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学院，广东 广州 510550）

摘要：在逆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全球价值链面临重塑。文章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演变，从宏观、中观、微观视角分析了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演变模式，探寻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演变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多维应对策略：国家层面，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体系；产业层面，注重多元化与差异化升级路径；企业层面，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国际社会层面，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构建，倡导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全球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加公平、高效、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以实际行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逆全球化；全球价值链；动态比较优势；数字化能力

在现阶段，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离散化和碎片化挑战；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明显变化进一步促使逆全球化扩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地方主义和孤立主义成为逆全球化趋势的主要表现。受逆全球化影响，全球价值链的系统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其聚合性与分散性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改变进而导致其运行机制和治理模式的调整。在逆全球化趋势愈发明显的背景下，研究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演变机制及其影响因素、梳理全球价值链的重组机制以及探讨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和应对策略，对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都有着深远意义。

一、国内外研究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全球价值链（GVCs）的系统结构，即构成全球价值链系统的要素间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模式和秩序，体现了系统联系的总体集合。2001年，Sturgeon教授从多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的系统结构进行了界定。当前学术界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其一，全球价值链的形成机制、治理模式、制约因素及其运行效应；其二，从微观视角探讨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重组机制，并基于不同维度对参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升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1.全球价值链架构的构建原理、管理模式及推动因素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起源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从构建原理来看，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发达国家企业将其失去竞争优势的环节外包至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卢锋，2004；胡昭玲，2006）。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发展，降低了跨国生产的成本（程大中等，2017）。

在管理模式方面，全球价值链的治理结构可分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层级型等（Gereffi et al., 2005）。市场型治理以价格为主要协调机制，层级型治理则通过直接控制实现。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驱动型治理模式正在崛起，成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新趋势（Jiang et al., 2025）。

推动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制度因素和企业战略。信息技术的革新降低了信息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而交通成本的降低则促进了跨国生产的可行性（裴长洪和刘斌，2019）。制度因素如贸易自由化和投资协定的签订，也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Hufbauer et al., 2013）。跨国公司作为领先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核心作用，通过选择FDI和外包的地理位置、挑选供应商等方式，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和重构（Gereffi et al., 2005）。

2.微观视角下的全球价值链架构重组机制及参与国家的应对策略

从重组机制来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受到多种因素的驱动。技术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促使企业通过平台化和智能化提升效率（Jiang et al., 2025）。同时，关键材料贸易等外部因素也在全球价值链重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石墨贸易显著影响了相关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Jiang et al., 2025）。此外，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和治理结构也在不断演变，从传统的生产者驱动和购买者驱动模式逐渐向平台驱动型转变（Humphrey & Schmitz, 2002；Zhang, 2006）。在应对策略方面，参与国家和企业需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动态变化调整战略。中国政府鼓励企业从被动嵌入到主动构建自己的价值链系统，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Cai & Li, 2022）。企业则需优化对外直接投资（OFDI）战略，适应全球价值链重构带来的地理分散和分工逻辑变化（Ren et al., 2025）。此外，企业还需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能力提升，推动产业集群升级（Humphrey & Schmitz, 2002）。

当前的研究已经对全球价值链（GVC）的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其架构的构建原理、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梳理出全球价值链运行机制的特征及其具体的管理模式，为全球价值链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产业层面，缺乏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进行的综合分析。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从三维视角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对全球价值链架构的收敛性和离散性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其实际影响，将有助于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为业界深入了解全球价值链的新型运行机制和新型全球治理模式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二、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演变结构模式分析

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价值链正经历深刻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后，“慢全球化”现象在新冠疫情、地缘政治紧张和技术民族主义等多重因素作用下演变为“逆全球化”，全球贸易占工业产值比重持续下滑。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呈现出区域化、多元化和数字化并存的发展趋势，这一复杂进程受到国家间权力格局、产业技术范式和企业战略行为的共同塑造。

1.宏观视角：国家参与模式与地位演变

全球价值链在国家层面的布局与重构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系统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收敛趋势，形成了以美国、中国和德国为核心的北美、亚洲和欧洲三大区域价值链网络。这种结构性变化源于多重因素的复杂互动，包括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制度环境差异和技术范式转变等。

不同国家基于其要素禀赋和发展战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模式。根据对增加值贸易数据的分析，可识别出四种典型的参与模式：技术驱动模式、规模化生产模式、资源输出模式和代工组装型模式。

