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能否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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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赵霖娜 张涵诗 (西北大学,陕西 西安 710127) 摘要:互联网新兴技术的发展对企业的风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且这一结论通过了各类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发现,互联网降低风险承担的效应在国有企业和高市场化地区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降低风险承担水平的同时,还会以增加创新投入和产出的方式来应对技术不确定性。本文将宏观互联网技术发展环境与微观企业财务决策行为相结合,拓展了互联网经济后果及其对公司决策模式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互联网;风险承担;不确定性;产权性质;市场化程度;创新 一、引言 在数字经济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企业面临的风险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风险决策作为财务决策的核心环节,是影响企业价值创造与实现的关键因素。企业唯有在动态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中合理承担与管理风险,方能实现持续盈利与稳健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指出,企业作为微观主体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健全风险防控机制,提升治理现代化水平。近年来,企业风险承担决策影响因素成为企业治理和学术研究的热点,已有研究逐步从企业内部特征[1-4]扩展至外部制度环境特征[5-7]方面。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是当前中国最为重要的技术变革之一。随着互联网与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融合,其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互联网推动了经济格局重塑[8]、成本降低[9]、产业升级[10]和贸易扩展[11],成为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值得关注的是,互联网发展的宏观效应主要通过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实现。互联网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企业运营环境,推动商业模式创新,也深刻影响着企业战略与经营决策。在此背景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将如何重塑风险决策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议题。 基于此,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互联网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同时,结合企业产权性质与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差异,进一步探讨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异质性效应。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在被动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后,是否通过主动创新行为应对互联网带来的不确定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作为底层通用技术,互联网能够与其他技术及多样化商业模式深度融合,对企业组织、运营及战略决策等各个方面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具有双面性,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面临着互联网技术带来的积极与消极后果[12]。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显著的积极效应,有助于提升利润水平。首先,互联网降低了信息搜集与沟通成本,减少了内部和外部交易成本,从而提升了生产效率。其次,互联网加快了知识扩散与创新传播,进一步激发了企业创新活力。最后,互联网降低了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的搜寻成本,优化了市场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也加剧了企业经营中的风险累积[13],尤其是在技术演进路径和市场变化方面。技术融合方向和节奏的不确定,使企业面临选择失误、被市场淘汰的风险。同时,市场模式的快速迭代与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也增加了企业决策的复杂性和管理难度。 互联网的发展为企业带来了更多市场机会的同时,也极大增加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企业面临的生存压力。随着技术变革的加速,企业所面临的淘汰风险显著上升,这进一步加强了企业对风险的敏感度和防范意识。企业承担适度风险是获取利润的基础,但过度风险又可能带来巨大损失,甚至危及企业生存。在此情境下,企业必须在风险收益与损失之间谨慎权衡,更加重视生存目标。因此在实际决策中,企业往往会适当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保障持续稳定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 H1:随着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的提高,企业会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剔除了需特别处理及关键变量严重缺失的企业样本。此外,为了避免极端数值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型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最终,共得到19553个有效样本观测值。本文的数据来源如下:(1)财务和治理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2)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 2.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盈利波动性水平衡量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具体而言,以企业的息税前利润作为盈利水平的测量指标,将其减去行业盈利均值进行行业调整。最后以包含当年在内的历史三年为计算期间,计算每家企业每年度调整后的盈利水平的标准差,以此作为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测量指标,标记为RISK。此外,后文还使用资产负债率替换盈余波动性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具体的,本文使用企业拥有的计算机台数测量地区企业互联网发展水平,以千万台为单位,标记为INTERNET。此外,鉴于计算机台数仅反映互联网发展的硬件支撑,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还采用企业开设网站数量这一软件层面指标来衡量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 3.模型设定 为检验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建立如下多元回归模型: 其中,INTERNETi,t表示i企业t年度的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RISKi,t表示i企业t年度的风险承担水平。Control代表相关控制变量,IndustryDums和YearDums分别代表行业与时间固定效应,Ɛ表示残差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1.