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宁德时代为例

杨建铭

（青岛理工大学，山东 青岛 266525）

摘要：宁德时代基于在绿色生产、供应链管控、技术研发、会计信息化等多方面形成的ESG成本管理体系，实现了零碳工厂建设和清洁能源运用，保障员工培训、责任供应链等方面的资金支出需求。使自身成本降低，确保了代理成本的节约，并以此达到了融资成本更低、代理成本更小的目的。关键因素在于宁德时代通过实践ESG成本管控措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了收益的增长，并且有助于提升公司财务情况、增加资本市场对于公司的认可度，提高了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而加速新能源制造行业转型发展进程。

关键词：战略转型；ESG 成本管控；绿色技术创新；会计信息化；宁德时代

一、引言 

当前，ESG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准之一，同时新能源产业也背负着绿色发展使命，在面对政策规范和技术发展的要求以及市场竞争形势下，企业面临着如何通过加强ESG成本管控实现短中长期效益匹配的问题。在诸多新能源企业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对于ESG成本如何科学管控，实现短中长期效益的协调统一也已成为是否能够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而作为当今全球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在ESG成本管控方面的探索为行业的企业提供了极好的参考案例。

良好的ESG表现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增加资本市场的认可度。有学者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是在“ESG—企业价值”之间起中介作用的变量，能改善环境绩效的同时也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同时通过研究发现会计信息化及智能化管控方式可以提高环境成本的核算精确度以及信息披露水平，帮助公司做好战略决策的参考[1,2]；有关研究成果表明由于受到了政策压力与战略主动性的驱动，宁德时代采取了“动因—路径—效果”的管控逻辑，并形成了一种软约束与刚约束相结合的管控逻辑，即“动因—路径—效果”的管控逻辑[3,4]。

本文基于宁德时代的实例，在战略转型背景下，设计“动因—路径—效果”框架分析问题，一方面归纳提炼出企业在绿色生产、技术创新、会计信息化和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路径和经验，另一方面指出现有不足之处，包括成本方面、披露差异和政策不确定等层面。帮助企业通过多种措施的布局来缓解ESG成本的问题。

二、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一）ESG理论概述

ESG即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注重对资源使用效率、社会责任、合规治理等方面的考量，改变企业目标导向从“为利而生”变为“利润＋稳健＋合规＋可持续”[7]。与CSR相比，更注重可量化的指标，讲求用数字说话，更多关注能否通过良好的经营模式，将承诺转变为可以有据可查、有规可依的行为准则。由于责任投资逐步流行起来，因此机构投资者也会把ESG作为定价因子，在这方面使ESG从以前较为虚无缥缈的软性道德倡议转化为了影响融资能力以及风险溢价的刚性硬性约束，“E”：寻找高能低耗、少排无排、低碳无碳、零废无废。“S”：将人安全生产，健康福利，劳工保护，守法经营，关系共建。把股权结构、董事履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列为“G”要素，体现出透明和问责的特点。本质是将环境与社会外部化成本转变成企业日常经营活动的一部分[8]。

对已有研究脉络梳理后可知：ESG经历了从“应然的伦理诉求”转变为“能提升经济收益的管理工具”，早先基于主观的“应当负责”，随后基于实证发现ESG绩效具有较低代理成本、较低的信息不对称、较好的资本市场认可度和较低的资金成本及融资约束，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ESG已经成为一种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获得长期资金的门槛，以及现实可得的资金的决定因素[8,9]。我国“双碳”政策下，在此之前有关于能耗、排放和回收的政策均只纳入准入及过程管理。在此之后，各种节能减排的相关费用、绿色电力替换、回收体系等相关支出将作为合规成本，必须纳入预算且可被监督的款项。同样受到这种规定影响的还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客户以及投资者将把碳足迹以及可追溯性的披露都写入合同当中，使其成为政策—市场—资本三位一体的约束项[5,9]。

ESG亦重塑了会计和成本管理：企业应将用于节能减排、清洁生产改造、污染治理、人员和供应商合法合规、信息公开披露等方面发生的支出单独作为可识别的环境／责任／治理成本科目纳入预算并纳人到绩效考评中，成为刚性经营约束之一。龙头企业多数是以会计信息化为依托将ESG相关数据嵌入财务、采购、生产及披露口径，实现“投入可记录—过程可稽核—结果可披露”的闭合管理，经验证明此方式可以有效提高环境成本计量精确性及信息披露公信力，从而实现逆向支持战略决策[6]。由此可见，ESG已经从对外形塑发展为一项内化到企业战略中的关于内部控制与核算边界重新划定的制度力量，并支撑着后续宁德时代融入ESG成本管控进而推进公司整体战略转型升级[5,6]。