表1 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模式及挑战

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由多重因素共同决定，这些因素构成了复杂的系统动力网络。具体而言，影响国家价值链地位的关键因素包括要素禀赋结构、制度环境质量、技术创新能力和地缘政治关系。

全球价值链的权力重构也反映在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变革中。传统以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式微，区域自贸协定和高标准规则成为竞争焦点。这种规则竞争使全球价值链治理更加碎片化，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和运营不确定性。

2.中观视角：全球价值链产业结构变迁与升级路径

全球价值链在中观产业层面的演变呈现出显著的技术驱动特征和层级分化趋势。随着数字技术与绿色革命的深入推进，不同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结构位置、附加价值分布和地理配置正在发生系统性变革。

当代全球产业体系正经历深刻的价值链重构，不同产业表现出差异化的演变轨迹。根据产业技术特征和全球分工形态，可观察到三类显著的结构变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价值链呈现中美“双金字塔”结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价值链经历区域性重组；数字产业的价值链呈现虚拟化与去地理化特征。

表2 产业结构变迁与升级路径比较

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需要考虑初始条件和外部环境。不同产业的结构变化，指出技术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产业政策对价值链升级具有导向性作用，市场需求结构变化和要素成本变化也影响着产业升级。

3.微观视角：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组机制

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重组机制，指跨国企业基于成本结构、技术生态、地缘政治风险和制度环境等因素，采取了区域化整合、轻资产专业化、双循环布局和数字赋能等战略。例如，雷诺-日产联盟的调整反映了企业对新兴市场和电动化转型的战略考量。

全球价值链在微观层面的重构本质上是由企业战略行为驱动的适应性调整过程。跨国企业作为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组织者和治理者，基于对母国与东道国要素禀赋、制度环境和技术差距的综合考量，不断优化其全球生产布局和价值捕获方式。

跨企业的价值链决策已从单一的效率导向转变为多维权衡，需同时考虑效率、韧性和战略安全。通过对近年企业全球布局调整的观察，可识别出四大核心驱动因素：成本结构变化、技术生态变迁、地缘政治风险和制度环境差异。

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跨国企业采取了差异化的价值链重组战略。目前主要战略类型为：区域化整合战略、轻资产专业化战略、双循环布局战略和数字赋能战略。

表3  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组战略比较

四、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演进规律

通过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的系统考察，多层次动态分析揭示了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演变的三大核心规律。这些规律不仅反映了当前全球生产体系重构的基本特征，也为预判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依据。

1.选择性耦合规律

全球价值链重构呈现出明显的选择性耦合特征，而非简单的全面脱钩。不同产业环节基于其技术敏感性和战略重要性差异，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空间配置趋势。在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各国普遍加强本土控制，实施技术保护主义政策；而在家电等成熟技术领域，基于效率原则的全球分工格局依然稳固。这种差异化调整在法国兴业银行研究报告中得到验证，其构建的“赢家篮子”（本土制造能力强者）与“输家篮子”（亚洲供应链依赖度高者）指数充分反映了选择性重构的市场效应。

从空间维度看，选择性耦合主要表现为区域价值链的强化。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区域板块内部的经济联系持续深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价值链体系。以中国-东盟合作为例，双方在电子、汽车、纺织服装等产业已建立起深度互补的产业链协作网络，区域价值链韧性显著提升。这种区域化趋势并非传统全球化的倒退，而是在新形势下对全球化模式的优化调整，在保留全球化核心收益的同时，有效降低了系统性风险。

2.权力再平衡规律

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正在经历深刻的权力重构过程。传统上由大型跨国企业主导的层级型治理模式，逐步让位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混合型治理架构。在这一过程中，民族国家通过产业政策重新获得价值链调控能力，区域组织借助贸易协定扩大规则影响力，平台企业依托数字生态系统构建新型治理空间。

中国的角色转变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再平衡过程。从早期作为规则接受者被动融入全球分工，到如今通过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等机制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的话语权显著提升。企业层面的战略调整同样反映了权力格局的变化，如雷诺公司在不同区域采取差异化控制策略：在印度市场实施全资控股以强化主导权，在中国市场则选择轻资产合作模式以保持战略灵活性。

3.技术主导规律

技术创新已成为重塑全球价值链结构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价值创造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具体表现在：