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观察期内所涉及到的变量样本进行了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所处地区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和各企业之间的风险承担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此外,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 2.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为检验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应,本文将各变量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其中,列(1)为互联网对企业风险承担回归的结果,INTERNET的回归系数为-0.017,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在未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越高,企业风险承担越低。列(2)至列(4)依次引入控制变量、行业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后,INTERNET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综上所述,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与理论分析基本相符,假说H1成立。 表1 基本回归结果 ![]() 3.稳健性检验
(1)更换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测量方式 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测量方式可能影响实证结果,因此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引入替代指标。本文采用资产负债率衡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并以此替代原有指标对模型(1)进行重新估计。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54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2)更换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量方式 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测量方式同样可能影响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从企业参与互联网内容建设的角度出发,采用企业建立的网站数量作为替代指标。更换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式后,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1.06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结论依旧成立。 4.内生性检验 (1)滞后解释变量 从时间上看,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存在一定的渐进性和滞后性。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当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进行回归分析,以缓解因果互逆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0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结论具有稳健性。 (2)工具变量法 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以滞后一期的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作为当期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进行估计。前期互联网发展水平与当期高度相关但不直接影响当期风险决策,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在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本文结论依旧稳健。 (3)删除大规模或互联网技术领先企业样本 由于一般性企业对外部互联网环境影响有限,本文排除大规模或技术领先的企业,仅保留一般性企业样本,以减弱内生性带来的干扰。从规模的视角,本文删除市场中规模最大的5%的样本企业进行稳健性检验。从互联网技术领先的视角,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硬件技术上发挥引领作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软件技术上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本文剔除上述行业上市公司,仅保留对地区互联网发展影响较弱的其他行业公司。检验结果显示,删除大规模或互联网技术领先的企业样本后,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008和-0.007,均在至少5%的水平上显著。 五、异质性分析
1.企业产权的异质性分析
地区互联网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剧了企业的生存压力,促使企业降低风险承担水平。在此过程中,企业产权结构成为影响其应对互联网技术变革能力的重要因素,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技术融合与适应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相关技术不断渗透各行业,民营企业已较好地适应了技术环境变化,对互联网带来的不确定性反应较弱。而国有企业尚未完全适应,风险决策对技术环境变化更加敏感。为检验产权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两组,分别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列(1)(2)所示,互联网发展对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而民营企业则因较强适应性,受影响相对较小。 2.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中国改革开放加剧了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分化,东南沿海和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显著高于西北和中西部。这一进程不仅重塑了区域制度环境,也深刻影响了企业的决策模式。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政府干预较少,企业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灵活调整战略,具备更强的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敏锐性。互联网技术作为新兴外部冲击,加剧了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更倾向于根据互联网环境变化主动调整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动态平衡。相比之下,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对企业干预较多,企业更多依赖政策支持,市场反应能力较弱,对互联网技术变革的敏感性不足,难以及时调整风险决策。表2列(3)(4)的分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在市场化高地区能更及时根据互联网环境调整风险决策。 表2 产权性质和市场化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 六、进一步分析