（二）战略转型理论

所谓战略转型是指在外界的制度、市场和技术发生重要变化的时候，为了保持自身的可持续性竞争力对企业本身的业务边界、资源配置、组织和管控体系等作出的一种全方位系统的变革。战略转型不是常规优化，它具有方向性和结构性，即“换赛道”，或者在主业内技术升级、流程再造、治理升级来形成新的“效率曲线”和“风险控制”[10]。由此学界有内生式与外生式的划分：前者的转型是在产业空间萎缩情形下的越区改造；而后者的理念是“不离主业、重塑管理”，通过绿色化、智能化、标准化供应链、信息化风控等手段，形成一套全新的秩序[10]。而新能源电池行业更典型的是内生式转型，在不改变制造业本质属性的基础上，把原来需要做到适应性而没有做的环境合规化、供应链的责任化、成本核算和披露体系全部重构出来去适应新规则、新业态。[6]。

驱动机制是外部压力和内部主动性的相互作用[10,11]。对外部而言，“双碳”及境外碳足迹、回收利用的相关规定，直接影响市场准入条件；主机厂、储能客户将碳强度、供应链合规、回收路径等纳入采购条款中；资本市场将ESG表现与融资约束、估值溢价挂钩，并以资金价格为手段实施“奖优罚劣”措施[4,5]。对内而言，能否将上述外部要求转化为流程、考核与会计科目是关键点，即要求将碳排、能耗、回收等指标嵌入到一线考核，并将供应商合规和员工安全制度化；将环保和披露投入作为可追溯成本并留痕在信息系统中；最后，将“合规压力”转译成“运营标准”。当将ESG融入经营基础设施之后，发展战略就不再是一个“方向口号”，而是一套“系统升级工程”[11]。

由此可见，战略转型可以借助“动因—路径—效果”来呈现：外部政策、市场和资本等层面加上内部判断共同决定了动因；企业由此来在生产、技术和供应链以及会计信息披露等方面规划出路径；经过路径运行以后，在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上都能观察到具体的效果，并且还有新的约束浮现出来[8,11]。与本文后续的结构保持一致，也就是宁德时代开展ESG成本控制的行为，其实质就是将合规性、客户需求与资本市场的要求整合进自身生产体系、供应链体系以及财务核算体系中，从而获得可持续的竞争优势[11]。

三、宁德时代 ESG 成本管控的动因分析

（一）政策驱动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纳入“十四五”规划，要求企业履行更高的排放管控、能源使用及环境信息披露义务[5]；上市公司强制环境信息披露要求企业开展碳排放和环境相关的成本可量化、可审计核算；欧盟推出的《电池法》，不仅要求企业提供碳足迹报告并划分等级，还规定以后会对产品碳足迹进行要求，在规定期限内达不到标准就无法进入欧洲市场[2]。宁德时代作为一家全球化企业，既要符合国内的要求，又要达到国外的要求，所以必须把关在生产、在供应链、在会计核算等前端的成本投入，使得它的产品能够进入市场。

（二）市场需求

宁德时代的核心客户有特斯拉、大众、比亚迪等国际知名汽车公司，都是有着严格的绿色采购和责任供应链规范的大客户。除了客户对于产品技术本身的要求以外，也会要求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提供真实有效的碳排放、能源消耗、回收利用等方面的数据披露，并且如果不能够给出完善的解释和合理的成本核算，那么将很有可能丧失和客户的合作机会。由于不同地区对于企业的规定不同，再加上能源结构也各不相同，在不同地区分别建设基地，则会使成本控制更加复杂，这时就需要用信息化系统形成一套统一的环境成本核算及披露体系，来满足客户对于披露的透明度以及追溯性等要求。

（三）行业模仿

受资本市场关注企业ESG表现的影响，ESG已成为评价企业长期价值的有效方式。现有研究表明，良好的ESG实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并增加资本市场的认同度[5,6]。由于宁德时代作为一家全球新能源技术巨头，其扩产和研发均需稳定的、长期的资金支持，故宁德时代建立规范化的ESG成本控制体系以及完整的ESG信息披露体系有利于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认可度，以此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4]。因此，公司可将对环境保护的投资及支付的环保合规成本纳入会计科目的同时，对其所有相关支出实行全盘披露，既能满足监管要求，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提升估值与获得更多的资金来源。

