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芸  董佳宇

（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1）

摘要：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影响下，企业ESG责任履行一直是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学术型高管与企业ESG责任履行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学术型高管能显著提高企业ESG责任履行，且该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研究表明，绿色创新能力在学术型高管与ESG责任履行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不仅从高管个人背景角度拓展了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进一步丰富了烙印理论与高层梯队理论，也为企业优化高管团队配置、选聘人才提供了经验支撑。

关键词：学术型高管；ESG责任履行；绿色创新能力；声誉压力

一、引言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从ESG（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的角度审视企业应对风险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成为人们对企业进行评价的一种新兴方式，也是外部投资者防范风险的重要工具。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理念，ESG近几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焦点。我国于2018年发布《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全国工商联和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等推出“中国ESG（企业社会责任）发布”并正式发布《年度ESG行动报告》；2024年12月由财政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了《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一系列举措传达了我国对ESG理念的重视，故研究企业ESG责任履行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我国先后有过三次下海经商潮，知识分子“弃文从商”，政府官员“弃政从商”，学者担任高管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中特有的经济现象。近年来人们逐渐对学术型高管这一研究方向产生关注，周楷唐等^[1]根据我国改革开放所独有的“文人下海”现象首次提出学术型高管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并且指出高管学术经历能够发挥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目前有关高管团队对于企业影响的研究主要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展开的。自1984年高层梯队理论提出以来，引发了学者对高管的价值观^[2]、人口背景^[3]、年龄^[4]、性别^[5]对公司影响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从高管的政治关联^[6]、从军经历^[7]、教育程度^[8]和任期^[9]的角度研究其对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另有学者从烙印理论出发，证实高管经历对企业经营战略的影响，诸如缓解实体企业的金融化程度^[10]，提高企业现金持有水平^[11]，缓解融资约束^[12]，影响股利分配倾向^[13]等。而通过对ESG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我国学者对ESG的研究大多聚焦于ESG表现产生的企业层面经济后果。在此背景下，对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开展研究，对于我国推动企业ESG责任履行，完善ESG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实际上，公司治理中的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的决策经营能够产生关键影响，ESG责任履行作为企业经营决策中的关键一环，是否受到高管个人特征的影响？尤其是对高管特征具有重要塑造作用的学术背景^[14]，又会对ESG责任履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作用路径又怎样？但尚未有文献将学术型高管与企业ESG责任履行结合研究，综上所述，学术型高管与ESG责任履行之间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丰富了ESG责任履行领域的研究。从学术型高管视角切入，对ESG责任履行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补充。第二，理论应用领域的拓展。从学术型高管角度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与烙印理论的研究。第三，本文不仅从总体上分析了学术型高管对ESG责任履行的影响，还试图进一步提供证据，考虑绿色创新能力这一内部驱动力，打开学术型高管促进ESG责任履行的“黑箱”。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学术型高管与企业ESG责任履行

首先，学术型高管会为了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而提高ESG责任履行水平。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者的特质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战略^[14]。卜国琴等^[15]从高层梯队理论出发，指出高管的人口统计学特征、教育经历和职业经历会影响企业日常决策，证实了高管会因为注重可持续发展从而提升企业责任履行。高管的早期学术背景会使他们更加了解ESG理念对企业长期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学术型高管会将其在学术经历中所学到的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ESG的思维理念和管理方法应用到日常管理实践中。企业积极进行ESG责任履行能够塑造良好形象，提升企业价值^[16]，有利于企业长期经营，因此学术型高管会提高ESG责任履行水平。

其次，具体到ESG责任履行的社会维度，学术型高管能够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中促进ESG责任履行。学术型高管是指曾在高校任职、科研院所或科研协会有工作经历的高管，基于烙印理论视角，社会组织中的个体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环境特征的影响。高管能够从学术经历中获取知识与技能，并对企业未来管理决策产生影响^[15]。高管的学术经历有助于塑造其优良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意识，并且这种“道德烙印”会刻在高管的日常决策之中，以此在决策中形成严格的自我监督机制，使得高管遵行其所奉行的道德标准，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履行逐渐成为企业生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环境保护与责任履行日益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而ESG作为一种新型投资体系，是从投资端督促企业履行环境保护、员工权益保护和公司治理等社会责任，因此，具有学术经历的高管能够规范企业的行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进而促进企业的ESG责任履行水平。