上文研究表明,随着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提升,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加剧,为缓解生存压力,企业被动降低了风险承担水平。然而,风险承担的降低虽有助于减少损失,但也会限制企业的潜在收益空间,本质上是一种防御性选择。创新作为企业应对技术变革的重要方式,成为企业在降低风险承担之后,主动应对互联网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的关键举措。持续的创新活动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内部管理升级和资源重组[14],提升组织韧性,还能够分散风险,减少对单一市场或产品的依赖。通过创新提升技术能力和灵活性,企业能够更好地主动应对外部冲击,实现风险与收益的协同提升。 为研究被动降低风险承担的企业是否通过主动增加创新以适应技术变革,本文从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视角分析了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具体的,创新投入以企业研发人员占比和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率衡量,创新产出则以企业年度专利申请总数测量。表4列(1)-(3)的结果说明,企业能够通过增加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的方式以应对互联网发展技术带来的变革。 表3 地区互联网发展对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的影响 ![]() 七、研究结论与建议 1.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地区互联网发展水平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随着地区互联网发展程度的提高,企业会降低自身的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测试中依然成立。②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民营企业,地区互联网发展对国有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负向影响更大;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地区互联网发展对企业风险承担决策的负向影响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更为显著。③进一步分析发现,被动降低风险承担水平的企业会主动加强创新活动,以应对地区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挑战。随着互联网发展程度的提高,企业不仅增加了创新人员和创新资金的投入,也显著提升了专利申请的产出。 2.对策建议 第一,企业应以科学、动态的风险管理理念指导实际经营。一方面,要结合自身能力和行业特点,合理设置风险承受边界;另一方面,要紧密跟踪互联网等技术环境的变化,适时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促进组织从被动防御向主动创新转型。通过建立灵活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企业既能防范外部冲击,也能增强核心竞争力,为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风险决策能力已成为企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素。在互联网加速变革的背景下,企业不能仅依赖传统治理结构,还需主动将外部技术环境纳入风险管理框架。企业一方面应加强对外部环境的动态监测和敏锐反应,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创新和管理优化,提升自身的抗风险和持续创新能力。只有不断提升风险识别、应对和调整能力,企业才能在不确定性中把握机遇,实现可持续成长。 第三,互联网作为底层通用技术,推动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经营带来全方位影响。一方面,互联网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信息共享和创新扩散,提高企业效率和市场敏锐度。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显著提升了企业所面临的技术不确定性和竞争压力。对此,政府部门应在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完善企业服务体系,健全多层次支持平台,帮助企业积极应对新技术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增强应变能力。 参考文献 [1]Jin Y, Dong N, Tian G, et al. Wisdom of the masses: Employee education and corporate risk taking[J]. Economic Modelling, 2023,118:106102. [2]曹越, 张澳, 陈文瑞. 供应链透明度与企业风险承担[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5, 46 (1) :76-84. [3]窦永香, 刘子圆, 杨东.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J]. 华东经济管理,2024, 38 (9) :106-115. [4]李胜楠, 朱颜, 项莎莉等. 交错董事会与企业风险承担:控股股东“盘踞效应”的解释[J]. 会计研究,2025,(2) :134-146. [5]赵欣, 陈颂凯, 王浩宇等. 税收征管信息化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4(8) :71-81. [6]胡浩然, 宋颜群. 跨境电商试验区设立与企业风险承担[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4) :16-28. [7]Vural-Yavaş Ç. Corporate risk-tak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and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J]. Journal of Multi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2020,54:100616. [8]甄俊杰, 师博, 王育宝. 互联网发展重塑制造业空间集聚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研究——来自制造业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报,2024, 11 (4) :274-301. [9]Sestino A, Prete M I, Piper L, et al. Internet of Things and Big Data as enablers for business digitalization strategies[J]. Technovation, 2020,98:102173. [10]韩谷源, 张忠宇, 邵皖宁等. 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视角[J]. 技术经济,2023, 42 (5) :104-118. [11]王微微, 李雨晨. 中国数字贸易效率与数字贸易潜力测算[J]. 统计与决策,2023, 39 (21) :108-112. [12]Kohtamäki M, Leminen S, Parida V. Conceptualizing digital business models (DBM): Fram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digitalization and business models[J]. Technovation,2024, 133 :103013. [13]Brass I, Sowell J H. Adaptive governance for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oping with emerging security risks[J]. Regulation & Governance, 2021,15(4):1092-1110. [14]张华, 顾新. 数字化能力、开放式创新与企业绩效——创新独占性的调节效应[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23, 44 (6) :132-1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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