（四）企业战略

作为行业龙头老大，宁德时代把ESG纳入企业的顶层设计中，并进行企业的战略布局，同时积极打造零碳工厂，强化能效管理，在做到单位能耗及碳排最优的同时进行精益化生产，不断提升能源转化效率[1]；通过开展绿色技术研发来改善材料和工艺，既提高了环境绩效又提升了经济收益[7,8]；利用信息化手段在企业的会计、治理模块设置相关的环境成本科目的设立，建立企业动态化的监控和披露机制，做到提高核算精准度，提升企业透明度[3]；注重人才培养以及供应链责任的履行，将社会责任融入到品牌形象中，实现将打造企业品牌的建设长期性优势[6,7]。

四、宁德时代 ESG 成本管控的路径分析

不同于单一推进ESG成本管控的宁德时代，是以整体的战略方向为基础，依托制度创制和会计方式等展开，逐渐摸索出一套与企业战略发展方向相匹配的工作步骤，主要分为四个层次：绿色生产、绿色碳管理、绿色技术创新以及绿色供应链治理与合作、绿色社会责任及公司治理提升。

（一）绿色生产与碳管理

在ESG成本管控方面，绿色生产和零碳工厂建设是宁德时代采取的主要方式。它是对于国家和客户的政策和要求的响应，也是企业降低成本、减少长期环境支出的必要选择；此外，宁德时代新建的福建厦门火炬园项目、宁德零碳产业园、四川宜宾零碳产业园均为公司所建设的零碳工厂，在园区推广利用了风能、光伏、绿电等清洁可再生资源，通过新建或外购的形式大力降低高碳化石能源的使用占比，从源头发力打造减碳制造过程，做到把减碳生产的能耗排放化为统计的重点数据，纳入企业管理、内部管理和会计核算的数据报表，把生产全部绿色化[2]；同时，宁德时代还对生产线进行了大力改造，利用自动化、智能化手段做“极限制造”，打造了一批高智能化、“极限制造”生产的细胞工厂，不仅降低了废品率和能源的耗费，也使得每一个产品的环境成本不断地下降[1]，这表明企业既能完全达到各类标准，又能保证经济上得到了受益，在这两者当中抓住了二者的统一。

（二）绿色技术创新

绿色发展和技术创新推动宁德时代在ESG成本管理中采取有效措施。通过不断地更新换代，使企业的经营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装备水平，在保障生态环境的同时为企业发展赢取更多的利润空间。已有文献发现绿色创新在ESG表现和企业价值间起到桥梁作用[7]。对于材料而言，公司优化高镍三元体系和磷酸铁锂电池技术，降低公司对稀缺金属的使用程度，降低供应链的环境风险，同时降低对稀有材料的依赖程度，提高产品的生命周期效率；从结构方面看，推出电池到外壳、电池到机箱等集成技术减少电池产品所用的零配件及所涉及的工序，降低资源能耗；从工艺上说，运用干法电极及极片加工等技术减少耗能的过程。公司此举可实现环保目的的同时增强自身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使绿色投资转变为溢价和市场扩展，一部分成本也可被冲抵。更重要的是，环境成本通过研发驱动的投入变成了长期收益，成为推动ESG成本管理产生有效价值的积极因素，让ESG成本管理最终落到实处，并成为促进企业价值增值的关键性角色之一。

（三）供应链治理与合作

在供应链治理过程中，会计信息化是基础性支撑力量。宁德时代利用数字化平台和精细化手段使环境成本透明化计算、动态化管理，从财务系统中设置专门的能源消耗、碳排放、治理投入等独立科目，并结合作业成本法、材料流成本核算法(MFCA)将环境成本分解到各个具体生产环节或产品单元，识别出能源消耗大的、碳排放高的或者治理投入多的环节，通过工艺改善、资源配置等方式降低成本；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生产过程的成本进行实时监控、动态预测预警，并实现成本管理由“事后核算”向“过程管理”转变。对外披露方面，基于信息化系统生成的数据编制更符合规范、更加透明的ESG报告，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投资者、客户对于企业的认可度。企业基于数据-核算-披露的闭环循环对企业进行环境成本嵌入式管理并融入企业战略决策和财务评价中，在此之下也可以更好地实现成本控制和促进企业转型，并且也提升治理能力和防范风险的能力。

