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涵

（湖南农业大学，湖南 长沙 410128）

摘要：本文以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为研究对象，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与流动性约束理论，系统考察数字金融素养对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采用包含市/县固定效应的OLS模型与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素养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该效应在消费水平较低家庭中更为明显。进一步运用Sobel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对消费升级产生显著的间接促进作用。上述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均保持一致。基于此，本文提出面向家庭、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政策建议，以提升数字金融素养、改善收入质量并优化消费结构，从而更好释放农业转移人口的消费潜力。

关键词：数字金融素养；农业转移人口；消费升级；消费结构；湖南省

  一、引言

国家层面持续将城乡融合与新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举措。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强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并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为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生活、提升消费能力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此同时，《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强调数字基础设施与普惠金融服务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在此政策背景下，农业转移人口家庭不仅是市民化与消费结构升级的重点对象，同时也因其普遍面临数字鸿沟与金融排斥问题，成为政策关注的重点群体。因此，探讨数字金融素养是否有助于缓解其流动性约束、优化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便捷、高效与广覆盖的优势，提高了金融服务可得性与使用效率，并为消费行为优化提供了基础支持^[1-2]。而数字金融素养作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关键个体能力要素，通过提升个人对数字金融工具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显著影响消费行为与消费模式，已成为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机制^[3]。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素养通过优化金融决策和资源配置，产生积极的收入效应，间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4]；数字金融素养还可增强家庭经济韧性，使家庭在面临外部冲击时能够维持消费稳定，避免因收入波动导致的消费骤降，从而保障长期消费水平^[5-6]。因此，提升数字金融素养不仅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服务，也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与经济体系，进一步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在数字金融与居民消费领域已取得丰富成果，但聚焦于农业转移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仍相对匮乏，尤其是缺乏将数字金融素养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系统考察其影响消费升级机制的研究。鉴于此，本文基于湖南省1143户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与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素养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旨在为提升农业转移人口金融能力、释放其消费潜力提供经验依据，并为推动城乡融合与新型城镇化战略深入实施提供政策参考。

二、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金融素养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的直接影响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通过缓解农业转移人口家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并优化其家庭金融行为，直接促进其家庭消费结构向更高层次演进^[7]。具体而言，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增强信贷可及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信贷服务的门槛，具备较高数字金融素养的农业转移人口家庭能够有效识别并运用面向新市民等群体的数字金融产品。即便在缺乏抵押物或完整征信记录的情况下，也可依托大数据风控技术获取小额信贷等面向新市民的金融服务，从而缓解其在市民化过程中的短期资金压力，支持其在教育、技能培训等方面的非必需消费支出。第二，降低交易成本。相较于传统金融服务所依赖的线下流程与人工审核，数字渠道具备全天候可用、操作便捷、信息透明等优势，大幅削减了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搜寻、比较与使用金融服务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使更多资源能够配置于提升消费层次。可以合理推断：数字金融素养有助于缓解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使家庭能够将更多支出从基础生存领域转向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等发展和享受领域，直接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H1：数字金融素养能够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

（二）数字金融素养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的传导机制

数字金融素养的提高还可能带来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收入的提升，从而成为促使消费升级的另一条间接途径。金融素养较高的家庭更善于参与金融市场、选择合适的理财和投资工具，获取较高的投资回报和理财收益，进而提高家庭人均收入水平。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家庭有条件扩大在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发展型和享受型领域的支出比例，从而推动消费升级。一些研究已经发现，数字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质量和抗风险能力，从侧面印证了收入渠道的作用^[8-9]。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家庭收入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对湖南省农业转移人口家庭的实地调研。样本覆盖全省13个地级市及部分所辖县（区），调查采取分层、整群的两阶段随机抽样方案。调查结束后依据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城乡属性对样本结构进行了事后加权调整。共发放问卷1,500份，实际回收1,232份，在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1,143份有效样本。

（二）变量说明与测度

1.被解释变量

以消费升级综合指数衡量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程度。该指数基于家庭在食品、居住、耐用消费品、教育医疗、文化旅游等类别支出占比以及耐用品持有情况，采用主成分分析提取综合得分构建。稳健性部分还使用消费总额对数作为替代指标，所有消费指标均按人均口径处理。

2.解释变量

从金融知识、金融技能和数字技能三个维度构建数字金融素养指数DFLI，通过相关题项加总并标准化得到dfli_z，同时据样本中位数生成高低组虚拟变量dfli_high。

3.控制变量

在微观层面控制户主特征，在宏观层面控制市级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基础设施指标。

（三）描述性统计

表1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统计结果显示，样本户主平均年龄为37.73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04年，符合典型农业转移人口特征。DFLI总分均值为57.29，标准差为13.81，表明不同家庭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消费升级综合指数均值为11.42，显示样本总体处于中等水平。

表 1 描述统计表（主要变量）

注：N=1143为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样本。数字金融素养与消费升级指数均为标准化指标。