（1）数字使能技术的突破显著提升了跨国协作效率。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使得分布式生产成为可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合作中心的成功实践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规则标准的“软联通”相结合，能够有效促进区域创新合作。

（2）绿色转型技术推动产业布局重构。在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领域，中国与东盟通过技术标准互认和市场开放，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这种“中国技术+东盟市场”的创新组合，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新路径。

技术主导规律预示着，未来的全球价值链竞争将日益聚焦于技术标准制定、数据治理规则和绿色转型路径等关键领域。在这种竞争格局下，国家和企业的创新能力将成为决定其价值链地位的核心要素。

4.演进特征与未来趋势

全球价值链系统的演进呈现出典型的复杂适应系统特征。历史路径依赖、外部冲击扰动和内部动力机制的交互作用，共同塑造了系统演变轨迹。虽然新冠疫情等地缘冲击加速了数字化、区域化等趋势，但并未改变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深层逻辑。

当前，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基于效率原则和技术协同的全球价值链整合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最可能的发展前景是形成“半球化”格局与全球关键领域合作并存的新平衡：一方面，主要经济板块内部联系持续强化；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领域，跨国合作仍将深入推进。这种二元结构或将成为未来全球生产体系的新常态。

四、我国的应对策略

在全球价值链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中国需从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产业层面的路径升级和企业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等多方面入手。

1.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体系

一方面，巩固现有优势领域的价值链地位，如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配套强化在电子、机械等制造环节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加大对数字技术、绿色科技等未来竞争高点的投入。政策工具应从传统补贴转向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包括基础研究支持、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实践表明，制度型开放（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对接）比传统商品要素开放更能促进深度价值链融合。

2.产业层面的升级路径：多元化与差异化并行

技术密集型产业（如半导体）采取内生拓展路径，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传统产业（如纺织）可通过数字赋能提升效率；新兴产业（如新能源）则可利用外生嵌入快速获取先进技术。产业政策需注重不同升级路径的协同，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同时推进技术研发（内生）、引进特斯拉（外生）和智能网联（数字）的策略值得借鉴。区域产业链合作是有效路径，如中国与东盟在电子、汽车等产业的上下游协作证明，基于互补优势的区域价值链更具韧性。

3.企业层面的价值链战略：兼顾效率与安全

跨国经营企业需建立地缘政治风险评估框架，对关键供应链实施“中国+1”或区域多元化布局。企业应加强数字化能力建设，利用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提高供应链透明度与响应速度。参与标准制定是提升价值链话语权的关键，如上汽通用五菱充电桩标准进入印尼法规体系的案例。中小企业可通过专业化深耕特定环节或加入数字平台（如阿里巴巴国际站）参与全球价值链。

4.国际社会：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基本框架，支持WTO改革以应对数字贸易、产业补贴等新议题。区域合作是现实路径，可推广中国-东盟模式，在尊重差异基础上推动规则渐进融合。建立关键产品（如医疗物资、芯片）的全球供应链预警和协调机制，避免危机时完全转向保护主义。加强绿色发展国际合作，推动碳核算方法和绿色标准互认，降低跨境合规成本。

对中国而言，特别需要平衡安全与发展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补短板”（如半导体设备）和“锻长板”（如新能源、数字经济）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另一方面，保持高水平开放，深化与东盟等伙伴的合作，避免技术脱钩带来的效率损失。彭支伟(2021)的研究强调，中国应“认清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真实地位”，虽然同发达国家的总体技术差距缩小，但绝对差距依然明显，价值链升级将是长期渐进过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不能忽视国际循环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RCEP等机制拓展合作空间。

五、结论

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本文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系统结构的多层次分析，揭示了其演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的演变呈现出区域化、多元化和数字化并存的发展趋势，受到国家间权力格局、产业技术范式和企业战略行为的共同塑造。在此过程中，中国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可以通过构建“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体系、推动产业多元化与差异化升级路径、加强企业数字化能力建设和参与标准制定等策略，在逆全球化的浪潮中提升自身的国际分工地位。同时，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治理体系的构建，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全球合作。未来，中国需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之间寻求平衡，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更加公平、高效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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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2023年广东省金融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的研究成果；（粤教职函〔2024〕34号）；2024年广东省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国际金融实务”(2021JSQZ0101)的研究成果。（粤教职函〔2025〕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