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晶蓉 殷悦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000）

摘要：为更好地揭示我国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对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本文基于2006-2021年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测度各省份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探究绿色金融发展对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对制造业结构升级有显著影响；绿色金融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高政府干预程度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更加明显。同时，选取技术发展水平作为中介指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间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最后，基于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绿色金融；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面板固定效应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两位数增率的高速度发展，但同时，产业结构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其中我国制造业结构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传统制造业占比过大，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先进制造业比重偏小，创新能力不足，这对整体工业的产出效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还会导致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等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因此，制造业应顺应时代潮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才能使我们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新一轮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习总书记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绿色发展”这一概念。绿色金融具有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作用，是实现低碳、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绿色金融可以通过信贷资金配置、调节融资杠杆等手段，减少绿色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引导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资本流向绿色产业，促使高污染高耗能行业转型。而制造业结构升级在中国经济转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作为我国经济最活跃、产业层次较高的地区，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

鉴于此，本文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次，探究绿色金融对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并提出对策建议。研究旨在为区域差异化政策设计提供依据，助力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双碳”目标的实现。

二、文献综述

绿色金融是一种以支持环保和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其核心在于通过创新的金融工具和手段，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Cowan（1999）等认为绿色金融是金融资源与环保领域的纽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1-2]。汤伯虹（2009）认为作为环境经济政策的重要载体，现代绿色金融体系的内核机制在于系统整合多维金融工具，通过市场资源配置优化机制，有效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实现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演进^[3]。随着绿色投资基金规模不断扩大，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绿色金融的内涵也日趋完善。何德旭（2023）认为绿色金融是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它通过金融市场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领域，有助于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保护环境^[4]。因此，徐胜（2024）指出在新时代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环境金融机制已成为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战略支点。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激活生态资本要素市场，实现资源配置模式与产业转型路径的协同优化，促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5]。

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由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的过程。王文中等（2019）认为绿色信贷作为一种重要的金融工具，通过多种机制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6]。金环（2022）指出绿色金融可以将外部性成本内在化，进而促进绿色转型升级^[7]。刘七军（2022）认为发展绿色金融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产业结构升级^[8]。谢东江等（2023）利用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绿色金融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进一步分解相关指标后发现，绿色金融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9]。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多侧重于探讨绿色金融和宏观产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制造业领域的研究相对较少。制造业是促进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结构状况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发展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同时，选择某一经济区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产业结构相较于全国整体水平具有显著差异，其产业层次更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更突出，创新驱动能力更强。因此，本文在现有的文献基础上，将绿色金融和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进行量化研究，分析绿色金融对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果，最后提出建议。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机制

制造业产业结构反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竞争力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特征。绿色金融作为支持环保、清洁能源等领域的经济活动，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影响就是助力绿色制造业快速扩张，替代高污染、高耗能的传统产业。

一方面，绿色金融可以引导资金流向，优化产业资源配置。绿色金融通过创新金融工具和产品，如绿色信贷等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了其资金压力。另一方面，绿色金融能够引导社会资源配置方向。绿色金融通过差异化融资条件，将资本从高污染、高能耗的传统制造业转移至清洁技术、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绿色信贷等工具为新能源装备、循环经济等领域提供低成本资金，推动其产能和技术升级。对高耗能、高污染以及产能过剩行业实施融资限制或附加环境成本，倒逼其收缩或者转型。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绿色金融能够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2.绿色金融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间接影响机制

（1）绿色金融通过推动技术进步间接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

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与高端技术企业的崛起密切相关。在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技术创新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0]。绿色金融的发展可以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绿色金融可以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提供必要的贷款支持，如通过政府政策补贴，通过银行获得绿色信贷支持，在证券市场发行绿色债券融资等。同时，绿色金融可以为环保和创新领域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从而实现产品和工艺的创新，催生出新的产业^[11]。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制造业结构升级。

（2）绿色金融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受政府干预程度的影响

    我国东部地区不同省份的政府干预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在绿色金融政策制定与监管实施层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如上海、江苏等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较高，而海南等地区的政府干预程度较低。作为长三角经济圈的核心，上海通过构建“五位一体”绿色金融体系，颁布了《上海市绿色金融发展规划（2022-2025）》。江苏则依托其雄厚的制造业基础，在《江苏省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中细化13个重点领域监管标准，政府干预深度渗透至产业转型各环节。反观海南自贸港，尽管依托《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案》获得政策优势，但在绿色金融领域仍存在制度短板——尚未建立省级绿色金融统计监测平台，缺乏针对热带农业、海洋经济的专项绿色信贷指引。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绿色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四、指标选取与模型方法