（四）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为考察数字金融素养对消费升级的总体影响，本文首先建立包含区域固定效应的线性基准回归模型：

基准回归关键系数见表 2。结果显示，采用市固定效应时，DFLI系数为0.122，数字金融素养每提高1个标准差，消费升级指数约上升1.68分，具有较强经济意义。基准模型R²约为0.99，F检验显著（F=285.1，p<0.001），说明总体拟合良好。图1给出了两种模型设定下DFLI回归系数及其95%置信区间。结果显示DFLI对消费升级的影响均为显著正向。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1得到证实。

表2 基准回归关键系数（被解释变量：消费升级指数）

图 1 基准回归中DFLI系数与95%置信区间

  （二）稳健性与扩展检验

为评估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主要结果汇总于表 3。

1.替代口径与极端值处理

使用消费总额对数替代消费升级综合指数重新进行回归，以及剔除消费变量上下1%极端值后，DFLI系数始终为正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结论不依赖于特定指标构造和个别极端值。

2.PSM/IPTW加权

将DFLI二元化并采用倾向得分逆概率权重进行加权回归，结果中DFLI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保持稳定，缓解了协变量分布差异和模型设定偏误的影响，进一步支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3 稳健性检验：DFLI系数对不同设定的敏感性

注：各设定的控制与基准保持一致；IPTW-PSM使用DFLI中位数二元化的逆概率权重。

3.惩罚化固定效应模型验证

本文在市固定效应基础上对回归实施岭回归正则化（组内去均值+RidgeCV）。图2结果表明，最优惩罚参数α为0.1374，对应的标准化DFLI系数约为1.665。即在控制高维协变量并施加正则化后，数字金融素养对消费升级仍具有较大正向效应，说明其结果并非由少数噪声变量驱动。

图2 惩罚化固定效应（组内去均值+RidgeCV）验证

  （三）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Sobel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4。家庭人均收入对数的中介系数乘积a×b为0.0187，对应的Sobel z值为9.24（p＜0.001），表明收入渠道在DFLI与消费升级之间发挥显著正向中介，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设H2得到证实。

表4 中介效应（Sobel检验）

注：a为DFLI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b为在控制DFLI及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介变量对消费升级的回归系数。

（四）异质性分析

1.分布异质性分析

分位数回归结果如图3和表5所示，在0.10、0.25、0.50、0.75和0.90分位点，DFLI系数分别为0.114、0.118、0.123、0.128和0.133，均在1%水平显著，并随分位数略有上升。表明数字金融素养对不同消费水平家庭均有促进作用，对中高消费家庭仍有明显边际收益，而对低消费家庭的作用尤为关键。

表5 分位数回归：DFLI对消费升级的影响

注：SE为稳健标准误；*p<0.1，**p<0.05，***p<0.01。

图3 分位数回归：DFLI对消费升级的效应曲线

2.群体异质性分析

按地区、市民化和收入水平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主要结果汇总如表6所示。长株潭都市圈、市辖区、已转为城镇户籍和参保城镇社保、以及中高收入组家庭中，DFLI 系数整体略高于其他组别；但低收入组的系数并不低于高收入组，显示在信用约束较强群体中，提升数字金融素养带来的信贷获取和分期消费收益更大。总体来看，异质性分析验证了“能力×环境”互补效应的存在：对于自身金融能力较高且外部环境条件较好的家庭，数字金融素养对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

表6   群体异质性分析：分组回归中DFLI系数比较

注：回归均包含市固定效应和前述控制变量，p<0.001。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湖南省1143户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素养对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数字金融素养显著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结构升级，该结论在多种稳健性和扩展检验下保持稳定；第二，数字金融素养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第三，其作用在不同消费分位和群体间存在异质性，对低消费、低收入以及市民化程度较低家庭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强化数字金融素养教育，提升居民金融能力。应将数字金融素养的培育纳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支持体系，由地方政府牵头，联合金融机构与社区组织，开展分层分类的数字金融知识普及与技能培训。重点加强网络支付安全、风险识别与防范等方面的教育，增强家庭在数字环境中的理性决策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第二，完善数字基础设施与金融服务体系，优化外部支持环境。政府应持续推进城乡数字基础设施均衡布局，重点提升农村及城乡接合部地区的网络覆盖质量与服务水平。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配农业转移人口特征的普惠型数字金融产品，优化信用评估模型，拓展替代数据在风控中的应用，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与包容性。第三，健全消费者保护与风险联防机制，优化数字消费环境。为应对数字金融潜在风险，保障消费安全，监管部门需牵头建立涵盖金融机构、平台企业与行业协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与风险联防联控机制。强化数字合约审查、纠纷在线解决与个人隐私保护，同时开展常态化的金融反诈宣传，为农业转移人口安全、放心地进行消费升级构筑坚实的外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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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湖南农业大学大学生科创项目“数字金融素养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升级的影响研究——以湖南省为例”（xcx202510537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