论,2019,31(2):200-213. [16]陈翔宇,肖虹,万鹏.会计信息可比性、信息环境与业绩预告准确度[J].财经论丛,2015(10):58-66. [17]韩传模,杨世鉴.自愿披露能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吗——基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34(7):67-74. [18]白晓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政策对分析师预测的多重影响研究[J].金融研究,2009(4):92-112. [19]李哲,黄静,简泽.突破式创新对自愿性管理层业绩预告的影响[J].金融评论,2021,13(3):56-78+125. [20]李洋,王春峰,房振明等.真实披露还是策略披露:中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研究[J].预测,2021,40(1):45-52. [21]娄祝坤,张博慧.媒体信息挖掘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基于管理层业绩预告背景的考察[J].会计与经济研究,2019,33(1):72-85. [22]万鹏,陈翔宇,董望.信息环境、可比性与营收计划准确度[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5(9):46-56. [23]李易衡.基于内控视角对财务舞弊的研究[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23,15(5):63-67. [24]白华,胡礼燕.超越COSO:中国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探索[J].会计与经济研究,2020,34(6):11-31. [25]贺星星,胡金松.内部控制、国家审计与国企避税[J].审计与经济研究,2024,39(1):13-22. [26]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37(7):130-144+10. [27]代彬,彭程,郝颖.国企高管控制权、审计监督与会计信息透明度[J].财经研究,2011,37(11):113-123. [28]沈洪涛,冯杰.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会计研究,2012(2):72-78+97. [29]孔东民,徐茗丽,黄京.环境污染、媒体曝光与不同类型的投资者反应[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7(2):82-89. [30]刘柏,卢家锐.“好公民”还是“好演员”: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异象研究——基于企业业绩预告视角[J].财经研究,2018,44(5):97-108. [31]叶陈刚,裘丽,张立娟.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质量与企业财务绩效[J].审计研究,2016(2):104-112. [32]何瑛,于文蕾,杨棉之.CEO复合型职业经历、企业风险承担与企业价值[J].中国工业经济,2019(9):155-173. [33]李志斌,邵雨萌,李宗泽等.ESG信息披露、媒体监督与企业融资约束[J].科学决策,2022(7):1-26. [34]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2004(5):614-620. [35]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100-120. [36]陈红,纳超洪,雨田木子等.内部控制与研发补贴绩效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12):149-1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