最后，学术型高管会出于对自身声誉的珍视而提高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有学术经历的高管会更加重视声誉在自我感知中的地位，良好的个人声誉会提升高管的业绩和社会地位^[17]，而高管的社会地位越高，其获得的社会资源愈加丰富，愈能为企业带来额外的竞争优势。当企业陷入声誉危机时，公众通常会将责任归于高管的道德缺陷^[18]。因此，学术型高管会更加重视自身声誉。学术型高管会通过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避免企业陷入声誉危机，从而防止自身声誉受创。

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学术型高管与企业ESG责任履行呈正相关关系。

2.绿色创新能力的中介作用

一方面，学术型高管会提高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绿色创新是创新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创新的一个特定类型，与创新有一致的底层逻辑^[19]。创新意味着高管要根据企业属性，考虑企业利益与发展方向，形成研发战略^[20]，因此高管对企业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早年的学术经历会对创新有显著影响，学术型高管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13]。此外，学术型高管为企业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提供了人才支撑。具体而言，学术型高管能通过其社会关系网络为企业招揽专业的绿色创新型人才^[21]，从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另一方面，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会提高企业ESG责任履行。从环境层面，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能够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消耗，促进企业绿色转型，提高企业环境绩效^[22]；从社会责任层面，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为市场提供更具环保理念的产品，增强供应链上下游绿色转型动机，提高社会责任绩效^[23]；从公司治理层面，绿色创新能力提升推动企业建立绿色低碳生产运营体系，优化内部治理结构，提高公司治理绩效^[24]。综上，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从环境、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总体提升ESG责任履行。

基于上述分析，学术型高管的自身特质与能力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从而提高ESG责任履行。故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学术型高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这一中介渠道来提高ESG责任履行。

三、研究设计

1.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9-2023年的数据为样本，选取此样本区间出于以下考虑：（1）在此时间段内国际上已出台有关ESG相关文件，ESG理念在国内国外均引起重视；（2）我国第三方评级机构已出现并完善了ESG评级系统，本文ESG责任履行数据来源于华证数据库，其他变量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CSMAR）。对初始数据做了如下筛选和处理：（1）剔除ST、*ST类公司数据；（2）鉴于金融、保险和房地产行业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保险以及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3）剔除了具有缺失值数据的样本。本文数据统计分析使用Stata17.0软件，最终获得35873个数据样本。

2.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选取华证数据库评分来衡量ESG责任履行。华证基于各项指标得分计算加权后共分为三级九档，具体从 C~AAA 九级进行划分，本文参考已有学者的做法，采用赋值法构建解释变量，即将九个等级依次赋值1到9，分数越高表明企业 ESG 责任履行越好。

（2）解释变量

学术型高管即为有学术经历的高层管理人员。其中，本文参考黄越等（2011）^[25]研究中的定义，将高层管理团队界定为：公司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经营层高级管理人员全体，不包括董事会、监事会成员、董事会秘书和专职党委书记；对于学术型高管的界定标准，借鉴周楷唐等（2017）^[1]的做法，指具有曾在高校任教、科研机构任职或者协会从事研究经历的高管。本文设置虚拟变量Academic来衡量是否为学术型高管，当高管含有学术经历时，取值为1，否则取0。

（3）中介变量

本文借鉴刘柏^[26]的方法，将企业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和绿色实用新型申请数量加总，将总和加1取自然对数，以消除数据右偏分布的问题。