（四）社会责任与治理提升

责任供应链是宁德时代应对客户以及资本市场给的压力的方式之一，在责任采购制度下，公司将碳排放、回收率、劳工合规指标引入供应商评价体系中，并且形成“准入—考核—整改—淘汰”的全过程管理机制，通过自身影响上游厂商按规操作[6,7]。如图所示，宁德时代会对供应商设置红黄牌机制，对不能达到要求的供应商下发警告通知并给予一定期限的时间进行整改或者将被彻底清退，以此保证供应链能够符合其绿色及合规的要求。同时，宁德时代也非常重视员工与当地社区，坚持做好安全、职业发展、社会公益等相关工作，促进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深度融合。这对增强企业员工满意度、保持企业韧性及打造企业的良好声誉，产生了积极作用。对处于全球化的公司来说，它的社会责任不仅是一个外生约束，更是公司长期竞争力与进入壁垒的隐形资本，宁德时代从自身的角度，打造责任供应链，并且嵌入于公司的社会责任当中，以此实现企业管控成本、防患风险与累积声誉等效果。

五、宁德时代 ESG 成本管控的效果分析

（一）环境效益

宁德时代通过推行绿色生产以及零碳工厂建设，持续降低其生产环节碳强度与能源消耗；企业利用光伏风电等清洁用能，并将使用情况与消纳占比接入到能源管理系统中，实现厂内各项能耗与排放数据动态在线，纳入日程化管理工作与日常绩效考核范围之内，从根本上将环境管控从过去的“结果披露”变为了“过程管理”；企业采用极限制造与工艺优化等方法，有效减少废料与能源浪费，进一步降低环境相关成本并不断优化，既符合国内外政策要求，也符合客户要求的绿色生产，并且能够帮助企业避免未来面临一定合规成本以及政策风险。

（二）社会效益

为使责任嵌入企业经营，在社会责任方面，宁德时代通过责任供应链建设、员工发展及与社区的合作，将社会责任嵌入企业管理。公司在经营上将对供应商碳排放、回收率、合规性等指标进行考评，并建立“准入—考核—整改—淘汰”闭环机制，把责任要求向上游环节延伸，使得公司能更好地串联起各产业环节实现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的可持续性。在组织内部，公司会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及安全教育活动来扩宽员工的发展空间、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从而为企业打造稳定的组织体系及较强的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对外，参与相关社区公益活动或与当地有关公司展开合作的模式有助于增加公司的社会资本及获取社会各界对公司和产品的认可度，使公司获得更大的社会美誉度与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三）经济效益

宁德时代的ESG成本管控同样取得明显的成效，在经济上，绿色制造、技术创新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材料耗费，降低企业的长期运营成本，并且由于绿色制造、技术创新的举措得以实现产品的高附加值以及强大的市场竞争能力[7，8]；资本市场上，企业利用公开透明的环境成本计算、规范的信息披露，消除了融资约束，降低了投资者的不确定性，降低了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了企业的估值水平[4,5]；通过“绿色投入—成本改善—市场认可”的传导机制，实现了宁德时代的经济收益和可持续发展共赢的效果。

（四）挑战与不足

对于宁德时代来说，在ESG方面的成本管控较为完善，但仍然受制于三个方面：一是零碳改造以及绿色研发投入较高，回收周期较长，在短期内会对企业财务造成一定的压力；二是多地工厂的数据口径、披露规则不同，需要在会计信息化建设和外审时增加更多的成本支出，而跨基地间无法做到统一，也无法达到相互之间的可比；三是海外的监管力度会越来越大，欧盟电池法规对碳足迹分级和阈值的要求都会增加电池供应链的治理难度以及对于绿电的要求会更高，对于企业的政策不确定也会越来越大，企业在研发技术、数据治理、内控等方面都需要持续进行投入才能保证企业环境、社会、经济绩效的可持续性。

六、结论

文章以宁德时代为研究样本，从战略转型角度建立“动因—路径—效果”分析框架，探究宁德时代在ESG成本管控中所采取的会计实践。从动因角度来看，一方面，企业的管控由政策、市场、行业模仿所带来的外压力，以及企业自身的战略转型和价值创造内驱力共同促成；另一方面，基于路径，企业采用绿色生产和碳管理、绿色技术、绿色创新、绿色供应链以及绿色的社会责任等方式构建完整的ESG成本管控体系，而其中会计发挥着主导的作用；基于结果来看，上述管控措施能带来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多方面的效果，达到降碳减排、循环利用、提升员工福利、提高企业声誉和绿色创新以及提升资本市场的溢价等目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投入大、信披差距大和面临国际上ESG政策变化的问题。总体而言，宁德时代通过系统化经验总结式传达其作为ESG成本控制建设的重要案例对于新能源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参考价值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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