1.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I）。本文从制造业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方面构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2）解释变量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GF）。根据绿色金融的内涵，鉴于指标选取的全面性与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参考刘华珂等^[13]（2021）对绿色金融的测算方法，构建绿色金融指标体系，最终得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这一综合指数。具体见表1。

表1  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

（3）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程度（open），采用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衡量；财政支持力度（gov），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占GDP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hum），采用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发展水平（urb），采用城镇常住人口与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工业化水平（i），采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4）中介变量

本文以技术发展水平（rd）作为中介变量。采用技术市场成交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2.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本文从我国东部地区视角出发，构建绿色金融与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方程如公式3所示：

3.数据说明

本文研究对象为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山东省、广东省和海南省。本文选取2006-2021年我国东部地区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Wind数据库以及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等。

五、实证分析

1.基准回归

绿色金融对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未加控制变量时，绿色金融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将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财政支持力度、人力资本水平、城市发展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引入后，结果显示绿色金融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了我国东部地区绿色金发展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假设1得到验证。

表2 东部地区绿色金融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逐步回归结果分析

注：***，**，*分别表示在0.01，0.05和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2.稳健性检验

为了为排除其他未考虑因素的干扰，本部分通过绿色金融的滞后效应和剔除金融危机以及疫情的影响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1）绿色金融的滞后效应

本文将滞后一期的绿色金融（记为 L.GF）视作解释变量，以此进行面板回归。由表3回归结果可知，绿色金融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代表本文结果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1

（2）剔除金融危机和疫情的影响

金融危机和疫情对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剔除两者的影响后，结果表明，系数仍显著为正，代表前文结果稳健。

表4 稳健性检验2

3.中介效应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绿色金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满足中介效应检验的第一步。表5结果显示绿色金融指数对技术发展水平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当技术发展水平作为因变量时，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正向显著；当制造业发展综合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时，技术创新与绿色金融综合指数作为解释变量均正向显著，假设2成立。验证存在中介效应，即绿色金融为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得相关企业和科研机构能够获得必要的资金来攻克技术瓶颈，加速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布局，从而实现制造业整体结构升级。

表5 中介效应检验

4.异质性检验

各个地区受政府的干预程度不同，绿色金融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研究表明，受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在高政府干预程度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配置、弥补市场机制不足、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多方面的作用，有效地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受政府干预程度较低的地区，绿色金融影响系数为负，这表明在低政府干预程度地区，绿色金融未能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正向作用。这也许是因为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绿色产业相关信息的透明度和可获取性往往不足，市场机制在解决此类信息不对称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这种信息缺失使得金融机构在面对绿色项目时，难以精准地衡量其潜在风险与预期收益，进而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的升级。同时，在缺乏政府干预和监管的情况下，企业往往更注重短期经济利益，而忽视了长期的绿色发展目标，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假设3成立。

表6 异质性分析

六、结论及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结论包括，第一，东部地区绿色金融发展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经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成立。第二，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发展水平来促进东部地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第三，绿色金融促进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政府干预程度的地区存在异质性。在高政府干预地区，绿色金融对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果较为明显，在低政府干预地区绿色金融的促进作用则尚未显现。

2.建议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完善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结合东部地区外向型经济特点，创新绿色金融产品，扩大绿色债券、碳金融衍生品等工具的覆盖面，支持制造业企业参与国际绿色供应链。建立区域性绿色金融服务中心，整合碳排放权交易、绿色基金等要素，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一站式融资服务。同时，对高耗能行业实施动态融资约束，通过阶梯利率、环境绩效挂钩债券等工具，倒逼传统产业绿色转型。

第二，构建绿色技术创新生态系统。依托东部地区高校、科研院所密集的优势，设立跨区域的绿色技术研发联盟，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大财政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力度，建立“绿色技术银行”促进技术成果转化。同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技术+金融”联动产品（如知识产权质押绿色贷款），降低企业研发成本，加速技术驱动的产业升级。  

第三，强化政府引导与区域差异化政策支持。针对东部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差异化的特点，在低干预地区建立绿色金融专项政策框架，完善绿色项目评估标准和信息披露机制，降低金融机构的信息不对称风险。同时，在高干预地区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如贴息贷款、税收减免），引导资金精准流向高技术、低污染的制造业领域，形成区域间协同发展的绿色金融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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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数字贸易助推天津产业结构升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编号：TJLJ23-002；级别：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