（4）控制变量

在借鉴曹越等^[18]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相关变量进行控制。

各变量具体定义见表1：

表1 变量界定及含义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被解释变量ESG责任履行的标准差为0.935，且均值为4.153，最大值为8.00，说明大多数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较低。企业内是否有学术型高管均值0.1859，表明我国具有学术型高管的企业占比较少，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的重要意义。其余控制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基本保持一致。此外，本研究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学术型高管虚拟变量在1%的水平上与ESG责任履行显著正相关，说明学术型高管对ESG责任履行产生正向影响，这与假设1的预期一致。除此之外，本文还对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进行估计，其中最大值为1.88，平均值为1.41，说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2 描述性统计

表3列（1）至列（3）报告了学术型高管对企业ESG责任履行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汇报了未加入控制变量、年份和行业效应的基准回归结果，两者在1%的水平上显著。其次在列（2）中汇报包含控制变量，未控制年份和行业效应的回归结果，在列（3）中汇报进一步加入双重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两列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与ESG显著正相关，说明学术型高管能够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验证了假设1，即企业中学术型高管能够提升企业ESG责任履行。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表4汇报了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列（1）至列（3）报告了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列（1）结果显示学术型高管与ESG责任履行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2）表明了学术型高管与绿色创新能力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列（3）在加入中介变量绿色创新能力后，学术型高管与ESG责任履行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绿色创新能力与ESG责任履行在1%水平上显著，且与主回归列（2）系数相比，学术型高管与ESG责任履行系数降低，初步验证假设2。本文进一步进行了Sobel检验，其Z值为10.33且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中介效应成立，进一步验证假设2。

表4 机制检验结果

（1）Heckman两阶段检验

由于本文是在剔除数据缺失、金融行业以及ST样本等基础上进行的分析，且有些高管可能会因为某些原因不会披露自身的学术背景，从而造成样本缺失，因此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为解决此问题，本文构建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检验。

第一阶段本文以学术型高管的代理变量以及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学术型高管代理变量取平均值Aver_academic）构建Probit模型，计算出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阶段将计算出的逆米尔斯比作为控制变量纳入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列（1）至列（2）所示。选择方程表明，本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第二阶段是在基本回归模型的基础上纳入了IMR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IMR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存在一定的自选择问题，而加入IMR之后，学术型高管依旧能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说明本文的关键结论在考虑了样本自选择问题的基础上依旧成立。

表5  Heckman两阶段检验

（2）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有学术背景的高管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的统计显著可能源于某些随机因素，本文参考魏志华等^[28]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以甄别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的提升是否是由某种随机因素所引起。本文通过随机设定学术型高管变量进行安慰剂测试，由于随机设定高管的学术背景只是一个“伪”处理变量，因此，在进行随机回归时，该“伪”处理变量理应不会对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产生影响，即其回归系数应在0附近。基于此，本文进行重复1000次的随机过程进行系数的估计，其结果如图1所示。结果表明，该“伪”处理变量的估计系数接近于0，且其P值绝大部分都在0.1以上（横虚线为0.1），且高管的学术背景的真实回归系数（0.0728）在小概率事件范围内，独立于随机模拟的系数分布。综上，可以断定，高管具有学术背景对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的正向影响作用并非偶然事件，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可靠性。

图1 安慰剂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1.研究结论

本文以2009—2023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高管个人背景角度出发，基于烙印理论和高层梯队理论，分析学术型高管对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企业内有学术型高管能够有效促进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且经过Heckman两阶段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第二，学术经历培养了高管的眼界、拓展了高管的人脉，因此学术型高管能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

2.研究启示

本文从高管特征角度出发，探讨了企业有学术型高管以及企业高管背景比例对企业ESG责任履行水平的影响，这对于企业深入理解ESG责任履行与企业团队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第一，优化高管团队学术背景建设。高管团队在企业活动中扮演主要的推动者和决策者角色，学术型高管不仅拥有深厚的理论知识，更具发挥学术资本驱动作用的社会责任感。因此，企业在建设高管团队时应重视提升学术型高管比例，并赋予其更大的决策权，以最大程度发挥学术背景对ESG责任履行的积极促进作用。第二，制定绿色创新战略。在学术型高管的引领下，将绿色创新纳入企业的长期发展战略，明确绿色创新的目标和路径，并将 ESG 责任履行融入企业的整体战略规划和高管考核指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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